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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枫: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学——语境与困境

更新时间:2019-03-29 15:49:40
作者: 曲枫  
杨氏观点并未促使问题的解决,民族概念的混乱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延续并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据郝时远统计,从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仅《民族研究》杂志发表的专论民族定义的论文就有30余篇之多[19]。1983年,王明甫发表《民族辩》一文,反对将ethno译为民族。认为该英语词汇是指世界上各种类型的种族共同体,主张将其译为民族共同体或族体,以与民族术语相区分[20]。针对大陆学者受台湾学者影响而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的现象,阮西湖则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ethnic及ethnic group的意义就是指民族,不能另作他译[21]。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l)也参与到争论之中,从西方学者的视角提出,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并不能对应于英语的“nationality”,因为后者包含“国籍”之意。但它与ethnic group也不能对应,因为后者属于地方语境,且具有主体性和流动性特点,而汉语的民族一词则属于国家语境,具有客体性和固定性的特征。因而汉语的民族在英文中并无对应术语[22]。范可则通过对民族与族群术语在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中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族群(ethnic group)还是民族(nationality)术语,二者都体现了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所经历的复杂、多变的过程。无论在学术上和一般使用上,二者都具有较强的任意性[23]。

  

   2005年,朱伦在《民族研究》上发文,再次介入民族概念之争。他将nation与汉语国族一词对应,将nationality与民族对应,将ethno与族种对应,将ethnic group与族群对应,认为族群是族类学(ethnology)的专业术语,而民族与国族则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单位。中国56个民族都是作为nationality的民族,而非作为ethnic group的族群,因而族群概念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基本上等于说,对中国民族的研究只能是一门政治科学而非人类学科学[24]。

  

   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创立初期的1930年代,许多学者对民族概念含混使用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时至今日,“民族”概念的含混性与涵义的多重性已是公开的事实。199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杂志社联合举办了“‘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对如何理解和使用民族概念问题进行了讨论[25]。这一活动在当时的民族学研究领域具有轰动效应,国家层面对此也是十分了解。因而,将涵义含混的民族概念作为学科名称的使用并不是对概念的误用。反之,民族概念的多义性正好契合了国家的需要。首先,人类学本土化出于对西方知识系统的逆反,必然强调概念与术语的重构。传统人类学或民族学主要从研究“他者”,即世界上的小数族群发展而来,进入历史悠久的中国便马上遭遇是否适用的问题。民族一词既可将中国民族学与西方人类学区分开来,也可与社会政治语境强势结合进而构建强势学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生产。其次,民族术语正因为其涵义不明,因而远较人类术语更能提供政治想象空间,也更具有管理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如范可所言,“任何概念之所以成为术语,除了它们本身特定的含义外,还在于它们的可操作性,它们是许多具体事项的抽象表达”[23]。其三,民族学概念较人类学概念更能契合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也可以更有效地为学科带来知识权力。如乔健所言:“人类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数字一样,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它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的功用是根本的、广泛的、长期的,却不是立竿见影的。”[26]16当民族学概念化身为“民族科学或民族学科”[17]时,它俨然成为一个包含民族理论、民族经济、民族人口、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在内的超学科,很容易被想象为可以直接为国家治理提供政策支持。

  

   无庸置疑的是,这一“超学科”的建立势必以牺牲学理研究为代价而使之沦为王铭铭所称的“应时式的研究”。此种应时研究“不顾学理而只顾现实经济变化”,只见浅表层次的描述及政策报告式的“论断”而缺乏人类学学理分析[27]。

  

三、人类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学的“本土化”


   自人类学与民族学在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重建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人类学与民族学无论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越来越呈现出分道扬镳之势。周大鸣与刘朝晖曾总结,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有两大特点,一是学术思想的自主精神;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决定性影响[1]。在笔者看来,其所言第一条的“自主精神”主要对应在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而第二条政治环境影响则主要对应于超民族学科的构建。

  

   重建后的人类学一直秉承西方人类学的学科研究方法,重视田野工作、民族志书写及理论探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简单搬运,其本土化探索自学科创立以来就从未停止。西方人类学理论建立在对殖民地非西方民族的观察之上。但中国则是一个有着丰富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的国家,因此当人类学理论初入中国,本土学者马上意识到了适用性问题。与西方人类学聚焦于部落社会不同,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将汉族研究与少数民族研究一道纳入到研究之中[28]。费孝通力主将体现时间纵向的历史因素加入到人类学研究之中,进而强调“文化自觉”与“参与观察”并重,并结合功能主义理论提出“历史功能论”[29-30]。历史人类学在费氏的带动下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这一本土化探索并未改变其国际化人类学标准和性质。

  

   近十几年以来,国内学者与港台、海外学者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深化了我们对本土化历史人类学的认识。比较系统的田野调查工作包括大陆与香港学者合作的“华南社会研究计划”和大陆、台湾与美国学者合作的“闽南文化比较研究”。文献与田野调查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另外,对美国人类学家卡洛琳·布列特尔(Caroline Brettell)的“文献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 in the archives)概念的引进,会更加有助于我们对人类学在中国全面展开的信心[31]。

  

   因为人类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发生、发展的学科,因而与其他的学科的结合便是必然。在中国也是如此。尤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在人类学框架内的跨学科研究日益兴盛,不仅包括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律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乡村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也包括研究人类生存环境、风俗、信仰、身体的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性别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同时,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改善的应用人类学也已引进中国,并与世界同步发展。它包括发展人类学、行为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旅游人类学、老年人类学、食物人类学、工业人类学、农业人类学等[6]97。然而,这些跨学科研究仍然以人类学的基本学科规范为基础,无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并未突破学科分类标准。

  

   与之不同的是,民族学本土化则以“中国特色”为标志,完全摆脱了人类学学科规范的框定。在国家管理部门的支持下,民族学迅速成长为一门综合的以中国和世界民族为研究对象的超学科,重点包含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经济、民族语言、(狭义)民族学、世界民族研究等。其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虽然各学科之间有所交叉,但并不属于人类学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起源、行为、体质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科学。无论是以人类起源、进化和生物特征为研究对象的体质人类学,还是以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乃至包含以上各方面为研究对象的考古人类学,其研究主体都是人与文化。虽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也是以人为研究主体,但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如美国人类学家杰克·以勒(Jack Eller)所强调的那样,它是从整体上研究过去和现在人的身体与行为多样性的科学[32]。庄孔韶也意识到人类学研究对象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相似性,因而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将田野考察与民族志书写作为学科标志,将跨文化比较作为基本方法[33]。张小军认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即‘文化’,‘文化’是人类行为的软件编码,大到经济文化、政治文化、族群文化,小到企业文化、家庭文化、茶文化,人类社会从全球、国家到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无不需要人类学的研究视角。”[34]

  

   与之不同的是,在民族学学科研究中,人与文化处于缺席状态,国家一跃成为表述主体。以当下民族学科中的显学——边疆政治学为例,“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治理”均为热点概念(如麻国庆[35]、夏文贵[36]、徐俊六[37]、赵永春[38]),而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边界”“族群认同”等概念则被忽略(参阅范可[39],赵树冈[40])。进入21世纪,有关学者将边政学术语扩充为“中国边疆政治学”,虽然承认边政学在形式上属于民族学的范畴,但明确突出其政治学色彩。如吴楚克说:“中国边疆政治学把传统边政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生命延续,这种精神完全溶于中国边疆政治学自身,成为学科特点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边政学产生的理论价值和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学者都以维护中国疆域安全和民族团结为己任。同样,随着中国日益发展强大并逐渐突破地缘安全的影响,如何维护中国疆域安全和民族地区稳定就成为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现实价值和学科目标。”[41]再如民族学科体系下的世界民族研究,其主要方向包括世界民族构成、各国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跨国民族研究、国族间关系、国家民族治理等等(如常士訚[42],青觉、王伟[43],周光辉、刘向东[44],周平[45],周少青[46]),更像是中国边疆政治学向海外地理区域的延伸与拓展,而不是高丙中所提倡的以“参与式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的海外民族志写作[47]。

  

与中国情形不同的是,民族学(ethnology)概念在“二战”之后已基本为欧美学术界所弃用。原因大致有以下3点:首先,人类学在“二战”前的研究对象是非主体民族,而“二战”之后,人类学将主体民族也纳入研究范畴中,继续使用民族学一词便显得狭隘和不准确[2]2-3。其次,作为民族学的人类学,即“二战”前的人类学将文化“他者”作为研究主体,很难避免殖民心态与欧洲中心主义传统(参阅Marcus&Cushman[48])。因此,若延续使用民族学概念,将涉及到一个对待原住民社会的公平道德问题。与民族学概念不同的是,人类学“通过认识他者文化来理解人类自身的独特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帮助人类消除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养成平等地对待其他文化的包容、合作精神”[49]。第三,民族学概念由于强调对他者文化习俗的研究,因而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因素。而人类学概念则更强调比较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因而常常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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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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