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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

——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9-03-28 22:53:49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扬逐步退潮,与奉献“国家”“社会”相比,单纯追求个人独立几乎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反复遭到批判。其原因有二,一是“个人主义”与中国崇尚群体道德伦理的传统相抵触,二是一战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个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理论基础,其启蒙价值遭到严重质疑。抗战全面展开后,救亡图存的时局亦有利于“社会有机体论”和“团体主义”价值观的弘扬和传播,“个人主义”遂彻底走向没落,最终让位于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化色彩的集体主义精神。

  

   关键词:五四运动;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社会有机体论

  

导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舆论场,各种思潮纷繁交织在一起,不断竞争着对知识界的主导权。当时议论最多的时髦名词无疑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然而事后经人追忆,五四思想界以青年为生力军,欢迎“莫拉尔小姐”即“道德伦理革命”者同样大有人在,其热门程度实足与“民主”“科学”构成鼎足而三之势,只不过后来对五四运动的解读有日趋窄化的倾向,关于五四的各类记忆不断经过筛选和修正,最终构成“纪念史学”之一环,学界每年都在纷纷忙着向德赛两“先生”欢呼致敬,“莫小姐”却被慢慢疏忽冷落而最终湮没无闻。

  

   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检视五四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时就会领悟到,“莫小姐”之所以重要乃是在于开启了冲破传统道德伦理束缚,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风潮。“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等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反复讨论,五四新青年们不仅聚焦热议个人命运与“国家”“世界”之关系这类宏大问题,而且频繁触碰个人生活中最为鲜活和隐秘的方面。

  

   与有关“科学”“民主”相对抽象和政治化的讨论相比,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其实更切近每个青年的个体生存经验,也最容易生发出相应的共鸣和感慨。杨国强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的张扬跳脱出了此前20年维新思潮的主流和轨辙,也舍弃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其他主题,其对人的“解放”之向往,则已不能全为启蒙运动一路高扬的理性精神所范围。所以,新文化运动里的这一脉,又以其个人主体和个人本位另开一面,为近代中国思想史带来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

  

   本文拟要研判的问题是,曾经如此强势崛起而又风靡一时的“个人主义”思潮为什么在五四以后慢慢边缘化了?为什么当“个人主义”再度引起关注时却已经蜕变为灰色丑陋的负面形象遭到彻底批判?为什么“个人主义”一度作为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并驾齐驱的先进思潮捕获了不少青年人的心灵,最终却只有“社会主义”思想脱颖而出获得了广泛认同?

  

   张灏曾经发现,五四思想呈现鲜明的两歧性特征,其中“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这两种倾向常常吊诡地并存于五四知识领袖的早期思想之中。 如果从观念史的角度观察,“个人主义”在五四以后的舆论场中遇冷且慢慢销声匿迹,大致不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典认知体系本身就不具备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个人主义”是纯粹的西方舶来品,尽管时人在转译过程中对其涵义不断做出修正,以尽量适应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但其西方思想的本义却明显悖离中国人的处事原则,终究难逃水土不服、昙花一现的命运。二是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几乎时时刻刻受到外来压迫的威胁,始终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被肢解瓜分的恐惧感一直盘旋在近代知识分子的脑际,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势必影响他们对西方思想输入的选择取向。“个人主义”鼓吹个性解放虽然对青年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却最终难敌“集团主义”在图强御侮方面焕发出的强大凝聚力量。

  

   要想知晓“个人主义”从风行一时到沦为批判对象的深层原因,首先必须对中国传统中有关“个人”与“公”“私”关系的观念略加梳理。一般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与公共事务发生联系时,“个人”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个人”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一些被今人戴上“启蒙思想家”高帽的古代学者曾经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竭尽全力从古代文献中发掘“个人”优先于王权或旧体制的个别言论加以另类释读。人们常常举出晚明李卓吾和清初黄宗羲的相关言论作为例子,证明他们是早期中国“个性解放”的代言人,但均难有足够的说服力。原因在于,在中国的“个人”生活中,与“公”的正面意义相比,“私”具有毋庸置疑的绝对负面意义。按照沟口雄三的说法,这一“公”“私”对立的思想具有“原理性”涵义。这一“原理性”肇始于《礼记》“天下为公”的主张,到宋学设定所谓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的二元对立普遍命题之后,“私”乃是人性中积生恶性的来源的意识日益被强化,最终沉淀在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之中,成为一种判断是非的准则。

  

   在天理自然的名目下,自私用智,即个人的后天意愿能动性,是被否定的,个人即使有欲望,也被包裹在天理和公意之下,没有自立的可能。晚明以来虽偶有人出来对此观点进行矫正乃至批判,却难免属于小修小补,无法撼动其原义的根基。即使到了清末,反对皇帝一人的利己主义之私,主张民权之私,也不是从摧毁公意的基础上,提倡每个人均拥有“自私”的权利,包括处置自己的生活,而是必须与中国国家命运实现一体化的融合之后,对个人权益的追求才具有合理性。换句话说,只有把个人的私权与全民族的公权结合起来以后,“个人”拥有的“私权”才具有正当性的意义。清末反清志士眼中的民主,是否定少数(满人)或个人(皇帝)专制的民主,不是为个人自由而是为总体自由的民主。为总体的民主,个人的自由有时必须做出牺牲。按沟口雄三的话来说,这样“螺旋式发展的结果,依旧是无个体的天下公”。

  

   考察五四前后“个人主义”思想演变的困难之处在于,除老庄和魏晋玄学鼓吹脱离群体的浪漫情调之外,中国人自古就很少把“个人”“自我”单独分离出来进行讨论,到宋明以后更是如此。儒家教导我们,“修身”和对“自我”“个体”的认知必须放在一个人际网络里面加以定位和把握,这个网络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王朝乃至天下。“个人”只能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

  

   晚清以来,中国在屡受西方欺凌的情况下,一些思想先行者开始尝试跃出原有人脉网络的控制,寻求别样的发展空间。他们喜欢把“个体”与一些新的团体单位如“国家”“社会”“党派”“团体”等联挂在一起,再赋予其新的意义。甚至对一些新名词如“世界”的理解往往也被诠释为不过是“大同”“天下”观念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就说明中国人大多依然习惯在网络化的状态下认识“个人主义”的价值。

  

   令人深思的是,“个人主义”思潮的崛起正是以反省民初政治和打倒腐败“国家”为发轫契机,到1940年代末期却又绕了个大圈子,回到民初提倡“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建设目标这个原点,同时也回到“个人”必须参与集体政治的旧轨辙,只不过在“公意”的旧瓶子里装上了社会改造的新酒。

  

   因此,我们观察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崛起与变异,不但要把它置于清末民初的反专制言论的脉络下进行思考,更要了解五四学人表面上以“个人”“自我”为本位提出的“私意”要求,与传统的“公意”原则之间到底有何继承关系,以及“公意”是如何制约着“个人解放”及“自我发现”观念的阐释路径的,同时也要考虑“个人主义”思潮的衰退与五四以后时局变化之间到底构成了怎样的呼应关系。

  

一、五四前后极端“个人主义”论述的短暂流行


   如果追溯“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史,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尝试将西方个人主义传入中国的人可能是严复,严复于1903年出版的《群己权界论》(由弥尔《论自由》一书译成)是国内第一本宣扬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译作。 “个人主义”一词更早在中国报章中出现的时间也可以追溯到1902年10月杨度发表的《〈游学译编〉叙》,在这篇文字中,杨度就曾言及欧洲自18世纪以来“或主世界主义,或主个人主义,或主实利主义,或主感觉主义”。 1903年,《大陆》杂志刊登《中国之改造》一文,明确指出“夫国家组织之目的,在于社会幸福之增进及伸张个人之自由”。同时界定“夫国家也者,个人之集合体也,社会亦个人之集合体也。凡健全之个人,思想发达而同其利害者,即可造一政治的团体”。 胡汉民1906年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评述严复的政见时也曾说:“二千年来,政界沉沉,更无进化,内力苶弱,至为他族陵逼者,可综括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个人之有自由独立,二曰不知机关之性质。不知个人有自由独立,故饮食教诲惟所命之”。故而“欲明国家之性质,其最重者为分子团体间之关系,而吾国政界之蒙昧,亦于此点为最甚。” 同年《新民丛报》也曾刊载一篇短文,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突出了“个人”优先于“社会”的原则,“无个人则无社会。社会由个人而成立,社会者,实不过由各个人所成之契约。而所谓社会的意思,决非实有者,故实存于世间之物,唯个人而已,个人的意思而已。社会一切之事物,皆归于个人的意思,发自个人的意思,凡言语、风俗、法律、宗教,所有社会上精神的产物,皆随个人的意思自由制作者也。”

  

   在晚清改革背景之下,如何有效地建立现代国家成为当务之急,也是知识界不断争论的核心议题,大多数舆论认为,“国家”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似乎具有当仁不让的优先性。特别是晚清学人出于国势日危的考量,开展了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试图唤醒民众尽快建立起国家公民的意识,过度关注“个人”很容易被理解为与“爱国”主张相对立,“个人主义”也时常被诟病为“自私自利”的同义词。鲁迅早在1907年就对此误解提出批评,他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

  

   鲁迅的想法是,20世纪文明与19世纪文明异趣的地方就是更注重内部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而不是只关注客观梦幻之世界。20世纪的新精神表现在“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内部生活增进的结果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和西方列强相比较,中国以往太过注重物质而嫉妒天才,太多依靠外力,那些“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这才导致中国加速沉沦。

  

另一位名叫莎泉生的作者则直击时人以爱国公益为名,不惜牺牲私利而使人民安乐、政府尊荣的想法是因为不识“个人主义”的真义。在他看来,“个人主义”被严重曲解,乃是因为国人误以为其学说就是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只考虑升官发财纳妾,仿佛一切自私自利的丑陋言行都被硬性挂在“个人主义”的招牌下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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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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