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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关于“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9-03-28 00:19:13
作者: 李维武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是笔者在10多年前结合自己所从事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而提出的, 希望以此作为拓展和深化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 (1) 这些年来, 笔者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 对这个新的方法论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探讨与运用。在这里, 把自己的所思所得, 以“再思考”的形式作一概括性说明, 以求教于方家同道。

  

   一、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分

  

   “哲学史”与“思想史”, 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学术史上出现并为学术界广泛使用, 已有近百年的时间。新文化运动中, 胡适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课程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 》,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并撰《史学思想史》讲义, 就是这两个概念在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证明。此后近百年间, 中国学者撰写了许多部题名为“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

   但长期以来, 这些被称为“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 往往并没有作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明确区分, 或者把“哲学史”和“思想史”看作是大同小异的概念, 或者认为思想史包含了哲学史、哲学史被包含在思想史中。特别是一些标明为“思想史”的著作, 主要论述的其实还是哲学史的内容。如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以及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 实际上都是以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的书写方式, 在今天的一些思想史学者看来, 只是一种“大号哲学史” (1) 。

   中国学术界以自觉的学科划分意识, 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各自内涵及两者关系进行深刻反思, 并真正地把哲学史与思想史明确区分开来, 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1983-1984年, 中国学术界曾就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哲学研究》发表了一批相关文章, 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 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2) 这场讨论是完全学术性的, 规模并不算大, 参与者也不很多, 但对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在于厘清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各自内涵, 从而使哲学史与思想史开始明确区分开来。通过讨论, 人们不仅认识到哲学史与思想史是两种不同的学问, 而且认识到哲学史与思想史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哲学史属于哲学学科, 思想史则属于历史学学科。作为哲学学科的分支, 哲学史所研究的是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逻辑开展;作为历史学学科的分支, 思想史所探讨的则是人的精神生活发生发展的历史, 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潮、意识、观念、群体性心理的具体研究。简言之, 哲学史着重于探讨形而上的“思”, 思想史则着重于探讨非形而上的“史”。“思”是指哲学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 “史”则是指历史运动的现实性、经验性。由此可见, 探讨“思”的哲学史与探讨“史”的思想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两者并不是大同小异的, 也不是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的。

   基于对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新认识, 哲学史学者与思想史学者分别作出了努力, 凸显了哲学史的“思”的特征和思想史的“史”的特征。在哲学史方面, 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的“泛化”与“纯化”问题。周继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一文, 就集中反映了当时哲学史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认为“一部内容过于‘泛化’了的哲学史, 就混同于一般的思想史, 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特点”, 因此需要“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来一番‘纯化’, 把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内容‘排除’出去” (3)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盛行的哲学范畴研究, 旨在把抽象性、逻辑性的“思”与现实性、经验性的“史”分离开来, 体现了哲学史学者在“纯化”方面所下的功夫。在思想史方面, 葛兆光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的问世, 鲜明地体现了思想史学者把思想史区分于哲学史的自觉。尽管人们对葛著有不同的意见, 但有一点看法当是一致的, 这就是它已不再是那种以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著作了, 改变了那种“大号哲学史”的思想史书写方式。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思想史着重于非形而上的“史”, 并没有任何贬抑的含意。形而上与非形而上, 在这里只是就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言, 形而上意味着“思”的抽象性、逻辑性, 非形而上则意味着“史”的现实性、经验性, 不是说后者不如前者重要。一些对思想史有自觉认识的学者, 也是这样看待思想史的。如孙歌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一书, 自序的题目即《在形而下层面结构原理》 (1) , 强调了思想史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在于立足“形而下层面”。

   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 就会发现由于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和把握哲学史与思想史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使得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获得了各自独立的发展空间, 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开展。

  

   二、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重构

  

   哲学史与思想史被明确区分开来以后, 给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局限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凸显了对形而上的“思”的重视, 更重视哲学史内容的抽象性、逻辑性, 从而凸显了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开展, 使中国哲学史研究更具有哲学意味, 深化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到20世纪90年代转而进行的中国哲学问题探讨, 可以看到哲学史学者从“思”的方面逐渐深化哲学史研究的轨迹。局限的一面在于:这种对形而上的“思”的重视, 又不免疏离了非形而上的“史”, 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由于过分强调抽象的逻辑开展, 而忽视了来自历史文化的现实性、经验性。这样一来, 中国哲学史研究往往只知在纯哲学的思辨中打圈子, 而看不到还有许多这圈子之外的来自历史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对于哲学史的探讨, 当然少不了对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的揭示, 但又不能使这种逻辑缺乏现实性和历史感, 成为了一种纯粹在思辨中开展的抽象的东西。

   针对由此所导致的哲学史研究中“思”与“史”的疏离, 中国哲学界的有识之士又提出把“思”与“史”重新结合起来、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要求。在这方面, 笔者的老师萧萐父先生在1989年写过一篇题为《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的短文, 表达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泛化”与“纯化”问题的新思考:“鉴于哲学史研究曾羼入许多非哲学的思想资料, 往往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浑杂难分, 我们曾强调应当净化哲学概念, 厘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 把一些伦理、道德、宗教、政法等等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 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 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但进一步考虑哲学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 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 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 文化, 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而这些年我们又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 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1) 他在这里所说的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哲学史研究的“泛化”方法, 所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2) 的思想, 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坚持。从主张哲学史研究的“纯化”, 到重提哲学史研究的“泛化”, 实则提出了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重构问题, 要求在哲学史研究中把“思”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篇短文只有几百字, 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作更多的论述, 但却是十分富有启发性的。

   类似的思考在冯契那里也提出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冯契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带领一批中青年哲学史学者, 把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拓展为以社会思潮史为主体的思想史研究。他在丛书总序中写道:“收入本丛书的著作, 它们所研究的, 可以主要是哲学思想, 或者政治思潮, 或者文化及宗教思潮, 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 但作为丛书整体, 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 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 它们都是对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 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 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 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 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 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 从而使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 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 所以为了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 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 (3) 这清楚表明, 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需要有一个更为广大的视域, 这不仅是一个研究范围的扩大问题, 更是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这一思维范式转换的根本点在于, 由哲学史所强调的“思”而转向思想史所强调的“史”。萧老师曾同笔者谈到冯契与他的关系, 称这一关系为“师友之间”。据笔者的研究和体会, 两位先生之间确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在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问题上, 两人也有相似相通的地方, 这就是重视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性和历史感。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 特别是受到萧老师这篇短文的启发, 笔者结合自己所从事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提出了“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以求在哲学史研究中把形而上的“思”与非形而上的“史”结合起来, 改变那种只注重哲学史自身的逻辑展开而忽视哲学史与历史文化之间联系的状况。具体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化的关联, 要着重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由历史文化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二是建立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三是凸显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化环境的联系。下面, 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 具体说明如何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三、从思想史发现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

  

   哲学史要重视问题的研究, 这本来是哲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90年代, 由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明确区分, 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史研究对哲学范畴的重视,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曾一度被遮蔽、被淡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哲学史研究由对哲学范畴的重视转向对哲学问题的重视, 问题意识之于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哲学史学者的共识。笔者在199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 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重心由哲学范畴向哲学问题的转移。

但是, 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有哪些?这些哲学问题从何而来?在这些问题上, 哲学史学者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在许多人看来, 哲学史中的哲学问题当然是历史上的哲学家所提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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