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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关于“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9-03-28 00:19:13
作者: 李维武  
并为以后的哲学家们反复探讨而逐渐深化, 但很难说那个哲学家能够成为这些哲学问题的终结者。张东荪就说过:“一部哲学史不是问题的解决, 乃是问题的翻新。” (1) 这些哲学问题, 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哲学史的核心问题, 如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 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有的问题虽然不能算是哲学史的核心问题, 如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 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的问题。哲学家们环绕这些古已有之的问题所展开的反复思考与不断探讨, 就构成了哲学史开展的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 指出哲学史上提出的广义认识论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二是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三是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 (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 ?四是人能否获得自由?这些问题都属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因而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必须从这些问题入手。当然, 他又指出, 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 因而对这四个问题的理解各有特点:西方哲学家更注重对前两个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中国哲学家更注重对后两个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由此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各自的特色与精义。但这四个问题都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则是没有疑义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 除了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这些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来自历史文化、来自社会生活、来自时代, 总之是来自马克思所说的“现实世界” (2) ;特别是在那些历史文化发生巨变、社会生活充满矛盾、国家民族前途面临选择的时代, 就会从现实世界中提出一些需要反复思考与不断探讨的重大问题, 受到忧国忧民的哲学家的关注与求索。这些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不是哲学史上古已有之的, 也不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哲学发展中都会出现的, 因而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相比, 不具有那么强的思辨性和那么浓的哲学味, 往往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 以致被人们看成是思想史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史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由于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 且需要经过哲学家的反复思考与不断探索, 因而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 特别是对于显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哲学史的特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20世纪中国, 正是这样一个经历巨变、充满矛盾、选择道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家, 不仅要面对来自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而且要面对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正是这样, 冯契在衡论19-20世纪中国哲学时, 根据自己青年时代投入革命洪流的亲身感受, 特别凸显哲学问题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特别强调“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 (1) 、“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 (2) 。可以说, 这种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密切关联, 这种哲学对时代之问的回答, 正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因此, 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应当关注这些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把这些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哲学家反复探讨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大问题。毫无疑问, 这个问题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的开展中,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中, 都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只有当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需要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作出选择时, 这个问题才会尖锐地提到中国人面前, 成为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就指出, 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 “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 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3) 。因此, 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 首先要看到这一特点: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是爱国者, 是革命家, 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的热情、意志、思想都集中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4) 然而, 由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特殊性, 在许多人看来, 这个问题只是思想史问题而不是哲学史问题, 因而容易为哲学史学者所忽视。

   这类容易被忽视的来自现实世界的哲学问题,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还有很多。例如, 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家又探讨了一系列相关的重大问题, 诸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这些看似不属于哲学史而只属于思想史的问题, 却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开展的主要内容。政治哲学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广泛重视, 但是研究者们或者只重视罗尔斯的著述, 或者只重视古代儒家的思想, 希望从这些地方发掘出建构21世纪中国政治哲学的资源, 而很少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环绕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艰苦探索, 以此作为21世纪中国政治哲学的直接源头。其所以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感到这些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探索, 时代性、现实性很强而思辨性、抽象性较弱, 既不曾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 又不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出现过, 只是属于思想史的内容而不是属于哲学史的内容。

   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相联系, 还有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一些问题。历史观与文化观的一些内容, 也可以说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如历史的进化问题、规律问题、动力问题, 文化的华夷之辨、文质之辨、古今之辨, 都是古已有之的;但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来说, 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更主要内容却是今才有之的, 是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和中国文化的重新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史所发生的天翻地覆大变局?如何看待由此而来的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来自现实世界的问题, 引起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 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关注和探讨也还在继续之中。这种关注和探讨所形成的思想成果, 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 而是对中国历史走向和中西古今文化关系的具体阐发, 因而往往被看作是思想史的内容而不是哲学史的内容。

   提出“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就是希望从思想史视域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域加以拓展, 把这些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的问题, 把这些看似不属于哲学史而只属于思想史的问题, 都纳入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来, 作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因此, 在看待19-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时, 既要重视来自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又要重视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将这两类提问方式和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作一综合性考察和总体性理解。这就形成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层次性和结构性。从逻辑上看, 即从哲学问题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看, 这些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在最抽象的层面上, 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在居中的层面上, 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最具体的层面上, 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样一来, 就使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拥有了更为宽阔的问题域, 获得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历史感, 能够更完整地展现这一时代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 更系统地反映这一时代中国哲学家的思想贡献。

  

   四、从思想史拓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空间

  

   拓展哲学史的研究空间, 对于推进哲学史研究来说, 是一项重要工作。从方法论上看, 这一拓展工作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哲学史内部的拓展, 另一是哲学史外部的拓展。哲学史内部的拓展, 主要是对哲学史的内在逻辑进程进行重新梳理, 以及对进程诸环节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哲学史外部的拓展, 主要是建构和拓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联系, 把更多的与哲学史有关联的思想史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这种哲学史外部的拓展, 也就是从思想史拓展哲学史的研究空间, 构成了“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 如何从思想史拓展哲学史的研究空间, 把更多的与哲学史有关联的思想史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呢?关键一点, 在于进入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 从中发掘出、梳理出那些具有哲学史意义的思想史内容, 由此来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联系。在这里, 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史内容尤其值得发掘和梳理。

   一是哲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进入20世纪后, 现代学科体系取代传统经学体系在中国得以确立, 成为现代学术、教育和知识发展的基本框架。由此而来, 不仅有了专门的哲学学科, 而且有了哲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这种联系从实质上看是一种思想史的联系:哲学为其他学科提供思维框架, 其他学科则为哲学开展提供更大空间。不论是哲学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的联系, 还是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联系, 都具有这种思想史的意义。因此, 从思想史拓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空间, 可以从哲学与相邻学科的这种思想史联系入手, 从中发掘出哲学对这些学科的影响, 梳理出这些学科中所蕴含的哲学因素, 将这些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在这方面, 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富有启发性的开拓工作。前述李大钊撰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 其着力点就在于阐发史学思想史中的历史观开展, 指出:“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 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 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 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 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 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 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 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 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1) 他所说的“新史观”, 就是唯物史观;而他所说的“旧史观”, 则是唯心史观。正是从这些历史观中, 他敏锐地发现了史学思想史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发现了哲学与历史学的思想史联系, 由此开展了唯物史观史的研究, 从唯物史观史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成为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特点。因此, 《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部思想史著述, 对于从哲学与相邻学科的思想史联系入手, 发掘和梳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将这些思想史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 具有示范意义。

二是观念史研究。观念史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尽管今天人们还很难就何谓观念史达成一致的看法, 但大概都会认为观念史是思想史的一种形态或一个分支。作为思想史的观念史, 当然重视“史”, 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内容, 并非一种抽象的观念演绎。但一般的思想史所重视的“史”, 有许多不是以观念形式所表达的思想碎片, 甚至表现为群体性的心理动向和精神诉求;而观念史对“史”的重视, 集中在思想史中的重要观念的生成与演变, 这些重要观念都是由哲学家、思想家所创造和阐释的, 也是由以后的哲学家、思想家所承继和发挥的, 是思想史中用文字表达、有脉络可寻的内容。这些重要观念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 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而这些重要观念的变化, 则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变化。由此可见, 观念史与哲学史之间存在交叉、贯通之处。从思想史来拓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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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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