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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贵:论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的系统建构

更新时间:2019-03-27 23:56:02
作者: 夏文贵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党认同状况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认同的水平。”[9]就此可见,加强执政党政治信任的积攒、政治权威的维系,进而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无疑是深化边疆各民族的执政党认同的根本之道,构成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

   2.政府认同建设。在民族国家时代,国家政权的组织和职能职责行使,最终是由政府来担当的。政府不过就是具有一系列结构功能体系的建制单元或行政组织,肩负着国家宪法、法律、政策举措的贯彻和执行,构成了国家及地方治理的具体责任主体和实践主体。由此可见,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息息相关。边疆地方的政府权威从而政府认同的获取,则直接来源于其边疆治理的程度和水平,而边疆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受益程度和切身感知,在一定条件下又会直接转化为其对党和国家的认同。特别是在普通边疆民众把国家和党等同于政府的日常认知中,就更加凸显了这种转化的现实可能性。针对这样的现实,加强边疆政府的认同建设,也就构成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

   3.政策认同建设。政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包括政策的制定、实施、反馈和调整等,并由此而实现着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关系的调适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此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对国家或政府的政策行为形成一定的认知、态度和评价,就此便产生了相应的政策认同现象。其中,政策的预期、效能、执行、普惠程度等,直接关联着人们的政策认同进而国家认同状况。此外,在边疆这一独特地理空间场域中,“有调查显示,在我国的边疆特别是边境地区,与邻国惠边政策的政策反差往往会使跨界民族和边民的认同发生‘生计和认同策略偏移’。”[9]应该说,与邻国间惠边政策的比较所形成的看法,最终衍化为对国家或政府的态度,是边疆地区较为常见的现象。因此,在边疆治理中,应高度重视涉及边疆民族切身利益的国家政策的权威性、稳定性、普惠性和均衡性,从而为边疆国家认同建构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及政策认同支撑。

   4.意识形态认同建设。意识形态作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动员、凝聚共识与力量的重要方式,是由一系列统一和持续的观念体系所构成。“这些信条有助于说明和证实他们在体系中进行领导的合理性。”[10]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着政党或政府领导的合法性。如果说,社会治理绩效是政府取得合法性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则是政治合法性获取、维持和巩固的精神基础。在全球化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处于内联外通的边疆在取得极大进步的同时,也成为国家间意识形态争夺、渗透和角力的复杂区域,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错综复杂。这样一来,加强边疆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筹划意识形态认同安全战略,即是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维度和内在要求。

   5.国族认同建设。国族由国内的各个族裔群体所组成,是民族国家的重要支撑。“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11]8中华民族是我国的国家民族,构成了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标杆和文化标识。而中华民族认同即国族认同,具有同国家认同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国家认同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从长期来看,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把国内各民族塑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性的国家民族。”[12]因而,面对有着多样民族构成和普遍跨界民族现象的边疆,不断加强国族认同建设,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然是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应有之义。

  

   四、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径

  

   国家认同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远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单方面使力可以达成,它不仅是一个绵远持久的过程,更是一个综合多方面合力的结果。尤其面对边疆的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现实,境内外因素的交织汇聚境况,以及边疆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变化,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渐至显现。因此,通过多维路径来加强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便不失为理性之选。

   1.政治社会化路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能够有效构建起国家所必需的基本认同的重要方式。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有赖于各种社会化机制的作用发挥,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权体系等。而作为与内地有着较大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边疆,既有源于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基础上形成的亚政治文化,也流散着一定的域外文化,更有着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这样,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以增强主流政治文化的说服力、感召力、整合力和塑造力,便成为提升边疆民族国家认同水平的重要选择。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构建起与边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变化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转变和更新政治社会化的话语宣传方式,从而不断培育边疆民族群体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

   2.国民教育路径。国民教育对于公民同一性的构塑,是潜移默化的。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直接关系人们政治态度的强弱,如国家意识、公民意识、责任意识等。尤为重要的是,国民教育所传导的“共同语言”对多民族国家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诚如安德森所洞悉的那样:“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13]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是族类共同体的最牢固、最有活力的联系纽带”[11]17。客观而言,民族认同的与生俱来,根本上就源于其共同的体质体貌、传统习俗和语言文化等要素。而在其中,语言所发挥的桥梁纽带意义,进而对于彼此间相互认同的增进,是其他要素无可比拟的。因而,就边疆与内地、非主体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本就存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国民教育之于边疆国家认同建设的意义是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

   3.政策路径。政策支持和引导是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环节。如果说边疆民族国家认同水平的提高是边疆发展与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的话,那么,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是实现国家认同建设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在边疆治理中要确立边疆稳定与发展并重的战略谋划,并以边疆发展来促进边疆稳定,进而为边疆国家认同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还需突破边疆治理中的传统思维架构。长期以来,我国的边疆地区被等同于民族地区,边疆治理工作都是在民族工作框架下进行的,边疆治理举措也是通过民族政策的形式来推行。在此思维模式下,强调对部分民族的政策倾斜、帮扶、支持和照顾,便成为边疆治理中的常态化机制。诚然,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对促进边疆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长远看来,这种既定民族身份与额外利益挂钩的做法,在带来族际间的发展不均衡,造成其他未受惠群体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之时,也会导致这种民族身份的被强化,并潜藏着民族意识过快增长的风险,从而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巩固所需的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的构建。

   4.共同体构建路径。我国国族构成的多样复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规约、统摄和整合国内各民族群体的重要方式。首先,培育共同体意识以规约民族意识。安德森关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民族意识的内在作用机理,即你往什么方向想象,你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共同体意识的形塑对于引导和规约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我国,这种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构建同质性的国民身份以统摄多样性的社会身份。现实中,共同体意识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的干扰、销蚀和解构。这样一来,由国家主导下的统一国民身份构建便尤显关键,而“其他的社会性身份,如族属身份、种族身份、政治身份、职业身份等,都只能建立在国民身份的基础之上,既不能作为基础性社会身份,更不能超越于国民身份”[14]。最后,加强共同体文化建设以整合多样民族文化。各民族所共筑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维系和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价值底蕴。为此,要充分挖掘、提炼多样民族文化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文化核心要素,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同时,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要以有利于增进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为前提和基础。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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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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