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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啸:中国侵权法四十年

更新时间:2019-03-27 00:49:38
作者: 程啸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中国侵权法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制定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当下正在进行的是作为第四个阶段的民法典分编侵权责任编的编纂。四十年来,中国侵权法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大量的教科书、体系书与专著,也翻译了不少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重要侵权法著作。理论创新方面,主要体现在侵权法与债法分离、一般条款理论、违法性与过错的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引入、多数人侵权责任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医疗损害责任的统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以及损害赔偿法等方面。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侵权法;民法典

  

引言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后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至今已然四十载。四十年在人类历史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经济上,终于摆脱了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建立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政治上,力行法治,实行依法治国,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宣告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当下,作为几代民法学人梦想的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亦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值此之际,法律人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可谓不感慨万千!唐太宗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本文系统梳理四十年来中国侵权法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发展历史及研究成果,既是希望全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侵权法学的成就并总结经验,更期望藉此对中国民法学未来的发展与中国民法典编纂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四十年来侵权法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发展历程


   诚如学者所言,“中国民事立法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道路,不仅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而且构建了民事权利的基本体系,为制定民法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就中国侵权法而言,四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相关法律的制定还是司法解释的颁布,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总体上来说,可以将这一发展过程按照以下时间节点分为四大阶段。

   (一)1978年—1987年:开始改革开放到《民法通则》颁行

   《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无论是研究侵权法的学者,还是处理侵权案件的法官,基本上都没有作为研究对象或适用对象的侵权法条文可言。唯一可作为依据的就是1979年2月2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这一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只用了1条,不超过300字,对人身损害赔偿、损坏财物的赔偿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等三方面问题作了简单抽象的规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侵权行为增加,所涉及的问题也远远不止这些了。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九部分“损害赔偿问题”用了10条对过错责任、共同侵权、动物致害责任、有毒物品致害责任、侵害财产及人身的损害赔偿等作出了规定。显然,该司法解释对侵权责任的规定更加全面一些,也为两年后通过的《民法通则》奠定了基础。[2]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通则》,是新中国第一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全面详细列举了民事主体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即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给予了相应的保护。故此,《民法通则》被国外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3]可以说,也正是从《民法通则》开始,中国侵权法的法律体系和理论体系才逐渐开始建立并日趋发展完善。一方面,《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的侵权行为之债的观念,采取了民事责任的模式,即规定无论侵权行为还是违约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是民事责任,而非意定之债或法定之债。《民法通则》单列“民事责任”一章,对民事责任的共性内容、违约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民法通则》突破传统大陆法系的理论束缚,不再将侵权行为的后果限制于损害赔偿,而是建立了更为丰富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些规定都为此后我国侵权法的单独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民法通则》建立了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第106条第2款),无过错责任(第106条第3款)、公平责任(第132条)等为例外的归责事由体系,并据此采取了对一般侵权行为用一般条款加以规范,对特殊侵权逐一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借鉴《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与第1383条,对过错责任做了较为宽泛的规定,既没有在构成要件中区分违法性与过错,也未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分为权利与利益并在基础上设置不同的侵权要件。同时,《民法通则》又分别对国家赔偿责任、产品责任、高度危险致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地面施工致害责任、物件损害责任以及动物致害责任等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做出了规定。

   (二)1987年—2001年:《民法通则》颁行到两个重要司法解释的颁布

   《民法通则》颁布后,立法机关又陆续颁布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赔偿法》等重要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赔偿责任等侵权行为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其中,在我国侵权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与制度有三:其一,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产品质量法》第34条将产品缺陷界定为“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标准以产品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作为认定缺陷的基本依据,又考虑到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有利于维护广大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故此,《产品质量法》虽历经多次修改,但该缺陷判断标准则一直被保留下来。其二,关于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的规定。依据《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只是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如果造成死亡的,还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种赔偿的范围显然没有考虑到受害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被侵害而遭受的未来的财产损失,只是赔偿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或者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其数额明显偏低。《国家赔偿法》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人身伤亡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并明确了残疾赔偿金应当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同时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并存。这一规定为今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4]其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建立了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5]这是我国法律上首次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通说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本条确立了作为合同责任的惩罚性赔偿,[6]然而,这一规定为我国侵权法中惩罚性赔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适应《民法通则》颁行后的民事审判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大量的民事司法解释,其中,除了对《民法通则》进行整体性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外,在侵权领域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上述司法解释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尽管这两个司法解释仅适用于特定的领域,然而,它们确立和完善了许多侵权法中的重要规则与制度,对于此后我国侵权法立法、司法以及学术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正因如此,本文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颁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侵权法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具体来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立的重要规则及创新之处在于:(1)首次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并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区分为两种类型;(2)明确了共同加害行为中的“共同”包括主观共同与客观共同,并首次明确规定了共同危险行为制度;(3)对校园事故责任做出了详细的规定;(4)对法人侵权责任、雇主责任、定作人责任、帮工责任做出了区分,同时明确了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之间的并存关系;[7](4)对《民法通则》第126条进行解释,扩张了物件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5)对人身伤亡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及计算方法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明确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采取定型化赔偿的计算方法。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确立的重要规定及创新之处在于:(1)详细确认了侵害他人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等合法民事权益者,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2)借鉴《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与第826条的模式,区分人格权与人格利益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对于侵害人格权只需要具有过错即可,而侵害人格利益则要求必须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3)将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作为一般人格权予以确认,同时区分了身体权与健康权;(4)将监护权遭受侵害情形予以明确并给予相应的保护;(5)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并在原则上否定了侵害财产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规定了一种特别例外的情形,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情形。

   (三)2001年—2010年:两个司法解释颁布到《侵权责任法》的施行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的颁行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民事基本法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支架性法律。[8]首先,《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意味着在立法上,侵权法与债法真正地实现了分离,[9]《侵权责任法》成为我国侵权领域的基本法。至此,我国形成了以《侵权责任法》为基本规范,以《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单行法中的相关规定为特别规范的一个完整的中国侵权法律规范体系。其次,作为侵权领域的基本法,《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行为共同适用的规则与制度做出较为系统的规定。该第1章至第3章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归责原则体系、多数人侵权责任、减责与免责事由、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责任承担方式、损害赔偿的范围等共性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使得我国侵权法更加完善。最后,《侵权责任法》以协调自由与安全这两项基本价值为宗旨,其许多规定很好地防范了一些立法出于部门、行业利益的考虑而损害广大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或不合理地限制人们自由的弊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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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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