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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论社会形态及其演变

更新时间:2019-03-26 22:55:51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因为权力剥削的实现,只须运用制安权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即可,而纯粹的资本剥削,不论其资本是土地资本还是企业资本,都无一不是先要用很长的时间来积累资本和经营资本,直到使之达到一定程度的垄断之时,才能开始产生剥削效用。

  

   最初的统治者在用制安权制定有利自己的制度进行权力剥削时,最喜欢制定的制度主要有三类,这就是苛捐杂税制、身份等级制和权位世袭制(首先是王位世袭制)。虽然这三种制度在各个具体的制度独定社会的历史上,其出现顺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其内涵的逻辑顺序则都是一样的。其中,苛捐杂税制的目的是以社会公务为名,在征收税赋劳役方面,建构高税率,多税种,频劳役的重税制,直接对被统治群体进行尽可能多的剥削;身份等级制是将社会成员人为地分成尊卑贵贱的不同等级,其首要目的是限制被统治群体的消费量,尤其是要将直接生产者的消费量压至最低,唯此才能为统治者留出尽可能多的可剥削物品,次要目的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分配制度权力并按权位大小实行有等差的分配和消费;权位世袭制则是要把这一套由重税和身份等差构成的剥削制度永久地固定下来,以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代代如此享用。

  

   在制度独定社会,之所以必然会有剥削,是因为制度安排者自己不想生产劳作,又想不仅比自己以前活得更好,而且还要比其他所有人都活得更好,这就只有去剥削他人。而之所以必然要剥削大多数,则是因为被剥削的人越少,剥削者获利也越少;被剥削的人越多,剥削者获利才越多。当然,这个“多”也是有限度的,就是不能把除君王或寡头或集团议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变成剥削的对象,否则不仅剥削不能进行,而且由自己垄断的制安权及统治权也要被人多势众而不存在任何被惩罚之虞的被剥削者剥夺。因而对制度安排者来说,其最好、最稳妥的剥削方式,不是一人或一家剥削所有人的方式,也不是几个寡头或若干集团议员剥削其他所有人的方式,而是少数人构成的统治集团剥削其他大多数人的方式。

  

   少数人构成的统治集团为什么能够剥削其他大多数人?这是因为它是有组织的,不仅掌握社会制安权和社会管理权以及所有社会可控资源,而且还通过社会管理权力建构起了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作为保障,并可以合法使用这些暴力机器,以威慑、镇压、惩罚被剥削者的不服和反抗,强迫他们接受被剥削。另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少数人统治集团还掌握主要的社会传媒或舆论工具,可以在社会上广为宣扬自己的制度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统治和剥削编造完美而充分的“理论根据”,以证明其合理合法性,从而蒙骗社会大众,使被剥削者根本意识不到社会的不公及权力剥削和资本剥削的存在,自动丧失不服之情和反抗之意,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统治和剥削。例如制度独定时代出现的诸如“人性有等差”、“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君权神授”、“君权天授”、“真龙天子”、“奉天承运”、“种姓贵贱”等等理念和说法,就是这种理论根据的典型表述。

  

   4、制度独定社会的统治形态

  

   既然制度独定社会不论是一人定制还是多人定制的类型,实质上都是制度权属集团即统治集团定制,于是我们就可以进而再从统治集团的视角来考察制度独定社会的各种统治形态,并以定制集团所应有的名称来命名和划分不同的制度独定社会。鉴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总是相对的,这就意味,对于历史中的各种统治集团的应有名称的确定,也需参考与之相应的那些被统治群体的名称来进行。

  

   在制度独定时代的社会中,不仅势必会存在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上下等级差异,而且这两大群体内部也会存在等级之差。统治群体因为就是制度权属群体并由此获得社会统治地位,故其内部的等级差异是被各自所掌握的制度权力的大小区分的,制度权力越大的等级越高,制度权力越小的等级越低。具体说来,这种等级差异通常有两种制度表现形式,这就是贵族等级制和官阶等级制,前者是分封定制的产物,如西方的国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后者是集中定制的产物,如中国先秦之后的官僚分级制。由于制度权力的大小意味所得利益的大小,所以制度权力的等级同时也是财富多寡的等级。在统治群体中,等级最高、财富最多的是君王、寡头、集团议员之类的制安权垄断者,既有最高的制度权力,也拥有最多的生产资料;等级最低、财富最少的是制度权力最少的人,他们只有奉命执行制度的权力而没有命令他人执行制度的权力,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只能凭薪水生活的下级公职人员;处于中间等级、拥有中等财富的则是在制度权力方面既受命于人又可命令于人的贵族或官僚,他们既有一定的制度权力,也分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并又以其拥有制度权力的不等,也就是贵族级别或官僚级别的不等,形成相互之间的高低级差。

  

   统治群体内部为何一定要通过分等级的方式来分配权力和剥削所得,而不是平分或由最高制安权垄断者独吞?那是因为这最符合最高制安权拥有者的利益最大化。按等级分不仅比平分好,而且也比独吞好。这倒不是说最高制安权拥有者不想独吞,而是其一旦独吞就没人替他做事完成剥削不说,还有立马被推翻打到的危险,是故按等级分配剥削所得,乃是其无法独吞情况下获利最多的选择,亦即最好的无奈之举。

  

   相反,被统治群体不仅没有任何制度权力,而且都要受统治群体的权力剥削,故其内部的等级只有依据其受剥削的程度而定。从整个制度独定时代的历史看,各个现实社会中的被统治群体大致均存在三个等级。其中,受中等程度剥削的人们属于被统治群体中的中间层,是那些可以独立自主进行生产的直接生产者,如自耕农和独立工匠。由于许多社会财富出自他们的生产,所以统治群体会以苛捐杂税和严格限制其消费水平的方式剥削他们。相对他们而言,受权力剥削较轻的是那些间接生产者,他们属于被统治群体中的上层,主要包括生产经营者和产品运营者。产品运营者是指那些以运输、买卖产品为营生的人们,即商人,他们虽然也要被统治群体以苛捐杂税的方式剥削,但由于其赢利空间较大且其真实收益实际上很难被统治者弄清楚,所以还是可以通过“偷逃税费”的方式逐渐积累起大量财富,乃至可以富过不少统治群体中的人,即其中的中下等级。如果他们还愿意并可以用金钱买到官职、爵位或以金钱为媒与官、爵勾结,就会转变为统治群体的成员。生产经营者是指持有大量生产资料、自己却不直接进行体力生产劳动,而是通过控制自己所拥有或雇佣的劳动者进行生产而获利的人,主要为土地主、作坊主或制造业主。他们虽然也要被通过征收苛捐杂税的方式受统治群体的权力剥削,但最终又可以将这种剥削尽可能多地以资本剥削的方式转嫁给自己所拥有或雇佣的劳动者,从而不仅可以化解自己所受的权力剥削,而且也能逐渐积累起日益增多的财富,进而也可以和产品运营者一样,存在转变为统治群体成员的可能。而那些被转嫁剥削的直接生产劳动者,不仅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独立开展生产才不得不受资本剥削,而且照样也要被官方征收各种人头杂税,从而成为了受到双重剥削的人,他们被剥削最重、拥有的财物最少,是被统治群体中层级地位最低的人,也是在整个社会中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最低等人。

  

   既然被统治群体中的上层即富人,在财富上可与统治群体中的中间等级匹敌,那么,若从贫富状况着眼,制度独定社会时代的所有社会成员在整体上,也是一种三等级结构。第一等级为富人,富人在群体上与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群完全重合,依旧是王室家族或寡头家族或集团议员家族,他们人数最少,但人均拥有的财富最多;第二等级为中产者,一方面包括统治集团中的各级贵族或各级官僚及其家族,另一方面也包括商人、作坊主和没有制度权力即官僚职位的纯粹土地主,他们在人数上居中,人均拥有的财富仅次于第一等级家族;第三等级为穷人,是所有的直接生产者或劳动者,包括自耕农、独立工匠和自己不能独立开展生产而不得不依附于他人进行生产的人,他们人数最多,人均拥有的财富最少。

  

   但是,若以剥削为线索,全体社会成员在整体上又呈现为另一种存在方式的三等级结构,这就是作为剥削者的高等级人群、作为被剥削者的低等级人群和作为既剥削又被剥削者的中等级人群。其中,高等级的剥削者是纯粹的剥削者,他们人数最少,仅为统治集团中的王族或寡头或集团议员,以及各级贵族或各级官僚。中等级的既剥削也被剥削者在人数上也居中,属于这个人群的,一为商人、作坊主和没有制度权力或官僚职位的纯粹土地主,他们一方面剥削自己的雇工或客户,另一方面也被纯粹剥削者的苛捐杂税剥削;二为那些不是官僚、没有官阶的官方差役人员(普通公务人员)或贵族的仆役人员,都是只有奉命行使制度的权力而没有命令他人行使制度的权力的人。他们一方面可以利用制度行使权勒索百姓,实施少量剥削;另一方面又可能会因政府或贵族的财政吃紧而被削减或克扣薪水,成为受到一定剥削的被剥削者。低等级的被剥削者人数最多,是所有的直接生产者,包括自耕农、独立工匠和自己不能独立开展生产而不得不依附于他人进行生产的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要受统治者的权力剥削。而他们中那些不得不依附于有资产的人才能进行生产的人,则在受权力剥削的同时,还要另受资本的剥削,从而成为所受剥削最多、最重的人们。他们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而没有任何多余的财富,又是下层等级人群中的下等人,即下下等人。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制度独定社会中受剥削最多最重,同时也是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下下等人共有三种,依次为奴隶,佃农和工人。

  

   鉴于剥削奴隶的剥削集团的主体是以君王为首的贵族奴隶主,剥削佃农的统治集团的主体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地主,剥削工人的统治集团的主体是既非贵族亦非官僚的资本家,因而由这些不同统治集团定制的社会,就可以分别命名为贵族奴隶主定制社会、官僚地主定制社会和资本家定制社会。

  

   不过,在制度独定时代的不同国家的历史中,先后全都经历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似还没有。比如欧洲各国就只有贵族奴隶主定制社会和资本家定制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因为欧洲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过君王统一定制的情况,而无论是剥削奴隶的人还是剥削农奴的人,都是贵族奴隶主。并且,农奴就是“农业奴隶”的简称,他们与此前时段同军事奴隶、工商奴隶、家庭奴隶并存的农业奴隶,并无本质性的不同,都是属于某个主人而没有人身自由的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各国,在进入现代之前的制度独定时代,也是只经历了两种社会形态,但与欧洲不同,是贵族奴隶主定制社会和官僚地主定制社会这两种。秦朝之前为奴隶主集团定制社会或,秦朝之后为官僚地主集团定制社会。

  

   由此可知,在从一种制度独定社会形态变为另一种制度独定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举世相同的普遍模式,也不存在势必如此的必然模式和演变阶段,尽管世界各国的制度独定社会的最初形态或许都是奴隶社会,可后来就不一样了。因而这里并不存在各国一致的普遍规律。

  

   为什么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制度独定时代,各个国家或族群,在从一种社会形态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同一的模式或普遍的规律?这是因为各种社会制度都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人来制定的,确切说,是由各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中的制度安排者制定出来的,而他或他们,在设计和制定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源制度时,存在并不必然相同的不同创意和想法,于是历史中也就有了种种各具特色、互不相同的制度安排,及其被这些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有所不同的社会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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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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