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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论社会形态及其演变

更新时间:2019-03-26 22:55:51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复归公正时代,虽然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不一,但从国际上说,总的大趋势是扬弃异化社会,回归正常社会,因而这个时代的各个社会或国家,又在向制度共定社会转变、复归,正在重新变成正常社会,即能让每个人都活得更好的手段、场所和家园。

  

   2、由制度共定社会到制度独定社会的异化

  

   为什么原始人类各族群的最初社会都是制度共定社会?

  

   这是因为既然个人当初组成社会的初衷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⑧]那么这个社会该如何建构自然就需要由大家说了算,所以这时人人平等享有制安权,所有制度都是由大家共同定立的,而由大家共同定立出的制度自然也是公正的。

  

   至于为何原始人的制度共定社会的前期均是直接共定的社会形态,后期都是间接共定的社会形态,则是因为最初的社会是小型氏族社会,人口不多,地域不大,整体规模小,因而所有氏族成员可以方便地聚集在一起共同开会议事,定规立矩。[⑨]可是后来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增多和地域的不断拓展扩大,氏族内不断分化出子系氏族,氏族越来越多,社会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这时再召集分散于广大地域的所有社会成员到一起开会议事,共同定规立矩,在当时的物质交通条件下,不仅成本巨大,效率低下,而且也实在难以具体操作,这才不得已发明出由各个氏族委派代表来一起开会议事、定规立矩的间接共定社会制度的方式。鉴于历史上的这种议事方式最初都是由部落议事会体现的,[⑩]是故那种包含了诸多母、子氏族的部落的形成,乃是制度直接共定社会与制度间接共定社会的分水岭,即在氏族发展成部落之前,制度共定社会都是直接共定的社会形态;在氏族发展成部落之后,制度共定社会都逐渐转变为间接共定的社会形态。

  

   部落社会的制度间接共定的方式虽然解决了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难以共定制度的难题,可以继续定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继续保证社会的公正,让每个人都活得更好,但它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由公众推选出的代表逐渐脱离公众,不再代表公众的意志和利益,只顾自己活得更好,只想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定立出越来越多只对自己有利而对其他人不利的不公正制度,使社会变得不公正,发生异化。

  

   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制度共定社会,实际上最后也都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才异化为制度独定社会的。其中最一般的社会异化过程,就是由公众推选出的社会管理者,即那种拥有军事首领身份或政治首领身份或神事首领身份的公众代表,也是公共事务代理人,设法摆脱了公众和议事会议的制约和控制,从最初只能下达临时具体命令,变成可以下达一些在长时间内一直有效的具体指令,也就是自己直接制定一些有关具体事务的社会制度,再就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本来是代为行使的军事权或行政权或神事权等公共管理权力,逐渐消解、剥夺了其他人或公共议事机构的制安权,最后成为集军政神事大权于一身,一人垄断全部制安权并单独制定所有社会制度的君王,于是社会也由此异化为君王一人定制的不公正社会,从此进入制度独定社会时代。如史学研究表明,希腊城邦的国王,就是“从军事首领或宗教首领变为国王”。[11]

  

   进入制度独定社会时代之后,虽然有的具体社会也曾出现过类似制度共定社会的复辟,但为数极少且为时不长。遍览世界历史,大概仅为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时期和古罗马的共和体制时期中的各有一段的实现了全体公民都有平等参政权的时段。不过,就是这两个时段,实质上也不是真正的制度共定社会时期,因为这时的所谓“全体公民”,是完全不包括人口数量在当时社会中占一半左右的奴隶的,[12]他们均来自于外邦,多是战俘,也有贩卖来的。故而这个时期的社会,实际上乃是由本土居民构成的特殊集团单独定制的社会。最好的说法,也只能是“制度半共定社会”。至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那些为时更多的不是全体公民都有平等参政权,而只是部分公民(贵族、富人之类)有参政权的所谓民主政治或共和体制时段,就更不属于制度共定社会了,而是由更少的人群组成的特殊集团单独定制的社会。所以,这时的所谓“民主”或“共和”,仅存在于特殊集团的内部,而不是整个社会。

  

   还有古希腊罗马的寡头政治时期和闪现于12世纪的欧洲城市自治或自治公社之类对君王定制社会的否定,也同样不是对不公正的异化社会的颠覆和对公正社会的回归,只不过是另外形式的制度独定社会而已,其实质是以多人定制或特殊集团议员定制取代了君王一人定制。其实质上只是特殊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只不过是借用了原初制度共定社会的形式,却并没有真正制度共定社会的实质。因为由这些人所定立的各种社会制度,仍然都是些只有利于这个特殊集团之利益的社会制度,而不是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之利益的社会制度。

  

   为什么本来是由公众选出并代表公众行使公共管理权的首领,会逐渐脱离公众,成为只顾自己的君王?这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说,首领也是自利人,也有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冲动,如果他德之不修,品性不良,就会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想方设法摆脱外部约束,以权谋私。特别是当原始社会内部形成固定夫妻制的个体家庭,并且个体家庭又经私有制改革成为了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而有了自己的产权之后,以权谋私对其变得更有实际意义,即不单有利自己,也有利自己的家庭。不仅如此,由于他人也有家庭,不同家庭的存在势必引发相互比较、相互攀比和相互竞赛,于是,个人希望在社会中活得更好的动机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从要比自己以前活得更好,变成既要比自己以前活得更好,还要比其他家庭活得更好。[13]这时所有的人都会自然地这么比、这么想,首领当然也概莫能外。正因如此,从民选首领到君王、从制度共定社会到制度独定社会的异化性演变,都是发生在社会有了个体家庭及家庭产权之后。而个体家庭制和家庭产权的出现,就是导致这种异化性演变的客观原因。不过它还不是这里唯一的和主要的客观原因。主要的客观原因是在制度共定社会由直接共定变为间接共定之后,由于人们及民选代表没有经验,也没能想到会有社会异化的可能,结果未能在制度上设计安排预防公共权力代理人特别是首领级的代理人,脱离公众的利益和意志,扩大自己权限并以权谋私的监控制约机制。或者,当时纵然是有一些这样的制度安排,也会由于缺乏经验而注定是效用很差、力量很小的,从而使首领通过扩大权限君临天下,以谋取天下之产,成为没有风险或风险甚小的事情。

  

   从时间方面说,社会异化的具体发生是在国家诞生之后,并且是以国家异化的形式呈现的,因而社会的异化也就是国家的异化。[14]

  

   3、制度独定社会的内分裂与剥削定律

  

   自从社会发生异化之后,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就分裂成了两大群体,一为制度权属群体,一为无制度权属群体。制度权属群体即拥有制度权力并可用制度权力为自己谋利的群体,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们包括社会制度的安排者、行使者、传释者、维护者及其他们的家庭成员或亲属。其中,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权力最大、最重要,因为其他制度权力者所拥有的制度行使权、制度传释权和制度维护权,都是由制度安排者通过制定制度授予的。与之相反,无制度权属群体是指制度权属群体之外的所有人员的集合,他们没有任何制度权力,也不能用制度权力乃至正在实施的制度本身来为自己增加利益。

  

   这两大社会群体从人员数量上说,在任何时候都是制度权属群体属于少数人群体,无制度权属群体属于多数人群体。因为前者属于社会中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中的被管理者,若前者人数越多,则管理成本就越大,管理效果就越低,也越难谋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只有在群体人员相对少的状况下,才有可能求得群体人均利益的最大化。这两大群体从内部情况说,由于前者是围绕社会制度的定立和运行而有意识地通过分工协作形成的群体,始终具有组织性并且相当严密,因而也可称之为制度权属集团。无制度权属群体则不同,一般情况下都是相互离散的非组织状态,是故就只是“群体”。只有到了某个特殊时刻,即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共同声索和力争自己的利益时,才由“群体”变为“集团”。这两大群体从谋生手段说,前者是以制度权力为谋生手段,后者则无制度权力可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生产谋生。

  

   由于制度权属群体垄断了所有制度权力亦即所有公共管理权力,遂使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也由原来是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服务变成了只为自己人即制度权属群体提供服务,而对其他人即无制度权属群体则进行统治。于是,制度权属集团也就擢升为统治者,而非制度权属群体则沦为被统治者。因此,凡是制度独定社会时代,必然都是有统治者的社会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独定社会,就是统治性社会;制度独定时代,就是统治性时代。

  

   此前已说,社会异化的主观因素是公众代理人想比其他人活得都更好。既然如此,当他们垄断了社会制度安排权并成为了统治者之后,就必然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或是将原有的社会资源配取制度修改为只对自己有利的制度,或是新制定出一些只有利自己而不利别人的资源配取制度,并且由于他们的这种欲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止境,他们还会在以后的时期也不断地这样做。除此之外,他们还一定会制定出用于巩固、保持其特殊利益的制度。

  

   于是,制度权属群体与无制度权属群体之间,也就是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之间,就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分殊:前者会变得越来越富有,成为富人群体;后者则会变得越来越贫穷,成为穷人群体。由于统治群体的富裕是以被统治群体的贫穷为先决条件实现的,二者的财富表现为反比关系,因而这两大群体在根本利益上,也注定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对抗性关系。

  

   统治集团之所以要统治其他群体,其实质目的在于要在统治中通过剥削被统治群体以使自己过得更好,因而统治集团一定同时也是剥削集团,而被统治群体同时也一定是被剥削群体。

  

   历史表明,从古代到近现代,所有制度独定社会,不论是哪个族群、哪个地域的制度独定社会,也不论是哪种形态的制度独定社会,还不论是具有普遍性的君王定制社会还是为数不多的多人定制社会,抑或在近代之后成为主要形式的集团议员定制社会,所制定出的资源分配制度都是不公正的。其结果总是让大量资源落入少数人之手,而大多数人则只有很少的资源,尽管这大多数人还是所有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者。因而剥削和剥削大多数人,乃是制度独定社会亦即统治性社会的统治者必然要做的事情,从而也使之成为制度独定社会时代的一种共同现象和普遍规律。这就是,只要是制度独定社会,就必然存在少数统治者剥削大多数被统治者的现象这一定律。

  

并且,统治者的这种剥削还一定是从权力剥削开始的,而那种被马克思揭露的已经臭名昭著的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而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的资本剥削,却不是统治者的最初剥削手段,只是当统治者通过权力剥削而攫取大量的土地、牲畜之类的生产资料之后,资本剥削才成为了他们又拥有的另一种剥削手段。另需注意,同样作为剥削手段,无论是在制度独定社会时代中的哪个历史时期,资本剥削的效率也远不如权力剥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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