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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吃饭要紧”

更新时间:2019-03-26 10:19:58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九十年前,陈独秀写下“吃饭要紧”四个字时,这篇题为《立宪政治与政党》的随感算是写完了,几天之后的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他与高一涵、王星拱等人一起到北京香厂新世界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警探逮捕,而前几天他写的另一篇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虽不是一语成谶,却多少预示了几天后的结局。胡适曾经后悔地说,如果独秀不被捕,不离开北大,他不会接受第三国际的鼓动,成立共产党。但这也只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有一个问题一直令人困惑,即为什么此时陈独秀要直白地以“吃饭要紧”作为口号?

  

   在《立宪政治与政党》里,陈独秀写道:

  

   “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每周评论》第25号)

  

   很明显,陈独秀延用了三年前,另一篇文章《一九一六》里的说法。就在《一九一六》中,他第一次向国人宣布,“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有些学者据此以为陈独秀一开始就是“反对政党”的,进而把反对政党当成陈独秀激进的“罪证”之一。其实,这样的误解当时便出现了。

  

   就在《一九一六》发表后的一个多月,汪叔潜即来信,对陈说提出了异议。汪叔潜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朋友,民初的国会议员,曾是安徽省第一批留日学生。信中,汪叔潜依据西方现代民主理念,认为政党政治,是“立宪政治之极轨也”。针对陈独秀今日世界“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汪叔潜论证说,“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政之轨道也”(均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但陈独秀此时的反对政党的言论,既是由于对民初党争不断,无法遏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的不满,故愤然极言,也是他那种率真直言、自相矛盾的文章修辞方式使然。

  

   汪叔潜虽然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他也注意到,陈独秀是在政党政治与国民政治对举时,才出此反对政党的言论的。

  

   近代中国知识人对“国民运动”或“国民政治”的向往从他们接受现代民族国家观时便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实际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的“国民”的一个想像或者说要求。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陈独秀讲“伦理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也是从现代公民的角度来定位中国青年的。

  

   然而,直到一九一九年前,知识人对百姓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因为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民族国家观中讲求国家、法律“建立在人民总意之上”,非有“民”而不成国,非有“民”而不能成就民主,所以对“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国民成为有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关心政治的共和国的公民;另一方面,观现实中百姓状况,离他们的想像与期望,又实在太远。

  

   陈独秀在抛开《新青年》同人最初不谈现实政治的约定,第一次对现实政治发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还在抱怨:“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这等地步!”他愤愤地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就在这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底,他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企图用短平快的方式,议论现实政治。

  

   当然,陈独秀个人,也有其复杂性。他有不满需要宣泄,所以他会直言不讳,这是性格使然,因此引来时人和后人许多的争议,但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他从理想的一面发出的言论;当他面对政府、面对现实政治,出于改变现实可能性考虑的文章,则全没有那么极端、决绝。比如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在《每周评论》上开始连载,直到五月初才写完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从和平的“先决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防军问题”,一直谈到“国会问题”、“宪法问题”,所议之处充满了务实的态度和克制的精神。这又是陈独秀务实的一面,也是他被后人所忽视的思想与行为取向的矛盾所在。

  

   在理想无法兑现,思绪沉入谷底时,任何事件都可能刺激陈独秀的神经末梢,让他重燃希望。一九一九年三月和五月接连发生的朝鲜独立运动(三一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样的事件。陈独秀对“三一运动”的评论是相当高的,他说:“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在文末,他虽然表达了对国人的不满,说近代中国“国民与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但其实他对国民是寄托了希望的。“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仿佛一下子兑现了他内心的期望。因为学生们的“直接行为”体现了“社会制裁”(罗家伦语)的精神,而这也正是陈独秀一直期待的“国民运动”。所以,在“五四”学生运动结束五个月后,他干脆把它看作“国民运动之嚆矢”,六个月后,他将“五四”看作“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

  

   可是,就在希望已经出现,陈独秀也努力拥抱希望时,为何又要把与“国民运动”关系并不太大的“吃饭”问题提出来,作为政治目标呢?

  

   在与《立宪政治与政党》同期的另一篇随感《吃饭问题》中,陈独秀曾说:

  

   “各国都有许多雄纠纠虎狼似的军警,要立什么密约便立什么密约,要侵占人家土地侵占人家土地,要怎么横蛮不说理便怎样横蛮不说理。独有人民要饭吃,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这里的“吃饭问题”无须索隐,指的就是生活中“有饭吃”或者就是字面意义上那个实际生活的吃饭,但“吃饭”何以“要紧”得成为“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其实,“吃饭要紧”的专利权不独属陈独秀一人。陈独秀的北京大学同事、《新青年》杂志同人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的《新生活》第八期上题为《面包运动》的随感中也说:“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

  

   李大钊第一次提到“面包运动”则是在两年前。一九一七年三月,李大钊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的结尾说,俄国二月革命“虽由逮捕革命党之激起,但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在,即面包之缺乏是也”。他进而指出:“法兰西革命之勃兴,固自原因多端,其为最近之要因,亦在面包问题焉。”

  

   估且不论李大钊所说是否属实,但他把所推崇的俄国革命看作是“面包革命”,将“面包缺乏”当成革命的导火索,则成为此后他以及陈独秀强调“吃饭要紧”的一大诱因。

  

   几天后,李大钊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俄国的“面包革命”,他甚至把促使一战结束的“和平的曙光”归纳到“面包问题”之上。他在文尾“狂呼”:“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面包与和平运动》)

  

   随着俄国二月革命的发展以及十月革命的发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说:“盖前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主张‘官僚政治’者其猛醒!鼓吹‘贤人政治’者其猛醒!”(《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李大钊将俄国革命看成是反对“官僚政治”的革命固然是尊重俄国的现实,但他所针对的更是民国建立之初的中国现实。

  

   民初现实政治中诸多黑暗现象,让新一代的知识人感觉自己对共和国的理想被玷污了。他们一开始是不满,然后从不满到失望,又从失望到主动找寻希望。李大钊显然是从俄国革命中找到改变民初官僚政治的希望了。他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不可尝试。”(同上)

  

   俄国革命不仅是让李大钊找到了他所期望的“国民运动”或“国民革命”,而且他在理解俄国革命时,还将革命的参与者定位到工人身上。他说:“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学生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因为通过对民初中国的体验,李大钊发现民初政治势力,如军人和政客,其所作为都“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中心势力创造论》)。

  

   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体制及其新政治与百姓生活无关,与其说是一种让知识人最为失望的经验之谈,不如说是从反面促发了知识人对新的路径选择的强烈意愿。

  

   尽管在一九一七年,“与生活有关”还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期待,但一年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它就很容易转换成现实的诉求了。李大钊虽然认为法国革命“在精神理性之解放”,而俄国革命“在物质在贪欲之满足”,但是,笃信进化论的他是把法国革命看作十八世纪末的革命,而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革命。更有意味的是,他说法国革命的目标是“国家主义”的,而俄国革命则是“世界主义”的。这等于把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式的“面包革命”提升到世界主义的普世层面(《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用李大钊的话说,“今日的政治问题,就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说这句话时,已经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初。而这也是陈独秀开始对“社会革命”感兴趣之时。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很早就提出“社会革命”,起初它并没有引起《新青年》同人的共鸣。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着重于思想层面的“伦理革命”,对“社会革命”视而不见。对于社会主义,他虽然大加赞赏,却认为理想太高,不适宜彼时中国。

  

   但一九一九年不同。从一九一八年七月,陈独秀首次在《新青年》上对现实政治发言算起,此时的他一只脚已经踩在现实政治的门槛里了。离现实政治愈近,愈容易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愈容易对现实政治失望。一九一九年一月,陈独秀写出了《除三害》一文,其中的“三害”,即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与两年前李大钊提到三种势力基本一致,可见,这也是知识人对民初共和政治最为失望的两个或者说三个造因。

  

在《除三害》里,陈独秀抱怨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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