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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批判哲学的马克思特色

更新时间:2019-03-25 17:27:07
作者: 赵敦华 (进入专栏)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5]这段话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应于《神圣家族》中所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6]。《〈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段话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何以能够实现思想?马克思实际上使用了下列一个前件推理: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人的根本即人本身→理论彻底→理论说服人→理论掌握群众→理论变成物质力量的武器→“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人的高度的革命”。批判哲学的根本是人本身,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康德一开始就明示他的批判哲学要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应当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17],解决这些问题也就认识了人本身。康德和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把人的根本归结为“自我”“纯思维”“精神”的活动。马克思比任何批判哲学家都自觉把理论当作摧毁反人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武器,因而要比他们更加彻底地抓住人的根本。

   马克思之所以把“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当作危险的敌人,因为“思辨的思维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或者“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18]自诩为“人的批评家”的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意识和自我意识变成人的唯一本质”。[19]马克思曾相信费尔巴哈把基督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对思辨唯心论传统进行彻底批判,但很快发现,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属性是不彻底的,他没有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世界观。马克思回顾他的这段思想历程时说: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这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语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20]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阶段“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但仍然借用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类”等术语,而给思辨哲学家以可乘之机。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从人类劳动和劳动的异化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劳动者与财产私有者的社会关系,得出一个终生受益的结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从异化劳动对私有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1]

   马克思没有停留在对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性反思,而是进一步探索异化劳动的私有制所采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律,由此创立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的一般定义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而对人的社会关系具体地描述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经济结构和竖立其上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唯物史观按照这样的社会结构描述历史不同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发展过程。

   为了探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规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用社会经验和逻辑分析,具体地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努力论证其必然导致的后果和可能的发展方向。虽然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批判哲学通过连续不断、逐步深化的毕生探索,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阶段,达到了人的本质和解放的根本。

  

   四、特别无情的批判风格

   在1843年对批判哲学的表述中,马克思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说:“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2]“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指自我批判,“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指对现存既得利益的批判。马克思以“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为例说:当批评家阐明代议制度比等级制度优越时,他实际上就接触到一大批人的利益。批评家把代议制度从政治形式提升到普遍形式,并指出这种制度的真正的基本意义,也就迫使这些人超出自身的范围,因为他们的胜利同时就是他们的失败。[23]

   这些激进社会主义批判家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对等级制的批判触及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不畏惧外部的政治压力,在理论上占优势;但是,当他们满足于代议制优越于等级制的结论,把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当作普遍的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们在理论上也就失败了。马克思看到“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不敢与自己现有的结论进行批判是教条主义态度。他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见未来,而只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24]

   马克思“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意识”而把批判进行到底。青年黑格尔派揭开了德国专制制度所披戴的宗教的神秘外衣,但又把宗教和政治披上神秘的意识和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揭开了宗教所披戴的天国的奥秘,但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内”,用“抽象的人”“感性对象”掩盖人的“感性活动”,“重新陷入唯心主义”。[25]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彻底决裂,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又从分析“商品的神秘性质”[26]入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以知行合一的态度践履自己的理论承诺,他既不害怕德国和西欧反动势力政治迫害和造谣污蔑,以及贫困交加等外部障碍,更不放弃对自己相信的已有结论或在同一阵营中流行的观点的批判。在多数场合,他的批判首先针对周围的人的观点,这些人当中有的曾是他的朋友,如鲍威尔、卢格、普鲁东、拉萨尔。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都多”。[27]马克思恩格斯对过去的朋友和同道的批判严厉得似乎“不近人情”,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既然他们的意识形态无理,休怪马克思的批判无情。

   即使对待像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家,马克思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言简意赅,每一条都打中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共有的要害,从而一举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走了一段“之”字形的道路。黑格尔是马克思进入哲学殿堂的引路人,黑格尔阐述的自由意志的“客观精神”是马克思在《莱茵报》上表达的自由思想的推力。有感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与普鲁士专制的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笔记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以及掩盖、调和矛盾的国家哲学,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未能完成,因为他没有触及黑格尔所有权和市民社会学说的核心。在随后的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的否定、扬弃、劳动、异化和自然等概念中,帮助马克思捋清了市民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物、个人与社会、工人与资产者关系的本质。在1859年全面表述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间接承认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对自己思想成熟的积极启发: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个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8]

   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承认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的大忙”[29]。《资本论》出版后,德国评论家攻击它是“黑格尔的诡辩”。在1872年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自己批判和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生做了“盖棺论定”式的总结: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澈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0]文中“30年以前”显然指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批判,在写《资本论》时马克思系统地、熟练地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逻辑范畴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黑格尔学生。

  

   五、特别严格的自我批评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针对他人,更多的是无情的自我批判。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目的“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通过对自己过去思想的彻底清算,马克思得以在该书中第一次表述唯物史观的原理。他风趣地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宁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31]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涯从1844年到逝世前夕,长达四十多年,他留下的100多本经济学笔记,见证了这个“思想实验室”里的内心狂澜。MAGA2专家尤根·罗杨介绍说:我们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工作看作是持续终生的、未完成的研究过程,而正是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笔记———记录了那一过程。马克思的摘录笔记表现出他广阔的研究范围,其中包括大量不同的领域,如法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技术、农业、化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和民族学。……有时,马克思逐字逐句地抄写相关的段落。他也常常用自己的话来概述冗长的段落,并把他的母语———德语,同英语、法语、俄语的表达混合起来……有时,他则更明确地中断摘录,代之以自己的评论。此外,他的笔记还包括着提纲、计划以及初稿,这些都可以表明他打算如何运用相关资料,他的计划将走向何方。基于这一原因,他的笔记也可以为从未实现的计划提供信息。[32]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是未竟的探索,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对待自己理论一丝不苟的严苛。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33]

   马克思写作和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是他的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明证。早在1851年6月27日,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到八个星期内结束这一工作。……民主派“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34]

马克思用经验的严格检验标准证伪各种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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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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