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游海华: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

更新时间:2019-03-23 22:56:05
作者: 游海华  
军用物资都直接送往抗日前线”。[44]表4显示,1940—1941年东南区工业合作社分属10个行业,其产品涵盖近50个门类,其中钢盔、皮带、钢铁、药棉、纱布等几乎都为军用。当然,工合生产的产品,有的是满足军事机关的需要,有的是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前者如瑞金抗敌军人家属组成的三个麻鞋合作社[45]和一个缝纫合作社,其出品专供给某些军事机关应用。后者如1940年初成立的兰溪事务所,因接近战区,“组社以军用为目标”;其中的十里亭钢盔生产合作社,产品有各色钢盔、大小行军锅灶、行军热水壶等,均供给军用,另两个被服工合社和一个皮件工合社,生产的也大部分是军用产品。[46]浦城工合事务所,1939年初组织伤残军人突击成立10个工合社,为浙东抗日前线的某师生产军队日常用品,满足了部队的需要,给坚持抗战的前方军民以极大的鼓舞。[47]

  

   东南工合也给江南的新四军以许多支持。茂林镇的泾太事务所,是设在新四军驻地的工合事务所。该所主任蒋传源回忆,先后成立的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等十几个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他曾经向岩寺兵站介绍了两位汽车修理工人,为新四军修理保养汽车,在屯溪招收的失业工人,“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新四军”。[48]浙皖区主任孟受曾记述,东南工合“为新四军制造了相当数量的装弹机、刺刀、军用锅灶,也为他们维修了不少车辆和大批枪支”。[49]艾黎证言,他被国民党解除了工合技术总顾问职务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在浙西的遂安(译音)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50]对于皖南工合所给予新四军的种种帮助,新四军军长叶挺曾给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写信表示感谢,并请求给予进一步的帮助。[51]

  

   第二,救济了战时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们,尤其是战时难民、伤残军人和军人家属,促进了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稳定。

  

   工业合作社组社的对象,主要包括五部分人,即失业技工、战时难民、伤残军人、出征军人家属及贫苦妇女;其中出征军人家属的贷款,“不收利息”。[52]失业技工方面,如东南区办事处“在福州和宁波抢运机器时,及广州汕头抢救工作中,皆顺带抢救出一部分工人,分散在永安、长汀、兰溪、永康、梅县、曲江各合作社工作。赣县、于都、宁都等地之合作社内,亦有由本处从赣北抢救来的技工”。[53]其中,原沈阳兵工厂的技工郭克、原肥皂作坊工人马志阗等,就是由失业技工成为合作社社员的典型。[54]于都的潭头瓷器生产合作社,是招收23个失业的景德镇瓷器工人组成的。[55]长汀的机器工业合作社,“有技工和练习生三十余人”,“多数是由福州收容来的失业工人”。[56]

  

   救济难民和帮助伤残军人也是工合东南区办事处的工作之一。1938年底至1940年4月,办事处先后在永丰、于都、梅县、南城等地进行难民组训工作。[57]1941年初,梅县工合事务所兼办的难民组训团,收容了130余名难民。[58]在办事处的指导下,很多难民和伤残军人组成了合作社,自食其力。如,瑞金的淘金合作社,是由“几批上海难民”组成的;赣南的一个缝纫合作社,是“一群南昌的难民裁缝组织”的。[59]成规模的伤残军人合作社是浦城事务所与军政部第十临时教养院合作成立的浦城荣誉军人合作社、兴国事务所与军政部第六临时教养院合作成立的兴国荣誉军人合作社,其中兴国的荣誉军人社员多达400多人。[60]

  

   正如当年工合组织者所说,工合的开展,“给涌入内地的大批难民带来希望和目标”[61],“使上万的工人和难民走上了生产自救的道路,安定了战时大后方的秩序和人心”[62];“他们不仅帮助中国于险难时期,而且有助于提高好多万人的生活水平。否则的话,这些人早已经常生活在饥饿的威胁之下”。[63]

  

   第三,工合社产品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战时和市场需求,是对中国持久抗战的有力支持。

  

   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工合的生产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支援了长期抗战,成为战时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64]在皖南,据时人记载,工合社生产的“宣纸、麻布、纱袜、毛巾等物均有大量出品,花色新鲜,定价低廉,所以市场销售非常畅旺”。[65]在赣南,南康县唐江镇的印染生产合作社,其“印染出售的土布,很受上犹、崇义山区农民的喜爱”;制线社的产品远销赣南和广东兴宁等地,该社社员刘茂节感叹,那时我们“不愁无工做,只愁做不赢”。[66]在粤北,南雄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所办的手工业示范工场生产的标准纸,远销桂林,“受到桂林文化出版界的好评”;韶关的樟脑合作社生产的“樟脑饼和薄荷脑,均是军需、医药和工业的原料,价值很高,销量很好”,参观后的艾黎“大为赞赏”。[67]在闽西,连城工合生产的“仿道林纸”,不仅畅销当地,“还远销西南桂林等地,受到新知书店等出版单位欢迎”。[68]亲历者回忆,永安工合的出品,“都是市场上的紧俏物资,特别是肥皂、皮鞋、雨伞、酱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永安和连城工合生产的各种纸张,“畅销东南各省,对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69]永安事务所指导下的工合曾一度“承担了十多个报馆、出版社的印刷业务”。[70]

  

   对于工合经济在抗战中的作用,当年工合的领导者有实事求是的认知。他们说,工合“对抗日战争提供了经济和物资支援,……安定了战时大后方的秩序和人心”;“工合的物质生产对抗战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71]邓颖超评价艾黎“组织的‘工合’运动,为我后方生产救亡作出了重大贡献”。[72]八年抗日战争,实为一场中日综合经济实力的大比拼。东南工合运动,不仅解决了社员本身的生计,而且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需民用,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增添了重要砝码。

  

   第四,工业合作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东南工合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之一是工业化,人才和技术是工业化的必备要素之一。早在东南工合创办之初,艾黎就非常注重各种专业人才的引进和技术队伍的建设。为此,他一面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中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一面延聘一批学有专长的爱国华侨、香港同胞和国际友人加盟东南工合。如,工程师王毓麟(旅美华侨)、化学博士黄文炜(旅美华侨)、会计师容观成(香港同胞)、经济学家赖璞吾(美国)等。[73]这些专业人才后来都成长为东南工合的主要管理者或技术领衔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东南工合进行了许多技术革新。如,南雄的烟丝工合社,在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潘亦蕃的指导下,建立新的烘焙间烤制烟丝。[74]连城、南雄、曲江的造纸生产合作社,尝试了造纸技术、纸张质量统一化和标准化方面的改良。[75]于都磊石、上蕉工合社,用“新法造成之纸,无论钢笔书写及印刷书籍均可适用”;此外,东南工合还进行了麻织品漂白、皮革制造等方面的技术革新。[76]

  

   与此同时,东南工合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人才培训活动。例如,在赣县创办培黎学校,在永安举办导生传习班[77];在屯溪举办浙皖工合干部讲习班,在瑞金举办三期东南区工合干部讲习班,在遂川举办妇女手工业短期训练班,在赣县办理妇女手工业训练班[78];在金华开办合作会计训练班,在南雄开办两期培黎技术训练班。[79]培训班对学员进行合作、技术、社会科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培训,结业后的学员或分发各事务所、指导站工作,或参加各地的工业合作社。这些培训不仅为战时工合培养了大批实用性人才,而且为中国工业化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工合社被接管、改造后发展为现代工厂,工合管理人员和社员则成为新中国合作事业的领导人或各条工业战线上的骨干。例如,原属东南工合的衢州印刷生产合作社,1947年改为大明印刷所,同时接管了原常山印刷生产合作社与衢州平民工厂的印刷设备;1949年被接管后改为衢州新华印刷厂。原曲江东河坝工合机器合作社,1949年后改为广东省粤北农具工厂,原曲江事务所代理主任梅培基任该厂工程师,该厂后来发展成为广东省制造农具机器大工厂之一。[80]原连城事务所主任毕平非,1949年后曾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二轻局副局长等职。[81]原南平指导站主任陈文全,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设的科技部副部长。[82]原泾太事务所主任蒋传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合上海市分会副理事长。[83]显然,这些工合社、管理人员和社员等大多融入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五 结论


   合作经济制度是西欧19世纪中叶创设的,20世纪初传到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引发了蔓延全国的农村合作运动。[84]尽管如此,在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合作社的历史,正如陈翰笙所说:“还只限于少数有关信用合作社的实践。殆至战时,合作工业这一新的事物才开始兴起,为世人所瞩目。”[85]

  

   应时代而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工业合作一样,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天性不足,如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管理不良等,因而有人认为世界“工业合作运动史,几为一部失败史”。[86]以此观照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似乎也不例外。尽管主办方事前充分估计到工合事业开展的种种难度,事业启动后在资金方面多方筹措,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延聘各种专业人才、举办多种人才培训班,但纵向看来,在客观环境的刺激和主事者的主观努力下,东南工合仍然不脱提倡初期的“一哄而起”、抗战后期及抗战结束以后逐渐萎缩的轨迹和命运。其骤盛骤衰的根源,除了战时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外,恐怕仍与资金、技术、管理、运输等因素密切相关。东南地区造纸合作社在战时的“独领风骚”、在战后的“一枝独秀”,似乎也从反面证明了在自然资源和传统秉赋具备的条件下,资金、技术、管理等对于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

  

   长远看来,工业合作的命运,似乎注定是不乐观的。但是,放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战时环境下评估,其历史作用却不应低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日双方的比拼是耐力的比拼,是综合实力的比拼,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大比拼。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兴起于相持阶段初期、迅猛发展于相持阶段前中期的工业合作,是中国战时经济动员的重要新手段之一,它在已有的国有工业、私营工业和农村经济基础之上,进一步充实了我国的“经济国防线”,有力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正如时人所认知的,中国工业合作,“不仅是一经济建设运动,而且是一战时社会运动,是一民众动员工作”。[87]这是冥冥之中时代赋予工合的历史使命,也是工合在战时环境下的特殊贡献。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只不过是中国工合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区域展现而已。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的国统区为例”(10CZS022)和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支持项目(11ZJQN060YB)的中期成果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633.html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