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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海华: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

更新时间:2019-03-23 22:56:05
作者: 游海华  
尤其是交通工具这个行业,百分比均在1%以下。这些工合社虽然规模小、市场小,但并非无足轻重,都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或是某些社会阶层和某些部门所需要的,或是满足人们不时之需的。该表还显示,在三个时间节点上,工合社数目占总数百分比呈增长态势的有机电五金、纺织、化学、文化四个行业,呈下降态势的为矿冶、食品、交通工具等行业,变化不大的为服装、土木石两个行业。这个百分比大致反映了抗战中期不同行业工合社的兴衰趋势。

  

  

   随着工业合作社的增多及其业务的开展,资金不足、原料短缺、运输困难等问题日益突显。为了破解上述难题,1939年9月,赣州和遂川分别成立了东南区供销代办处和分处,其职责“非独竭其财力代各合作社购办原料及推销出品,间且借给各合作社临时急需款项,藉以周转”。1940年4月,为便于合作社购销、通融资金、降低成本等,30多个合作社联合成立了赣县合作社联合供销处。[17]

  

   赣闽粤区和浙皖区分立后,两区分别成立了供销业务代营处。前者成立于1942年1月,加入的工合社约有百个,同时辅导南雄、浦城、长汀、兴国、和平、梅县等地成立联合社。[18]后者在金华成立了供销业务代营处、工合金库等,并在屯溪、丽水设立分处。[19]

  

   代营处的设立,对于工合社的发展无疑有积极作用,但“作为各单位社之联合供销机构”,代营处毕竟属“代办性质,与合作社自有自享自治之原则并不完全吻合,且办理亦未尽善”,有鉴于此,从1943年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分期结束了代营总处及各地分支机构,其业务和职能逐步由当地的工合联合社接管。[20]抗战结束以后,东南区的赣县、曲江、丽水等12个县还保留了工合联合社,其中于都、永安等六县全部停业。[21]尽管如此,仍有个别的联合社业务发展得很不错。如1943年底成立的连城工合联合社,到1946年3月底,有工合社10个,股金16万余元,贷款余额220万元;由于专营纸业,1944年度盈余15万余元,1945年度盈余11万余元。[22]

  

三  战时东南工合的若干发展特点


   东南区办事处是工合协会最初设立的五个办事处(西北、东南、西南、川康、云南)之一。从其发展历程及业务看,明显有着自身发展的若干特点。

  

   第一,与全国其他区的工合相比,东南工合发展居于中游。据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23]的赖璞吾统计,在1939年12月、1940年6月、1940年12月三个时间节点上,在工合社数、社员人数、认股金额、已缴股金、贷款金额、每月生产价值六项统计中,五个办事处以西北工合发展最为突出,其绝大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一位;云南工合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五位;东南工合居于中游,其绝大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三位。[24]

  

   1941年春,晋绥区、浙皖区分别从西北区、东南区分离出来后,全国工合就分为西北、赣闽粤、西南、川康、云南、晋绥、浙皖七个区。据赖璞吾1941年6月份的统计,在同样六项指标的排序中,西北区仍居第一位,川康区除工合社数位居第三外,其他五项指标均居第二位;赣闽粤区除工合社数位居第二外,其他五项指标均居第三位;浙皖区则六项指标均居末位。如从七个区六项统计的平均数,以及贷款与认股比例、每月生产价值与贷款比例指标排序看,赣闽粤区都排在第四至第六位。以此看来,工合赣闽粤区各项业务仍位居中游。浙皖区尽管每社平均社员、已缴股金百分比居于末位,但是其每月生产价值与贷款比例居于第一位、贷款与认股比例居于第二位、每社员每月平均生产价值居于第三位。[25]可见,浙皖区工合社总体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其生产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抗战结束以后,在有统计数据的西北、东南、西南三个区中,据1945年第四季度的统计,东南工合的社数、已缴股金、贷款金额、每月生产值都居末位;东南工合联合社的社数居于第一位、社员数和贷款数居于第二位、已缴股金和每月生产值居于末位(第三位)。[26]

  

   值得强调的是,位次的先后尽管与工合工作开展好坏密切相关,但并非全然对等。例如,西北区办事处创办最早(1938年8月成立),管辖范围大(先后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湖北五省设立事务所),又得到政府的80万军毯订货(西北地区盛产羊毛),在努力建设大后方、“再造西北”的抗战大形势下,各项业务自然遥遥领先。[27]相对而言,云南办事处开办较晚(1939年3月创办),管辖范围只及云南一省,单就数据而言,当然无法与其他各区相媲美。1941年下半年,赣闽粤区工合发展较快,是因为和广东省银行签订了200万元的贷款合同,各地因而得以大规模组社生产。[28]所以,各区工合发展的优劣,除与各区本身的努力和业务开展好坏密切相关外,还与各区工作开展先后、管辖范围大小、当地政府和银行对工合的支持程度(尤其是贷款数额的多与少)等多种因素有关。此外,不同地区通货膨胀的时间差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第二,1940年夏,在中国工合发展起来的军毯制造、淘金、纺织、造纸、制革、机器、化学七个行业中,除军毯制造、纺织两个行业因政府订货而致西北区、川康区遥遥领先外[29],在其余五个行业中,东南工合均为中坚或名列前茅。例如,东南区的淘金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张法祖在其1941年编著《工合与抗战》的相关章节中,先于其他各区予以介绍。造纸工业,全国共有造纸社49社,东南区占总数的近43%(21社),位居第一;制革工业,东南区尽管只有5社,居于中游(西北区15社、川康区7社、西南区4社、云南区2社),但“东南区之荣誉军人皮革合作社规模尤大,出品每月约有二百张”;机器工业,西北区以7社位居第一,东南区和川康区以6社并列第二。[30]

  

   造纸工合社是东南区最大且最有生命力的产业。明清以来,赣闽粤浙皖东南五省因原料丰富、水量充沛、技工成熟等,即为中国纸的传统主产地,造纸手工业向来非常发达,生产的各色纸行销全国和海外。[31]由于这一传统优势,东南区办事处在确定工合的发展计划时,通常都将造纸工业作为其中心工作之一[32];事实上,工合各事务所或指导站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据统计,造纸合作社占粤北地区工合社总数的30%左右;其中南雄县有49个工合社,社员500多人,占该县总社数的60%以上。[33]前文提及的1943年底成立的连城工合联合社,专营纸业,连年盈余。长汀工合联合社,从1945年4月起,也改为纸业专营。[34]1945年底,东南区开工的73个工合社中,造纸工合社就有29个,占总数的近40%。[35]在抗战中后期工合事业逐渐萎缩的趋势下,所谓“大浪淘沙”,历经市场锻炼的造纸工合社日益成为东南工合的中坚,由此可见造纸业在东南工合中的地位,也映射出其强劲的市场生命力。

  

   第三,东南工合与所在地政府曾有一庞大的促进地方工业发展的计划,但最终无疾而终。应蒋经国要求,为配合其赣南三年建设计划,赣闽粤区办事处与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会商制定“赣南工业合作三年计划书”。[36]计划三年之内(1941—1943年)在已有98社、贷款41万多元的基础上,实现738社、贷款额达1193万多元的工合发展目标;为贯彻落实这一计划,赣闽粤区办事处将赣南原有5个所、站合并组设赣南事务所,由邵惠群主持所务,全所仅工作人员就有24位;赣县以外的其他10县设立指导站,派指导员驻县指导。[37]这一涉及全行政督察区所有县份的工合发展计划,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甚至是想当然的。史实证明,这一计划未能彻底实行。

  

   第四,东南区下设的办事处或指导站在各区中是最多的。据卢广绵的记述,1939年到1940年,东南区办事处先后在东南五省创办了28个县级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1942年7月,工合协会在全国共设立72个事务所。[38]以此计算,东南区的所、站占全国的近39%;以此推断,在当时的西北、东南、西南、云南四个区办事处中,东南区所设的所、站应该是最多的。另据张法祖的记载,截至1940年夏,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云南区的事务所(包括指导站)分别是15个、26个、16个、4个,东南区也是最多的。[39]据前文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见表1),整个抗战期间,东南区(包括赣闽粤区和浙皖区)先后建立了大约42个事务所或指导站,如果考虑到1941年4月赣县等5个所、站合并成赣南事务所这一情况,东南区至少也有38个事务所、站,超过了1942年全国72个事务所的半数。

  

   第五,培黎学校的源头在东南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是20世纪40年代艾黎在西北地区创办的一所技校,当时已誉满全国,1953年迁址兰州,改名为培黎石油学校,该校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该校以“培黎”命名,是为了纪念艾黎的朋友约瑟夫·贝利(Joseph Bailie,又译作约瑟夫·裴宜理,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者),寓意“为黎明而培训”。但是,提及培黎学校,人们往往只知甘肃山丹,而不知培黎学校的发源地在江西赣县。据艾黎记述,“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40];此后,工合在陕西的宝鸡和双石铺、广东的南雄、广西的桂林、湖北的老河口、河南的洛阳,都办理过培黎学校或培训班。我们不应忘记,培黎学校的源头在东南区办事处的驻地赣州。

  

   第六,东南区办事处是工合协会最后撤销的地区办事处。抗战中后期,全国的工合事业大为萎缩,1945年初只留下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区办事处。同年5月,工合协会进一步将西南区撤销;西北区办事处改为辅导区,仅负督导之责;上述两区所属各所由协会直接管辖;东南区与协会总部(重庆)“隔离较远,且战时交通不便,必须有一机构通筹指导”,因而得以保留。[41]当年底,西北辅导区最终撤销。[42]东南区到1946年底才最后结束,其业务由协会接管办理。[43]

  

四 战时东南工合的历史作用


   工业合作作为战时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对于战时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说来,东南工合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力支持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军事抗战。

  

抗战中后期,东南区工业合作社曾一度发展到500个左右,它们“生产了分属50多门类工业的500多种产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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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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