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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玉娇:反贫困的中国道路:1978-2018

更新时间:2019-03-22 01:09:25
作者: 贾玉娇  

   在计划经济消退,市场经济扩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中受益。宏观上呈现出国家财富总量与贫困人口收入同步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26)但是,在经历改革开放的普惠期后,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同时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贫富差距开始形成并逐渐拉大。为此,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以阐释、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这一阶段性现象,并由此规划出这一时期中国反贫困的总体思路,即在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的反贫困主线下,国家成立专门的反贫困部门,出台专门的反贫困政策。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6年5月,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这表明,虽然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思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和培育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但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隐蔽的反贫困”和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的“显性的反贫困”的双重逻辑格局正式确立。然而,由于中国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贫困现象依旧严重(27)。

   2.以发展之名的反贫困阶段:1992-2011

   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一以贯之的是以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在经历上一阶段的改革探索、酝酿后,改革共识达成,中国迎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其标志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由此,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定型为以追求和服务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28)。在此总体框架下,国家在继续释放改革开放的反贫困红利的同时,在反贫困政策领域,进一步将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相融合。1993年将国务院原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1994年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表明反贫困具有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双重属性。

   有基于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发展型国家”和“生产性社会福利”的社会政策分析范式(29)。二者都强调工作及经济生产的重要性,并置福利为依附、从属于经济的位置,即经济政策主导社会政策。(30)由此清晰揭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反贫困的内在机理。与传统“救济式”的反贫困资金注入取向不同,“开发式”反贫困资金主要用于发展投资,如兴建道路、饮水和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31),后扩展到对教育、公共卫生、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支持。从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政策评估来看,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环境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生产能力、强化贫困人口的经济自立能力,成为成功的反贫困政策的检验尺度(32)。经过7年的反贫困,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仅为农村总人口的3%,“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33)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贫困线的提高,贫困人口总量增加到9422万。为应对新世纪的贫困问题,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该计划继续沿用“八七”扶贫攻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教育的反贫困途径(3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经济增长与反贫困之间的拉锯战。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反贫困的社会逻辑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即在与经济政策相融合的开发式扶贫之外,独立于经济逻辑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日益清晰。其产生背景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方面。2006年反贫困政策格局形成扶贫和社会救助分野局面,于次年实现了农村低保的“全覆盖”。通过综合扶贫,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下降到8249万人。但是,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政策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其一是发展型或生产性的反贫困战略过于强调经济发展目标,容易忽视人的需求;其二是粗放式的反贫困实践,在实现整村推进的同时,忽视了贫困的复杂性,同时缺少反贫困政策和项目的监管(35)。此外,鉴于这一时期中社会建设“维稳”功能的客观定位,使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旧依附于经济政策。

   3.以社会之名的反贫困阶段:2012-2018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表明中国反贫困所在的宏观框架与主导逻辑开始发生变化,“显性的反贫困议程”居于主导,由此开启中国反贫困的新进程。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与归宿,但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旗帜鲜明地以社会的名义进行反贫困,其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人民历史观(36)。

   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贫困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议题。随着2020年的临近,反贫困经由中国庞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向各地传导,成为基层最大的政务。二是将反贫困纳入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视阈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表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此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与具有消极意义的反贫困不同,美好生活的提法与社会主义实践本质更为贴切。换言之,将反贫困置于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资本主义实践本质的不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独特话语,即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目标不仅是摆脱贫困,而是实现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

  

   三、改革开放40年反贫困成就的本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解决了7亿人口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堪称世界奇迹。由上文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表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7),清晰表达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优势。这一政治优势是在近200年来中国社会所生巨变的历史检验下逐渐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秩序法则在现当代中国的继承与发展。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知与独特建构。

   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与政治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容括式的,其深植于中国“天人合一”的政治文明中,“天”即“民”,“天意”即“民心”。如果借用西方的表述,此种政治权威的产生机理为,“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大德曰之生,君之徳能配天,能代表群生,而负责其政治任务,斯为王。君失德,不克再配天,致天命所归有变”(38)。由此可知,以君为内核的国家与以民为主体的社会在追求目标方面高度契合,成一总体,形成此强彼强,此弱彼弱的共生关系。此为西方范式下所定义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型所无法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将此思维方式融入现代政治重构中,演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39)。与西方政党仅代表少数人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主义发展观与人民意志和诉求的完美结合,即在实现国家强大的同时,逐步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然而,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反贫困与其所嵌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腐败、寻租等现象导致了贫困问题的产生与强化(40);“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化了总体性精英的权力,社会两极化严重(41)。这成为一些人用来抨击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证据。然而,持上述观点及反对立场的人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保鲜能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纠偏、自我建设的政党,运用自身力量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练就的基本功,而促使其发展、进步的动力源自人民现实需求的变化。

   纵观世界,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以及贫困人口增多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但是,在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成果,例如反贫困方面,不同政治属性和拥有不同政治传统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执行力截然不同。美国从认识到该问题并采取制度化手段解决,用了80多年的时间尚未完成,且贫困问题越演越烈(42);欧洲各国用了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进行制度化的反贫困与发展成果共享,但是在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下止步、逆转,从而制造出贫困无法终结的发展幻象(43)。

   那么,贫困无法终结幻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此,马克思给出了经典阐释,运用实证主义方法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贫穷与富裕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指出贫困产生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此外,其后的一些西方学者也进行了相关阐释,达成的一致共识是,导致财富分配失衡和贫困问题难以根治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因素(44)。因此,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前提的观点不一定在每一个国家都成立(45),只有坚实的政治保障和定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快速转化为社会发展成果。由此可见,正是在中国所具有的这一政治优势下,中国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实现了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反贫困目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对社会和各级政府进行有效整合与动员的国家治理体制。该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文明成果和现当代政治社会文明成果相融合的产物。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该体制为中国实现一个个发展目标提供坚实保障。然而,在解释中国创造的反贫困等奇迹时,学者们避重就轻,倾向于从政策和技术层面进行回应,如强调“数目字管理”技术的重要性、“复杂政策”制定技术,而对中国国家治理体制所具有的有效性,亦即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认识不足,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诟病的对象(46)。

   具体说来,一些学者运用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审视中国国家治理体制,得出威权主义的片面结论。(4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天然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治理内生性矛盾,产生“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一无法有效克服的技术性问题。具体说来,在超大治理规模和超长治理链条下(48),由于组织成员居于特定角色和位置,拥有各自的私有信息,必然产生寻租、效率损失(49)、管理代价(49)和下级工作动力不足(49)等问题,如果削弱对各级政府的规制力度,势必加剧上述问题,导致国家治理有效性降低;反之,如果加大这一规制力度,会形成“层层加码”的“压力型体制”(50),而这又会导致基层消极敷衍行为滋生,致使政策弱化(51)。

然而,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治理体制成功破解了始现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世纪难题。(52)因此,需要正视中国国家治理体制有效的事实。这一事实呈现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亦即无论被人们认识与否,抑或被褒贬与否,其对中国反贫困等奇迹取得的客观作用始终存在,并且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窘境的背景下,其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和优势开始得到认可与瞩目。基于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事实,西方学界对威权主义范式重新进行审视,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一党制国家呈现出相似的威权主义特征,但是实际上中国具有一套独特的国家治理逻辑与运行机制(53),并据此指出该范式所具有的“脆弱性”(54),同时尝试进行范式改良(55),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解释仍在进行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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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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