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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历史的隐喻

——论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

更新时间:2019-03-22 00:51:10
作者: 王岚  

   内容提要:《被掩埋的巨人》延续了石黑一雄在其作品中反复探讨的一些主题,如记忆的不确定性、对历史的反思以及人的情感需求,再现了5、6世纪时撒克逊人入侵英国后与不列颠人的冲突与融合。小说虽然穿插了一些奇幻文学的元素,但整体上语言质朴、平淡、内敛,通过历史的隐喻告诫人们,正确看待历史记忆,切勿盲目服从权威,坚信心中的道德法则,学会珍惜和宽容。小说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沃土之中,通过与西方人文经典的深层对话,提醒读者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和族裔认同,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民族关系,警惕民族仇恨和复仇意志再次导致人类互相残杀,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担忧及对和平的呼唤。

   关 键 词:石黑一雄  被掩埋的巨人  历史  隐喻  西方经典

  

   傅立叶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拉夫当(Gabriel-Desiré Laverdant)在其1845年的小册子《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角色》(De la mission de l'art et du role des artistes)中指出,艺术是“先驱和揭示者”,显示了“最超前的社会趋势”,真正具有先锋性的艺术家关注的是“人类将走向何处”和“人类这一物种的归宿”(Poggioli 1968:9)。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正是这样一位关注人类未来归宿、心怀悲天悯人情结的作家。他的科技反乌托邦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以艺术的形式回答了人类是否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去制造克隆人这一道德问题。他的文字流畅、优美,一般不晦涩,除非是刻意制造某种印象。他对历史、记忆等主题的关注、对人性的揭示和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担忧帮助他摘得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历史和人性是石黑一雄反复探讨的主题,他直面历史,反思人性,敢于揭露历史和人性中的伤疤,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其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通过回忆的方式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艺术家思想和灵魂的扭曲,反映了艺术家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系,对日本二战期间的军国主义提出明确的质疑。其布克奖获奖作品《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的主人公为达林顿府管家史蒂文斯(Stevens)。贵族家庭中的管家是一个颇能反映英国阶级鄙视链及其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人物。通过史蒂文斯的生活回忆,作者既反映了史蒂文斯个人情感压抑的悲剧,更从他为其故主欲盖弥彰的辩护中,窥见英国某些贵族在二战之前因个人感情偏好而误导国家政策,姑息迁就德国法西斯力量,解雇无辜的犹太女佣,助纣为虐,反思了二战前英国政府执行的绥靖政策。作品不着痕迹地揭示了英国上层社会某些成员应对二战历史所负的责任,哀叹了大英帝国辉煌不再的残酷现实。

   进入21世纪以来,石黑一雄作品中的历史关怀与反思越发明晰。这与新世纪外国文学的总体创作倾向是一致的。杨金才(2013:163)指出:“新世纪外国文学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创作的重心大都是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穿梭。”石黑一雄发表于世纪之交的《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2000)戏仿了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小说,其深刻性主要体现于对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民族心理的揭示。主人公班克斯(Banks)执意要回到当年父母失踪的上海,誓言要铲除威胁世界的邪恶势力。这部小说的不可靠叙述不仅暗示了主人公对自己能力评价的偏差和自不量力,也是对英国逝去世界影响力的哀歌。这部小说既批评了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疯狂的军国主义,又讽刺了日益没落却始终怀有浓厚的世界领袖意识的英国人。面临日军对上海的围攻,“日不落”帝国的臣民们大都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流露出无力掌控世界格局的无奈。

   石黑一雄2015年的《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视野开阔,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沃土之中。该长篇小说延续了石黑一雄作品中反复探讨的一些主题,如记忆的不确定性、对历史的反思以及人的情感需求。作品以埃克索(Axl)夫妇寻找记忆和儿子的历程为主线,生动地再现了5、6世纪时撒克逊人入侵英国后与本土的不列颠人(Britons,也译为“布列吞人”)的冲突与融合。小说中虽然穿插了一些奇幻文学元素,但整体上语言质朴、平淡、内敛,并不像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系列作品那样借奇幻因素吸引读者,而是与英国历史上读者熟悉的一些文学作品或传说故事形成对话关系,如源自北欧神话和传说的《贝奥武甫》(Beowulf)、源自英国本土并在欧洲大陆不断被丰富的亚瑟王传奇,以及叶芝的诗歌《再度降临》(The Second Coming)等。作者在其营造的悠远历史氛围中解构或阐释这些经典的同时,通过丰富的历史隐喻,解构亚瑟王的形象,提醒读者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和族裔认同,不迷信或盲从权威,要始终坚信心中的道德法则,追求和平与真理。

   对英国甚至英语国家来说,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堪称“历史的丰碑”,被视为不列颠人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是英国浪漫传奇的天字一号人物。他们代表了忠诚勇敢、追求正义、热爱荣誉、尊重女性等优秀品质,被历代文人骚客讴歌赞美。《被掩埋的巨人》中所要展现的则是这一丰碑上的裂痕,即在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的民族冲突中,亚瑟王的背信弃义。①此前亚瑟王曾颁布“无辜者保护法”(石黑一雄2016:217),明文规定不准伤害撒克逊妇女、儿童和老人。埃克索作为其手下的“和平骑士”曾与其他人一起负责该法律的落实并引以为豪。小说中让人健忘的迷雾源头即为亚瑟王撕毁协议的那场大屠杀。战场上亚瑟王破军杀将,大获全胜,同时,他派遣人员对撒克逊人留守后方人员,上至老人妇女,下至孩提之子,进行了大肆屠杀。实施屠杀的同时,亚瑟王请魔法师梅林施法于母龙魁瑞格,使之呼出令人忘却一切的气息。(石黑一雄2016:293)此后母龙在世的几十年间,两个民族忘记了仇恨,和平共处,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这便是小说的开端。

   关于5、6世纪的英国历史,比如不断涌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本地不列颠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地发现,没有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英国历史上的一片空白时期”(Alter 2015)。仔细查找,可以发现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从各自的视角对这段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不列颠教士吉尔达斯(Gildas,约516~570年)在他的《不列颠的毁灭》(The Ruin of Britain)中描述了撒克逊人入侵时的情景:“剑闪闪发光,爆裂的火焰向四散逃跑的不列颠人袭来。街道横陈着高塔的塔尖,高墙和圣坛坍塌殆尽,尸体残骸散落在断壁残垣中,到处覆盖着凝固发青的血块。眼前的一切,仿佛(葡萄)酒坊压榨机里碾压过的废料一般。惨不忍睹!”(Henshall 2008:90)一百多年后,英吉利教士比德(Bede,约673~735年)在《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中则记述了不列颠人的凶残:“卡德瓦龙不列颠王尽管挂着基督徒的名字,声称过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却是一个心地凶狠、手段毒辣的人,他甚至连妇女和无辜的幼童都不放过,野兽般地把他们残酷折磨致死。他长时间地摧残、蹂躏所有地区,而且心里盘算着把整个民族从不列颠岛上根除掉。”(比德1991:148)

   不难看出,这是一段互相残杀的历史,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只会从自身立场出发,谴责另一方,缺乏自我反思。两个民族冲突的结果正如撒克逊勇士维斯坦(Wistan)在《被掩埋的巨人》中所预言的:“我们的军队一面推进,一面会因为愤怒和复仇的渴望而继续壮大,对你们不列颠人来说,那将是向你们滚去的一个大火球。你们要么逃跑,要么毁灭。一个个国家会相继沦陷,这儿会成为一块全新的土地,撒克逊人的土地,没有迹象表明你们曾在这儿生活过。”(石黑一雄2016:306)7世纪时,不列颠人大部分被赶到了威尔士、苏格兰和康沃尔,正如北美印第安人及其他被殖民地区的土著被驱赶至贫瘠山区或荒原地带一样。

   石黑一雄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虚构或者说重构,其重点不在于辨明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孰是孰非,也不是为了考察人们的生存本能和侵略本能,而在于以亚瑟王为隐喻,从道德和正义层面,探讨亚瑟王或像亚瑟王一样思考的政治家的思维逻辑是否正确,即为了所谓的和平,人们是否可以对所有的敌人斩草除根。康德(2003:95)的道德哲学明确指出:“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亚瑟王的逻辑是把人当成了实现其“和平”的工具。石黑一雄的新作是与康德道德哲学的一次对话,它迫使人们反躬自问,类似亚瑟王这样的逻辑或说借口在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是否依然存在?

   高文骑士(Gawain)是亚瑟王传奇故事中最优秀的骑士之一。他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也是一个隐喻本体,即盲目服从权威的人。小说中高文的形象略显滑稽,他永远佩戴着象征他身份的盔甲和剑,然而他的盔甲因磨损而锈迹斑斑,他的短袍因岁月而补丁累累,他的姿势总显得有点“僵硬”(石黑一雄2016:102-103)。这种“僵硬”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作为亚瑟王的忠实助手和外甥,高文内心虽不赞成屠杀妇孺病残,但始终忠实维护着亚瑟王的形象,忠诚于守护母龙的使命,直至献出生命。他是亚瑟王的忠诚卫道士,深信亚瑟王屠杀已逐步本地化的撒克逊人,是为了打破不列颠与撒克逊民族间相互屠杀的魔咒,并且认为这一举措行之有效,“获得了永久的和平”(石黑一雄2016:215-217)。他将这种方式类比医生治病救人的妙手,称之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国王的战略”(石黑一雄2016:277、281)。高文并非没有内心矛盾。在埃克索当庭公开指责亚瑟王背信弃义并愤然离开宫廷时,高文和其他一些骑士内心深处都在赞同、赞赏埃克索,轻声与他真诚告别(石黑一雄2016:280)。但“僵硬”的高文对高高在上的亚瑟王永远是绝对服从:“屠杀婴儿的刽子手。但我当时不在场啊,就算在,我和一位伟大的君王争辩,能有什么作用?他还是我舅舅呢。那时候我不过是个年轻的骑士……但我是个好骑士,将自己的职责执行到底。”(石黑一雄2016:217)。高文在此处所体现的正是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所提出的“平庸之恶”——面对邪恶,高文保持了沉默。不过,亚瑟王屠杀无辜者的做法在高文的内心留下了浓厚的阴影,他不断反省:“屠杀婴儿的刽子手。这就是我们那天干的事?”(石黑一雄2016:217)比特丽丝(Beatrice)在修道院空气污浊的地道里因发现了大量的婴儿骸骨而哭泣,敏感的高文一边回忆自己当年的罪孽,一边心里又愤愤不平:“她怎么敢那么说呢?”“谁说我屠杀婴儿?”(石黑一雄2016:268、282)这些恰恰反映了他心中的内疚。现代社会中,像高文骑士这样良心虽然尚未完全泯灭,但迫于权威压力而盲从或保持沉默的人可能不在少数。

《被掩埋的巨人》中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追求和平的是主人公埃克索。虽然他所在的不列颠居所不像村庄而更像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但他和妻子都住在“巢穴的外围”。(石黑一雄2016:5)相比洞穴深处的居民,埃克索可能就更为开明,更倾向于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小说一开始,他和妻子就念念不忘地想要得到一支能给他们带来光明的蜡烛。埃克索的妻子比特丽丝与但丁《神曲》中主人公的引路人同名,善良温和的她深爱着丈夫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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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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