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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三教合一”现象

更新时间:2019-03-20 22:44:36
作者: 许倬云 (进入专栏)  
又或者在北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兴起而盛行于中亚的大乘佛教,其最早的根源是波斯文化系统内的祆教及其衍生的摩尼教。

  

   当时的中亚、西亚,普遍存在从古波斯祆教留下的,主张度过劫难后由救主启示新天新地的启示性宗教。古代波斯的宇宙观是明暗两分,他们认为人类的命运分三个阶段:从明暗不太明朗,到明暗之间斗争,到第三阶段光明克服了黑暗,那是一个新的天地。在这个新阶段,人类得到了永恒的幸福。神恩“承诺”的观念,由波斯辐射往南影响到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后世伊斯兰教,都有对于新世界永生的盼望。这一个理想可能与印度的佛教结合,将原始佛教自己超越自己的“自度”,发展为“度人”,使将来的人类有一个指望,可以永远脱离人生种种苦厄。

  

   在中亚西域一带,从秦汉到隋唐,中国曾多次出现这一类启示性宗派。祆教的第一个神是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而在末劫之世,启示性的救主则是密特拉(Mithra)。密特拉的名字在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拼写,但是似乎万变不离其宗,发音基本类似。因此,季羡林认为,阿弥陀佛与弥勒佛(Maitreya)也是“密特拉”。祆教传播到印度后,在印度的佛教之中才分别发展为拯救世界的西方净土佛和三劫之后的未来佛。

  

   在中国的民间尤其底层,儒家的权威性比较淡薄,凡此救赎的承诺,提供了一般底层民众的寄托所在。从上述汉代的《太平经》到黄巾的信仰,以至于后来经过天师道,一部分转化为道教,另一部分又接纳了摩尼教(波斯明教),转化为北宋方腊“吃菜事魔”的信仰等,到最后成为元代始盛的白莲教。这一个寄生于民间底层的信仰,其实从来没有中断,只是在各时代以不同的名称出现。

  

   这些底层的教派,虽然是只盼望新天新地降于人间的救赎信仰,但他们许多地方也还接纳和融合佛教或者道教的一些教义,构成了跨宗教的多元民间教派。在接受佛教的部分,弥勒信仰本来就是佛教与西域救赎信仰结合的产物;弥勒佛是释迦以后的未来佛,“龙华三会”以后,所有的人民都得到了救度,从此是永恒的平安。弥勒教派与上述白莲教等经常揭竿起事,在宋、明时代多次发动反政府的民间抗争。

  

   这些民间教派实际上是混合的信仰,也纳入了许多民间传说甚至文学作品中的素材,在中国民间延续不断。在元末,它们从白莲教的运动转变为明教,又转变为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了明朝政权。在清代,乾嘉之时,白莲教的活动开始蔓延于中原、湖广。在清末,白莲教等教派则以义和团的名义又一次出现,在辨析其源流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凡此民间的民俗教派,可说是佛、道两家的救赎观念,与中亚进入中国的外来救赎教派的合流。

  

   与弥勒信仰相似而又不同的阿弥陀佛信仰,则不将理想的世界放在未来,而是放在死亡以后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信仰的理论认为,阿弥陀佛是如来佛以前的一个佛,他庇佑人生,在人死亡后接引其灵魂进入西方净土。在这里,一片平静安宁的净土,是与俗世的秽土相对的另外一个宇宙;在这里,信佛而又没有恶行的灵魂,不必再经过轮回;因此,在这里不会再面临苦厄,当然也就不必再等候弥勒信仰所主张三次劫波以后的最后一世。

  

   从阿弥陀佛信仰,又延伸为观音信仰。观音本来是阿弥陀佛的一个胁侍菩萨,也就是阿弥陀佛的主要助手。在印度经典中,观音菩萨本是男性,但由于进入中国以后其功能是慈悲的救主,所以逐渐转化为母亲的形象,成为女性菩萨。在印度经典中,观音有三十三身,也就是各种不同的形象,其中确实也包括几个女子形象。但在中国的观音信仰中,观音却是以母亲的形态出现,安慰和救济种种受苦、受难的灵魂。

  

   第三波的发展,则是同在阿弥陀佛身旁的地藏菩萨。在本来的意义上,“地”是广大如地,“藏”是深厚如藏。可是“地”“藏”合在一起时,汉传佛教却将他解释成为地下世界的救主,也就是地狱的救赎者。地藏菩萨曾经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菩萨是佛之下一阶的神明,他不愿在功德未满以前升等为佛,这一誓愿也可解释观音为何始终是菩萨而不是佛,反映了同样的理念。)阿弥陀佛信仰的三个阶层,与弥勒信仰对比都是属于个人层面,皆无意愿在群体的层面寻求一个新的世界。这一选择竟使观音与地藏信仰成为民间最普遍的信仰,也代替了弥勒信仰成为佛教之中很重要的一种信仰。

  

   道教的理想世界不在世外却在人间,道教丹鼎派的修行也是个人层面的。外丹是借重药物,寻求精神与肉体的长久存在,也就是长生。这一派的方法,本来是从炼金术演变而来,后来与中医的养生理论相配合,成为借用药物保持健康和延长生命的方法。内丹一派,则是希望使人身体之内的阴阳因素,在自己肉身内重新结合,成为一个精神的本体;这个精神本体,不受肉体新陈代谢乃至死亡的限制,这精神的自我超越肉体——“元神”圆满之时,即可以脱离不能持久的肉体永远存在,这就是长生的境界。道教之中,地行仙及白日飞升,都是形容元神终于脱开了肉体,成为不朽的自我。道教之中的八仙,都是号称长生不老、永远存在的仙人,这八位人物包括男、女、贵、贱,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也有不同的形象,其实意在说明,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达到不朽的神仙境界。

  

   道教的理想世界,成为道教经典中列举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其中一大半都是道观所在,或是道教宗派的基地。这些地点通常在山野深处,甚至想象中放在海上的未知之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些学者认为,其实就是道教思想之中一个理想的福地,要经过一个洞穴,才能到达这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和平安静的社会。核对历史,道家的天师道就组织了一个互相济助、平等互利的福利社会。道教的道观如上所说,很多是在山野深处,例如青城山、武当山、龙虎山,到了近代还是著名的道教圣地。道教的道士们可以婚嫁成家,与一般人无异。一个道观,往往就是几个家庭的集合组织;一座山的道观,彼此间也是有无相通、互相济助,成为自助的小社区。

  

   我自己见过,北京的白云观正在做修复的工作,观中大小男女几乎都参与修复各方面的任务,后院的住家之处,男女小道童也正在接受他们的母姊兄长的教导,识字、读经。抗战时期,我曾在湖北居住,荆、襄之间许多城镇,几乎都有武当山道观的分支,称为下院。它们在当地是地方的活动中心,在日本军队侵犯湖北时,农村中的民团曾协助国军抵抗日寇,这些民团之中最常见的人物便是武当山的道爷们。他们传授武艺、指挥作战,是抗战期间的无名英雄。因此,道教对理想世界的选择是属于人间的,在这一方面,道教的理想与儒家的淑世观念其实相当吻合。

  

   于是,在中国的民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有些处于文化精英层次的人物,一只脚踩在儒家,一只脚踩在民间,他们就会尝试如何整合这些不同的信仰为一个系统。

  

   福建的林兆恩开创了夏教,就是提倡三教合一:将儒、道、佛糅合为一个信仰。夏教维持的时间不长,而且具有相当的地域性,但后来在各处发展的类似运动,却几乎都具有夏教的影子。夏教代表的三教合一的观念,在许多比较通达的读书人之中并不罕见,这些读书人也因此完全可以接受家中其他成员选择的佛、道信仰。

  

   民国时代,曾经一度有人发起组织“孔教”,这个努力并没有成功。然而有所谓“红卍字会”,就是三教合一的组织,它总部设在济南,创会的一群人士,无论男女都平等地参加发展和管理的工作。从民国初期至抗战以前,红卍字会的发展十分迅速。那时东北已经沦陷了,红卍字会在东北伪满政权之下一样非常蓬勃。在我家乡无锡的红卍字会之下,还有许多念佛会,也有所谓的“斋堂”——前者是许多家庭妇女尤其是女性长者经常聚会的场合,后者则是老年无依无靠的信众,若干人组织为一个共同生活的单位。

  

   这些组织中,念佛的部分是属于净土宗的高宣佛号,静坐的部分则与佛教的禅宗和道教的打坐并无区别。红卍字会并无神职人员,祭神在道观,拜佛在佛寺,敬拜祖宗则在自己家中和祖祠之内。我的祖母就是无锡红卍字会相当活跃的一个人,在她的卧室后面另辟一个小小院落,是她的佛堂,其中有儒、道、佛的主要神像:至圣先师、观音和老子。他们在念佛会宣讲的主要文献是《太上感应篇》,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象。这群老妇人是地方慈善事业的主流,济贫冬赈、救济孤儿寡妇等,都是他们一年四季按时推动的工作。

  

   民间方面,一个明代军人组织的罗教,最初是在漕运路线上的船户、民工、护运军人之中发展,后来则广泛地传播于黄河、长江、淮河以至东南沿海。他们称教主为“罗祖”,在各处水陆码头常有罗祖庵,老年无家的人士,颇有人以罗祖庵为安身之所终其余年。

  

   罗教结合了佛教禅宗和道教中的许多教义及传统。罗教从禅宗中吸收了“心造一切”的概念,认为人的苦难是由于心欲造成,因此罗教追求无为、弃欲,以达到最高的内心状态。罗教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自称为禅宗的一支。同时,罗教还从道教吸收了“道玄”这个概念,来解释世界的形成,认为世界是从真空家乡中形成的,并演化为世界万物。因此,外部世界不是禅宗的教义中那样从内心产生的,而是事实存在的。

  

   佛教方面,上述八大宗派,到了近代只有净土和禅宗最盛。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其他宗派的学术要求较多。净土的归依者注重其信佛之诚,以宣念佛号为其持信的功夫。禅宗则是以“直指真如”的顿悟为入门功夫,不着文字而注重敏锐的悟性。禅宗的“机锋”,借重当时的一事一物触发灵性、开悟佛理,也就不太重视经典的研读和阐释。对于一般信众而言,禅宗一路也是方便法门。

  

   晚唐以下的中国佛教,禅宗特盛,继而禅净合一。到了近代,佛教界群贤辈出:禅宗出了寄禅及虚云,净土宗出了印光,律宗出了弘一,天台出了谛闲,华严出了丹霞,唯识出了欧阳竟无。儒家学者在近代颇有人采撷佛教思想,以组织其近代中国哲学体系,例如:熊十力先生借重唯识论援佛入儒,成为新儒家的重要部分;方东美先生将华严的宇宙观与他的美学理论糅合为一,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中极堪重视的唯心论哲学。凡此现象,大致由于西方传来的现代文化,激发传统文化的精英必须努力检讨和重建自己的传统。

  

   综合言之,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佛、道二教并驾齐驱,互相刺激也互相补助,构成了两大信仰系统。在唐代以前,两大宗教可以说都在建构系统的时期,从无到有、从浅到深;到了唐宋之间,它们就已是中国建制性宗教的两大主流。无论佛、道,也已分歧为许多宗派,凡此宗派最初无不以教义的差异分别发挥其特有的重点,例如佛家的唯识宗、华严宗,都是从教义深刻的讨论开宗定义。道家亦复如此,有内修、外修、丹鼎、符箓各种教派。唐宋尤其宋代以后,佛教是以净土和禅宗为主流,道教是以北方的新道教之一全真派和南方龙虎山正一派的系统作为主流。这一阶段,佛、道的教派都逐渐倾向于民间,也更倾向于个人的坚信,认为信仰比教义的探讨更为重要。这种发展,就逐渐将建制性的宗教引导走向民间。

  

   本文原载《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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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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