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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平:阳明心学的定性及良知的公共性与无善无恶

更新时间:2019-03-20 00:47:29
作者: 董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1.否定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阳明心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定性,认为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有其本身的独特义域,与主观唯心主义实有本质不同;2.强调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实际指向人的类本质共性,是必然具有“公共性”的;3.关于良知或心体本身的“无善无恶”问题,自“天泉证道”之后即争讼不已,作者基于儒学传统的“中道”之义,就“价值”与“存在”的二重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之处理“无善无恶”与“至善”的内在关系。

   关 键 词:心学  良知  公共性  无善无恶

  

   如果把当前传统文化的回归视为一种社会思潮,那么这一思潮的出现是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的。就历史与思想的统一性及其连续性而言,它是近代以来“历史自省意识”实现其自我反思的当代继续,代表着“第四期反思”。①就时代现实而言,则一方面,中国自身的文化特征以及“中国人”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在全球化交往格局中如何得以恰当体现,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现实社会中“物质”与“精神”在价值维度上的二重分离愈趋显著,已经成为一个必须予以正视的问题。正因、缘因的诸多方面综合,促成了“文化自信”的回归、传统文化的重建或“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成为时代思潮。在这一思潮之中,阳明心学的崛起颇为引人注目。

   作为一种思想形态或哲学体系的阳明心学,基于宋代以来“新儒学”的思想成就,重新追溯儒家学说的古典精义,又整合了包括佛、道二教在内的不同思想形态,完成了以“良知”为核心的哲学架构,体现出极为宏阔的理论涵容度与相当精致的思想结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乃是人的“天植灵根”,要求把良知体现于个体生存的实践境域,则是“致良知”。“致良知”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体的经验生存与其本原实在性的同一,实现人的存在与其本原性价值的同一。在现实性上,这种同一是通过个体心身秩序的完整性及其实践维度上的自我表达来体现的,因此笔者曾把阳明心学称为“实践哲学”(参见董平,2013年)。正是出于“实践”维度的考量,本文并不关注阳明心学之所以流行的各种具体原因,或者阳明心学能够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带来多少“好处”,而是鉴于思想历史的实际经验,试图厘清阳明心学研究中极易被误用而又长期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以期在理论上正本清源。

  

   一、“主观唯心主义”辨惑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王阳明心学因被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受到批判。虽然现在学术界或许不再这么认为,但“遗留”的理论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王阳明讲“心即理”,以之为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前提;提倡“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阳明全集》,第175页),甚至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同上,第119页)过去人们往往仅从字面上理解这些观点,以之为王阳明否定事物存在客观性的证据,而诋之为“主观唯心主义”。最为人们所频繁引用,作为其“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文本依据,则是《传习录》关于“先生游南镇”的一段记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同上,第122页)

   这段对话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它的确涉及心、物关系,并且也的确是清楚地体现了王阳明关于“事物存在”的观点,因此笔者接下来也重点分析这段文字。按照某友的观点,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也即是在他看来,花树在深山中的存在,只是自在;既然是自在,便与“我心”无关;既与“我心”无关,那么它就存在于“我心”之外;既在“我心”之外,那么就不能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或“心外无物”。某友的这一观点,大概也是我们今天的“常识”,所以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在这里,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分析:

   1.首先须强调指出:“寂”是王阳明心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显”或“明”构成一对特殊范畴。“寂”不是“不存在”的同义语,而是指事物(例如“花树”)尚处于一种相对于主体而言乃为未开显的、未曾“明白”的存在状态。就“寂”的存在状态本身而言,它所指向的正是事物自身存在的纯粹客观性。因此显而易见,王阳明全然没有否定事物存在的客观性,并且事实上强调了这样一点,即:以“寂”的状态或其本身的纯粹客观性而存在的事物,原是独立于人的主观精神或意识世界之外的。

   2.处于“寂”的纯粹客观性状态的事物本身的存在,由于其本身的存在性是未开显的、未“明白”的、没有向特定交往关系情境中的主体呈现其自身的,因此它本身的存在性在主体那里便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它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以“寂”的状态而存在的纯粹客观性作出任何意义上的判断,实际上就皆为主观臆断,就反而落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如上例,在“岩中花树”成为特定交往关系情境中的主体的对象之前,并且也无此前曾经有过的交往经验、认知经验等等可以借鉴或援引,而即断定“岩中必有花树”“花树必是自开自落”,是即属于纯粹臆断的“主观唯心主义”。

   3.作为纯粹客观性而存在的“寂”,既然是主体所无法言说的,那么关于其“存在性”就是一个只能被“悬置”的问题,而不能被判断为“存在”“非存在”或“不存在”。但“悬置”是暂时的,“悬置”的解除,也即是“寂”的纯粹客观性的根本消解,恰好需要依赖于人本身的实践活动。如上例,“你来看此花时”,便是作为主体的“你”通过“来”的实践活动而与“此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交往关系情境;“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则正是在这一特定交往关系情境之中,因“此花”成为作为主体的“你”的对象,其原先之“寂”的状态便即时消解,“颜色”也“一时”转趋于“明白”。换句话说,“花树”自身的存在性乃因主体的在场而获得了澄明与开显。因此,主体的在场是使存在物自身的存在性获得其当下的如实呈现的必要条件。而正因主体在场,存在物成为主体的特定交往对象,人与对象物便建立起了一种以“感”为方式的“关心”的联系。在这一联系之中,对象物将其存在性向主体开放,而作为主体本身的存在性同时也是向对象物开放的。“感”即是交往,“关心”则使交往得以实现。正是在这一“关心”的交往意义上,对象物的存在便“不在你的心外”。

   4.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物由“寂”而向“显”或“明白”的转变,就事物本身而言,只是其原先以“寂”的方式而存在的本原的存在性获得了开显而已,并不是原本为不存在的事物被赋予了“存在性”。由“寂”而“显”的转变过程,在特定交往关系情境中的主体那里,恰好就意味着事物之“寂”的纯粹客观性获得了当下解构。“寂”的消解,即是“明”的开显。被消解了“寂”的纯粹客观性的事物存在,因其自身的存在性已然向主体开放,已经被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所验证,因此它就成为与主体的共在,其存在性是真实的。只有真实的存在性才会向主体进一步呈现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5.如上说,“寂”“显”事实上就是事物可能的两种存在状态——纯粹客观性状态以及被消解了纯粹客观性而与主体的共在状态。笔者想说明的是,就某一具体事物而言,这两种存在状态实际上是具足的、同时共在的。相对于未与之构成特定交往关系情境的人来说,它的存在状态就是“寂”,而对于那些与之构成交往关系情境的人而言,其存在状态则是“显”。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实际上已经表明,《传习录》“先生游南镇”一节的文本意义,是不能被解释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与“主观唯心主义”否定事物存在的客观性全然不同。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再看看典范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关于事物存在的基本观点是如何表述的。贝克莱说:

   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景物,宇宙中所含的一切物体,在人心灵以外都无独立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其为人心灵所感知、所认识,因此它们如果不真为我所感知,不真存在于我的心中或其他被造精神的心中,则它们便完全不能存在,否则就是存在于一种永恒精神的心中。要说事物的任何部分离开精神有一种存在,那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那正是含着抽象作用的一切荒谬之点。

   除了精神或能感知的东西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实体。(贝克莱,第22页)

   贝克莱这里所表述的观点,其重点有二:一是断然否定“除了精神或能感知的东西以外”任何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他甚至说:“只有人心才可以构成复杂世界中所有的复杂而变化多端的物体,因此,任何物体,只要不被感知,就是不存在的。”(同上,第40-41页)也就是说,脱离主观精神(能感知的主体)的客观性存在是不可能的,除精神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实体”。二是事物的所谓“存在”不过是在能感知的主体那里因“被感知”而呈现出来的一种结果,因此,“感知”即是赋予事物以“存在性”的方式,或者说,所谓事物的“存在”乃是“感知”所赋予的结果。照此观点,那么显而易见,事物的“存在”便是“感知”条件之下诸种“感觉”的集合,它是不会具有“真实性”这样的属性的。而在王阳明“游南镇”这一范例之中,我们已经阐明,王阳明并不否定事物具有客观性存在,并且强调它在被主体所感知之前,恰恰是以“寂”这种纯粹客观性方式而存在的;能感知的主体的“感知”之用,并不是赋予事物以“存在性”,而是使事物的纯粹客观性(也即是存在性)在特定的交往关系情境之中得以如实呈现。说“感知赋予事物以存在性”与“感知使事物的存在性得以显现”,意义完全不同。在王阳明那里,正由于在特定交往关系情境中主体的在场,“主体性”与“客观性”以“感”的方式而交互渗入,从而使存在物本身的存在性得以如实开显,所以存在物本身的存在性在主体那里是真实的,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已经被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所验证而澄明。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把王阳明的观点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混为一谈呢?事实上,王阳明心学的建构目的,与贝克莱更有重大差别。在王阳明那里,他之所以用“寂”这一概念来标志事物存在的纯粹客观性(也即其存在性),其目的恰恰在于强调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是把“寂”转变为“显”,使事物本身的存在性及其存在的真实性得以如实显现的本质力量。个体的生活实践过程,事实上即是把原先相对于“我”而言为“寂”的客观事物转换为“显”,从而使其存在性呈现于主体的生活世界,如此才能使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得以彰显。人通过实践活动去消解事物之“寂”的纯粹客观性,本质上也即是使事物处于人的本然良知的观照之下,这既是人与世界的联系方式,也是人建立其自身的生活世界的方式,同样也是建立其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的方式。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实践活动是得到极为充分的强调的,它既显扬了事物的存在性,同时又把人本身的存在性向事物世界开放,从而使心-身-意-知-物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个完整的统一体,既是人的生活世界,也是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世界。

   因此在王阳明那里,“心外无物”根本上是一个人们如何通过其现实的实践活动来建构起“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一心-身-意-知-物全然共在的主体世界在实践维度上的问题,实与“主观唯心主义”大异其趣。

  

   二、良知的个体性与公共性

  

王阳明晚年揭示“致良知”之教,可谓直契人心,影响极其广大,而其门人弟子众多,理解不尽相同,虽“良知”之说满天下,而其宗旨竟难归一。尤其是以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以及由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所开出的所谓“王门左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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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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