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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勇 王鑫: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

更新时间:2019-03-19 00:48:37
作者: 赵学勇   王鑫  

   内容提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汇聚延安的域外作家,为中国的国际形象认知拉开了书写“红色圣地”的序幕。国际视野中的延安形象,是在历史与社会所交织的文化语境中,被域外作家、记者的延安文本“合力”塑造的。革命的个人意识与较高的艺术创造力,使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具有真实的在场感和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也是他们“延安书写”突出的共性特点。对中国民间所孕育的革命力量的“发现”,在“人民性”的追索中呼唤与塑形“大众英雄”,是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精神向度,也是其有别于本土作家的个性特点。他们的创作实践与本土作家的创作经验相辉映,将中外的延安镜像并置,在现实与文学的互文中,推进了延安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一道参与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创造,将个人话语汇入中国新时代的话语,完成了其文化身份的“重述”。延安的世界认同,历经自我历史创构的艰难过程,突破了国际形象的限定,实现了中国现代历史生成的自证之路。

   关 键 词:域外作家  延安书写  国际形象  文化认同

  

   长期以来,对于延安文学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整体而言还远远不够。这既与研究者的重视程度有关,也受制于较为陈旧的观念意识,还与狭窄的研究视野不无关系。以国内外视角而论,延安文学研究往往更加重视前者,对后者则多有轻视,从而带来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整体被忽略。就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而言,除了斯诺等著名作家能进入研究者视野外,大量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即使对于斯诺这样的作家,研究者也更多关注其历史史料及中国行踪的考察,其文学性却明显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这就造成延安文学书写研究的不完整和巨大缺憾,也成为新文学研究的一个短板。

   所谓域外作家主要是相对于本土作家而言的,是指那些境外或国外的作家。鲁迅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有这样的话:“且决定域外著名图籍若干,译为华文,布之国内”。①这里的“域外”即有此意。本文中所说的“延安书写”的“域外作家”,就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写延安的外国作家,他们是一个群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詹姆斯·贝特兰、杰克·贝尔登等。前来延安的域外作家,与其说是跨国际的外国观察者,不如说是跨族际、跨语际的域外观察者,他们的延安书写跨越了国别界限,从中国本土之外的域外视角出发,自觉地将延安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这就带来域外作家对于延安书写的独特性魅力。

   国际视野投射下的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红色圣地”与“红色威胁”两种认知的瞬息反复。②从这个层面出发,探讨延安红色历史的建构历程,具有显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众多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为基点,讨论域外作家的群体化特征及其文本创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并在本土作家与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对比之下,考量域外作家的创作限度及其文化认同过程中存在的心理变迁,体察三四十年代延安形象叙述及传播的世界性历史景观,以对再认识“文学历史的延安”提供某种参照。

  

   一、域外作家的群体构型

  

   不论研究视野、舆论场域还是媒介载体与传播方式,延安作为被讲述的对象,存在多重的“跨际性”。来自跨族际、跨国际、跨语际的域外凝视,使延安的世界传播,将纸媒、广播、③摄影④等传统媒介,与活跃于世界舞台的纪录电影⑤并轨。进入20世纪以来,“新闻文学和摄影这两种互相关联的手段”,“使普通人的世界也可以记载和呈现”。⑥第一位将中国共产党拉入国际视域的瑞士人薄复礼,在1934年与长征开拔的红军相遇,⑦展开了延安故事与延安道路的世界性讲述维度。由此,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学者、军事专家等,在延安收获了一个新的身份——作家,他们的纪实文学作品,在战争背景下的中国与同盟国读者间广泛流传。正如斯诺所言,“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是有政治行动的性质”。⑧三四十年代,大批域外作家汇聚延安,作为自觉书写延安的域外观察群体,他们的群体化成型于文本外部的作家创作驱力,以及文本内部的文学创作共性。首先,域外作家大多具有内在的革命意识,出于精神元素的吸引、政治理想的追求、知识分子的“叛逆”精神,以及民族处境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促使他们将革命性的个人,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之中。

   前往延安的域外作家多来自美国与欧洲,思想上颇具自由主义理想和“上帝选民”的使命意识。在海伦·斯诺、埃文斯·卡尔逊等人的认知中,延安精神中的某些文化要素和宗教教义存在相同之处。⑨在延安“发现”了“清教徒气质”、“斯巴达主义”⑩等元素的域外作家,从自身文化土壤出发,试图在“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探索新的交汇点,从而与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最初的吸引。其时,他们的延安文本,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延安革命存在极大误解,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混沌,甚至认为延安精神与宗教文化颇为相似。但这种被误认的某些文化要素,又激起了部分域外作家对中国革命的共鸣,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汉斯·希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信仰共产主义的域外作家,热衷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中国革命事业。与乡土中国社会的疏离,导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被限制在浮光掠影式的叙述层面。并非共产党员,但充满革命激情的史沫特莱,匆忙一生中创作出多部贴近中国人民的作品,是延安与中国农民的真挚友人。基于思想意识上的某种契合,史沫特莱将革命性与情感性融汇于《中国的战歌》等作品之中,空间地理意义的延安尽管是她人生经历的阶段性在场体验,但延安精神的渗透、革命视野的投射,更加延伸于作家个人和文本现实的交感之中,使她在人、文之间达成了独有的汇通。

   天生具有反权威意识的知识分子,如贝特兰、王安娜、林迈可、班威廉与克兰尔夫妇、欧文·拉铁摩尔、(11)乔治·何克等,折服于其时身处“弱势”却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自知识分子的延安书写,与叙述对象保持节制的情感距离,为延安观察提供了一个由上而下的俯观视角。他们并非着意与延安共呼吸,却也不仅仅停留于超脱的旁观,作品虽失却民间烟火,但无疑描绘了广阔的革命空间和深层的社会肌理。拉铁摩尔等人对延安所倾注的情感,不是来自了解的同情,而是异己的怜悯;不是来自民族与文化的共鸣,而是缘于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共鸣;不是来自政治范畴的革命意识,而是基于人本主义的革命意识。

   犹太民族医生汉斯·米勒、(12)傅莱、(13)罗生特,(14)记者菲利普·贾菲、(15)汉斯·希伯、李敦白(16)等人的延安书写多以新闻通讯与电讯的形式出现,对延安的亲近态度往往表现在立场而非情绪上。贾菲在《美亚》杂志刊载大量报道中国共产党真实消息的文章,与亨利·卢斯控制的《时代》杂志相抗衡。另外,爱泼斯坦、(17)冈瑟·斯坦因、白修德等犹太民族作家,其纪实文学创作将个人生命体验诉诸于中国社会革命。犹太人薄弱的国家观念、四海为家的生活态度、被压迫的民族历史,成为他们奔赴延安、致力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主要原因。犹太民族的“散居史”及其“特选子民”意识,(18)构成其超国别、超民族的崇高感与自豪感,致使漂泊意识被逐渐内化,但是与延安的相遇,唤起了他们心灵的归属感,激起了反法西斯的革命意识。而那些日军俘虏根据延安境遇创作的回忆录,(19)则侧重日常生活的朴素纪录,书写延安军民对他们的关怀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以及他们在逐步自我认可的同时,所实现的个人意识的转变历程。他们将昔日在日本军中的遭遇与延安新生活相比照,向读者提供了别样的延安观察视角。

   来自文本外部的作家创作动力,形成了书写延安的域外作家群体的外部特性,而他们的延安文本内部的群体化特征,则突出表现在现代性的“风景”意识与文本叙述的距离意识。将“气候风景和人物心情混沌起来”,令感官“为想象召唤而再现”,(20)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关注点。这种被发现的“风景”,也被日本学者看作日本文学之“现代性”的表征。域外作家通过对“风景”的“使用”,力图为“风景”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并赋予它新的“意义”。(21)地理符号的延安作为一个革命的核心场景,成为域外作家借以注入主观意识的场域,在满足时代审美的同时,完成了从生态观念向社会文化观念的“移情”。

   贝特兰作品中的延安“风景”充满诗意,以“太阳”、“阳光”、“红色”、“红星”等有温度的笔触与饱和的色调,透视生态意味背后的文化与象征意识。“延安城河以外的青山,晨雾未消,山峰隐现,一座宝塔矗立在山巅,被阳光照耀着。任何银幕导演也不会设计出这样美观的革命的背景。”(22)贝特兰的“风景”书写侧重渲染延安革命意志的渗透性和整体性,这与有吉辛治注重通过人景对话呈现延安“风景”具有明显不同。有吉辛治将景与人所构成的场景并述,使炊烟与晨雾所绘就的背景,延伸为以人民为叙述焦点的延安生活。“秋收之后显得赤裸”的土地,较之以往被形容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凸显出人与自然、人民与革命的深层互动。“原始的”、“与世隔绝的”(23)延安生态环境,被人的出场所打破。作者将现实聚焦于近景:身穿毛皮的牧民,向前引着骆驼;头戴白毛巾的本地人赶着牛车,在满是废物和灰土的道上走着。这和作为远景的、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交相辉映。

   陕北连绵的山丘和荒凉的地貌,令斯诺感到一派“超现实主义的奇美”景象。(24)对陌生事物的审美体验处于域外作家“风景”意识的第一阶段,随后它往往被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颠覆。旷达、粗粝的山地“风景”成为域外作家有意识地书写取向,自然风貌被纳入时代气候的表征,边区从而被创构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域外作家将边区生态环境的凋敝,经济状况的滞后,和社会文化范畴的神秘与遒劲相结合,对“风景”进行象征性与情感性的“阐释”,透视出域外作家对延安革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联系。

   作为革命地标的宝塔山与延河,拙陋原始的窑洞,游击队员穿梭其间的青纱帐,象征坚韧顽强的高粱地等叙述背景,大量出现在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中,其与本土作家的延安“风景”呈异曲同工之妙。本土作家笔下的延安“风景”同样被赋予“意义”。初抵延安的陈学昭,对延安街道的物质性感受是“脏”与“挤”,但基于社会文化的认知,她认为自己对延安的“欢喜”更来自于“民主与自由的空气”。(25)基于对“民主与自由”的联想或置换,作者将脏乱感受与“欢喜”心情两者进行强制性并置,将客居地延安与留学地法国相联系。陈学昭的域外经验不仅体现在“风景”的意义化呈现,更昭示了延安精神的革命意识对欧洲现代经济文化的消解。

   齐泽克曾以反思的角度提出认识事物的三个层面,即“设置的反思”、“外在的反思”与“确定的反思”。(26)这三个层次可借以说明作家表述世界的不同位置,分别意谓贴合叙述对象的“零度”叙述、拉开叙述距离或转变叙述方式的迂回叙述、长时间距离统摄下的“成长”的叙述。来自这三种坐标的观察与书写,往往见诸域外与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之中。

“零度”叙述要求作者个人参与到所述故事之中,内在于故事本身,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便是“零度”叙述的典型代表。另外,薄复礼的纪实文学作品《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27)以平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零度”的写作态度,在记录个人历史的同时,绘画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度。他摒弃来自宗教文化屏障的个人评论或批判,基于“零度”情感,追忆他与看守士兵的沿途对话与日常点滴,被具有苦行与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折服。1936年薄复礼在英国举办多场演讲,以眼见的真相驳斥了新闻界对红军的诬蔑,澄清了不实的言论,(28)为欧洲的延安观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角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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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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