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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

更新时间:2019-03-17 19:06:52
作者: 刘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历史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时代提出的发展命题出发,到提出破解这一命题的新发展理念及相关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如何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到为此需要怎样的制度和秩序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最后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上内容形成了严整科学的逻辑体系。

   关 键 词:新发展理念  现代化经济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中求进  制度创新

  

   坚持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方法论上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深入准确把握这一内在逻辑联系,是融会贯通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键。

  

   一、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的主题

   “时代是出卷人。”①“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的构建,首先是从问题出发,要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面对的根本命题是什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③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④这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体现,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在实践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在理论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⑤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进程的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失衡的特点和动因,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矛盾等等,都发生了历史性的系统变化。⑥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对“发展”作出新的理解,必须根本克服对“发展”的各种曲解和片面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须是也只能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提出的实践要求。

   在这样一个新阶段上,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⑦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十大(2017-2022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以人均GDP水平看,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当代高收入阶段起点的时期),⑧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⑨另一方面,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时要更多更复杂。”⑩如何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什么时候跨过去,跨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些问题成为关键。(11)现实中,当代70多个高收入经济体中真正发展中国家不过十几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跨过低收入“马尔萨斯陷阱”后,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拉美国家,8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诸国,9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西亚及北非诸国,先后经过40多年、30多年、20多年,不仅未像高收入国家那样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用12~13年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而且长期陷于停滞和危机中,表现为“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现阶段实践“发展”主题必须处理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阐释的根本问题。

  

   二、“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历史要求

   要回答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命题,需要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那么,“新发展理念”包括怎样的历史内涵和突出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12)“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13)因而,“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1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又加以系统的概括,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是贯彻“五大理念”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15)把“发展”命题概括为科学发展、深化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三方面有机统一的整体。

   进一步,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方略来实现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了集中阐释和战略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以此作为实现方略,特别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6)

   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集体学习。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既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科学把握其目标和重点。(17)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怎样的内涵呢?概括而言,主要是坚持一个主线,推进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工作,构建七个方面的体系。“一个主线”,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带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开放新格局等方面战略的实施,以此为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推动发展,特别是提高产业竞争力,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加快建设包括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在内的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另一方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宏观调控机制等方面的改革,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18)

   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关于现代经济体系集体学习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义阐释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又予以进一步的丰富,具体阐释了七个方面的体系建设,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包括: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同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并且强调,以上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19)事实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其内涵的形成必然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三、怎样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为什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20)核心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供给体系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21)

   之所以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首先,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给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2)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的局限,属于供给侧的矛盾,因此,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要求。

   其次,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供给侧一系列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只会加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才能实现供求新的动态均衡。(23)

   其三,从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来看,既有潜在通胀压力又有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是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失效。与以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自1978年至1988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短缺),主要压力是需求上拉的通胀,宏观政策长期紧缩;1998年至2010年突出特点则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先后冲击,总需求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政策先后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张需求;自2010年10月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以来,宏观经济失衡表现为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就总需求管理而言,既不能全面扩张,也不能全面紧缩,具有严重的局限,只能从供给端入手展开深入的结构性调控。另一方面,双重风险并存的深层动因主要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潜在的通胀压力主要不是需求上拉的威胁,需求疲软市场条件下,CPI涨幅并不大,潜在压力主要在于成本推动,这属于供给侧的矛盾;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需求疲软,深层原因则在于供给侧。投资需求疲软根本在于供给侧创新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好的有效的投资机会;消费需求增速不足,根本原因同样不在于居民收入增速(需求增速)迟缓,而在于供给端。在实物形态上产品质量和结构难以满足需要,在价值形态上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差距过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倾向。因此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才能针对失衡的根本动因来解决难题。

其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发展、改革、开放有机统一为整体,使改革、开放内在地源于发展的历史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点从总需求逐渐转移到总供给,从总量干预深入到结构调控,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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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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