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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彬彬 马玉婕:“改革开放”概念内涵的演进逻辑研究

更新时间:2019-03-17 18:59:38
作者: 杨彬彬   马玉婕  
1.促进话语建构与认同。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来分析,《江泽民文选》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684次,第一次出现是在1988年3月10日的《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中,仅在《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出现11次,而“改革、开放”的表述未再出现。《胡锦涛文选》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702次,第一次出现是在1988年6月8日的《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中,“改革、开放”的表述不再出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210次。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来看,中共十三大至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出现“改革开放”的频次依次是:29次,56次,27次,14次,34次,19次,9次。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话语表达,也体现出改革开放理论的系统化。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进行文本统计,自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改革”概念的出现频次依次是:18次,175次,124次,93次,89次,102次,86次,69次;而“开放”概念的出现频次依次是:4次,55次,78次,39次,29次,59次,38次,27次。从这三个关键词的频次及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从话语层面经过了一个话语构建和话语认同过程,而话语认同是价值认同的重要机制和组成部分,更有传播力、影响力、凝聚力的话语有助于将思想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性、价值性转化为现实实践。而“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在保持高频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波动,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由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向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的转变,词频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对改革开放辩证认识的轨迹。

   2.增进思想深化与内化。“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基本内涵演进的终结,这一概念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不断推移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一方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概念变迁和话语建构作为对改革开放实践认知的成果,反映着改革开放鲜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客观审视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共时性视角来看,概念演进发挥着话语传播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并以话语的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在其40年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一个具有多层内涵的概念,可以从思想、理念、道路、制度、政策等层面理解,而在这一概念变迁过程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制度或者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燃起生机与活力,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路感召力极大提高,这是最为直观的实践层面的表现,同时实践的接续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创新;二是作为思想或者理念,这种话语表达具有很强的传播力、感染力、认同力和转化力,“改革开放”概念的变迁的过程是话语建构和思想建构的过程,也是话语认同和思想认同的过程。从关键词的词频统计中也可以发现,词频统计反映了概念变迁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建构过程,这就是改革开放共识的达成。后者是一种在实践发展中潜移默化的过程,前者是一种直观的表现,也是后者的关键动因,也充分印证了改革开放之初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的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推进实践转化与创新。概念的变迁不仅表现在词语方面,也表现在内涵方面,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作为一种话语,本身是语言与思想的结合体,概念变迁在促进话语建构与认同、增进思想深化与内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价值观念的现实转化,也就是在完成话语建构、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6]的过程。质言之,就是在建构和扩展“改革开放”的大众性并逐步实现大众化之后,实现“内化于心”向“外化于行”的再一次转化。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的大众性构建与大众化实现是交织在一起的。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群众和干部一方面衷心拥护党的这些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担心政策什么时候会变。”[27]政策认同和价值转化是生产力发挥力量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概念以话语转换促进价值认同,有助于增进广大人民群众诉求反映与改革开放政策回应之间的协调统一,这也是40年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动因

   “改革开放”的内涵演进不只是文本话语的变动,还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核心概念,它的时代变迁不是对历史变化的被动反映,更体现出改革实践和开放实践的主动总结,是一种话语的转化,也是政策的调适,同时也是回应民意诉求的价值映射,更是发挥党的先进性进行理论主动建构的集中体现。因此,从历史层面考察“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动因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话语转换与价值认同的统一,价值性与真理性的协调,历史逻辑与现实观照的衔接,并通过建构“价值共同体”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推进着“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共识性改革开放。

   (一)历史逻辑:社会发展规律的接续探索

   改革开放不是一种纯粹思辨的思潮,从历史中观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从“改革开放”概念形成的历程中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不是先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再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而是在民意诉求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对先行先试的政策进行制度化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不仅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才更加重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并更加重视后者。因此,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逻辑是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人民性科学反映的结果。

   这种客观规律不仅来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70年历史的总结,还来源于对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命运的反思,同时也是对5000年中华文明、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普遍规律的揭示。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质言之,就是对人民意志的反映,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一再表明,开放的文明、民族、国家更具活力,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改革使发展更具接续性。历史规律性和人民主体性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就是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正确把握,并将必然性转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有着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28]他在客观评价自己与党的领导集体、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同时,揭示了改革开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课堂,人民群众是这个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向实践学习,首先就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29],体现出党对人民主体地位高度尊重的态度。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30]以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度肯定和接续发展体现了对规律性和人民性的制度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强调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31],将改革开放的接续推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相融合,在强调“顶层设计”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以人民为中心”[32]的价值取向。

   (二)理论逻辑: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价值引导

   “改革开放”内涵的演进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阐释了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从民族碎片化孤立发展向世界一体化转变,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生产方式的同质化造成的,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展世界逐渐连为一体。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上,就是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制定顺应、应对乃至引导全球化的方针政策。而关于改革,恩格斯曾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3]坚持唯物辩证法也是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不断推进改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

   40年来,改革开放的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在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和“改革”的理论实现中国化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特色。“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34],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因为改革开放实践成果的证明和改革开放理论的彻底性。理论的彻底性是掌握群众的基础,而这种彻底性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和对群众诉求的回应,也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就是遵循发展规律,顺应民心所向和社会诉求的升级,“改革开放”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就是这种理论逻辑的集中体现。

   (三)现实逻辑: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诉求回应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将改革开放定位为“新的伟大革命”,并总结指出:“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35]这是对改革开放实践合理性的高度阐释,更为深层次的实践逻辑是改革开放的内涵不断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丰富深化。

   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相互转化促进的,实践转化是对改革开放理论验证的过程,也是对理论提出新要求的过程,“改革开放”内涵的不断丰富就是在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实现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历了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理论经历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化的过程。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实的困境催生了改革的需求与动力,改革的成效又推动了改革措施的普及化和改革政策的系统化,经过40年的探索实践,改革的理论更加成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制度、政策体系。而开放总是相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国也并非完全封闭的国家,而后的开放政策与举措是有着清晰的定位和指向的,开放的思想理念更趋系统化,也就是说逐渐实现了被动战术性开放向主动战略性开放的转变,而对开放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开放思想也就实现了自觉的转变。

  

   三、“改革开放”概念内涵演进的现实启示

   从“改革开放”概念变迁和内涵演进的进程与逻辑来看,审视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应该基于历史事实,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分析改革开放的进程,抓住历史中纷繁复杂的事物联系,以整体性、科学性、客观性的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并且立足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来看待这一历史变迁。以史为鉴,以史为资,从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提炼方法论启示,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一)以“长时段”的理论审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概念的产生和阐释是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过程,审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要以“长时段”理论自觉看待40年的发展逻辑,应该从中华民族的5000年的发展史中审视改革开放在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价值,从近代以来近180年的历史中看待“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6],更应该从社会主义500年、十月革命以来100余年和新中国成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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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邓小平研究》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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