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40年改革开放历经三个阶段：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和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全面深化改革；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经济成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市场定位取得了突破、成为开放型经济成功的国家；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改革要有明确的受益主体、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改革发展稳定协调统一；未来高起点深化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加快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改革任务、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探索突破 经济成就 经验启示 目标任务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ploration and breakthrough economic achievement experience target and tasks
201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此时，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成就，总结经验，为在新起点上的改革开放助力。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和突破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时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和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二是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三是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1]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也是改革开放起步的社会环境。
在邓小平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合时宜提法，确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其后4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以说源于转折中国命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和市场机制的引入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人最独特的创造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启与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市场经济因素给予关注，并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加以重视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启动的改革开放，改革经济体制最初也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作为一种调节和辅助存在。但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深化，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不断清晰了。[3]
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光达一行时，在回答林光达提出的“您是不是认为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P236)1980年，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探索合乎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容之一。[5](P247)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现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认为，实践第一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实践第一要求改革开放突破各种“本本”、教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第一就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实践第一要求改革开放不仅讲生产力标准，也要讲价值标准。邓小平实践第一的改革开放思想，有效地解决了部分人在改革开放中的争论问题。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是他奠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6]“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走向成熟集大成之作，体现了他完全彻底的改革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不仅确保了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人对经济体制理论的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陈云写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的这个提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文字形式论述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最早的文献。陈云首先肯定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加以发展。他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只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有鉴于此，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构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7]他还强调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专有名词，改革开放特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但从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开放的实质是加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角度看，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产生了。理解和研究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能仅限于改革开放时期，而应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思想，是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的思想。[8]
邓小平、陈云这些论述，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打破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禁锢。他们的这些论述，大大扩展了市场调节的空间，把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经济的问题正面肯定下来。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当年曾收入人民出版社《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一书之中，发行10万册，影响很大。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作过传达，后收入1982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和研究》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9](P35-36)邓小平的论述和陈云的提纲，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经济学家讨论市场取向改革形成一些重要观点。例如孙冶方、薛暮桥强调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作用。卓炯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熊映梧提出，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刘明夫等人认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中国几十年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搞商品经济。蒋一苇强调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企业应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政企分开。经济理论界这些讨论，把邓小平、陈云的论述大大丰富和深化了。
这一时期，在解放思想大潮中，中国逐渐理性客观地认识西方经济学。在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实际经济工作中，西方经济学及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市场化理论探索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0]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后，首先是一种实用工具，用来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其次是一种沟通的符号，有利于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沟通学习；最后是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西方经济学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推进了市场化研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突破，大大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步伐。但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究竟是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商品经济为主，理论界长期争论，莫衷一是。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11]。所以党的十三大就没有再讲谁为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国家、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重点，放在市场方面；提出要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所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时不再强调主辅关系，而且有向市场经济倾斜的意思。
为此，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三大报告提出当时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旧体制机制向新体制机制转变的关键时期，1987年10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央党校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吴敬琏课题组等8个课题组，就我国中期(1988年-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这些课题组提出来许多观点、思路和设想，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起了良好的作用。大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或市场取向改革方向上完全一致，但在如何具体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中期改革主线是什么，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当时争论最大的有三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中心论或所有制改革中心论，主张中期改革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种以吴敬琏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着力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轨，以便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即两条主线论。[12]应当说，这些主张都各自成理，都有严密的论证，都是很好的研究报告。
进入1988年，改革过程中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方面的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剧烈的通货膨胀，造成市场动荡、物价猛涨，整个经济发生严重波动。严峻的形势迫使“价格闯关”不得不停下来，改革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市场化改革受到很大的影响。
1989年“六四”之后，情况有些变化。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邓小平在6月9日讲话中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调回到“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P306)，即十二大时的提法。一段时候，我们的经济工作也转到更多地用中央行政权力来管理经济，市场调节方面稍微差了一些。[13]
这一时期，学术界就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主张回归计划和主张扩大市场作用的人，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大量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设想。典型的有以下几种：一是主辅论。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二是板块论。主张把国民经济分成几块，由计划和市场分别来加以调整。三是层次论。主张在宏观层面上严格国家的计划管理，在微观层面发挥市场调节作用。[9](P108-109)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上述争论就愈发激烈。中国改革之路来到了十字路口，是继续前行，还是向后退却；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世界关注着中国，人民期待中央的进一步决策。
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初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一谈话，既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民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提出了引起社会深刻震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对推动历史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明确提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4]这是十四大报告一个突出的历史性贡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蓝图。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在当今世界上，大体存在4种主要的经济制度和体制：一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存在于欧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一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于古巴、朝鲜等国家；一种是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于非洲及中东等一些国家；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改革方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他中外经济学典籍中从未有过的思想理论，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这一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全新创造，是中国经济奇迹得以产生的独特密钥，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充分彰显。
(三)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谋划改革，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扩大开放，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
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
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5]5年来，在习近平亲自领导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召开38次会议，审议通过一大批重大改革方案，中央层面陆续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改革涉及范围之广、触动利益之深、推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16]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在2017年11月20日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审议或审议通过了包括《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工作意见》等在内的17份文件，其中6份文件涉及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已是我们完成新时代历史使命的重要方法和具体内容。
改革的实践是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来进行布局和展开的。过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的难题，需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用更坚定的改革来破解。必须以已有的发展为基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动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方面的主要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非常成功的，经济增长是个奇迹。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起步；进入90年代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经济增长加速；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取得重大成就。
(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论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7]。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一个盛行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冲破了这一已经成为经典的理论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全面推进。短短几年的时间，奇迹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发生了，农业生产高速增长，我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18]1984年底，邓小平说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自此以后，他不断地阐述这一来自实践的新观点。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命题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也就是要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束缚生产力的现实。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判断。
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后，改革向城市推进，先后启动了国有企业、价格、财税、金融、计划等一系列试点试验。1980年，中央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随后审时度势向沿海、沿江乃至内地逐步推进对外开放。方方面面的改革，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
40年前，我国是全球第三大的贫困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数据还要低三分之一[19]。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实现了40年年均9％以上的增长，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9400美元，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底子这么薄、人口这么多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从1978年到1999年，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美元，超过当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所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低门槛的756美元[19]，我国终于脱掉低收入国家的帽子。到2009年时我国的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的产品97％以上是制造业产品，中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2013年，我国进口加出口的贸易总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4.9％，恢复到2016年的18.6％。[20]改革开放40年，我国有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织就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正是由于改革开放40年的这些成就，我们才能说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市场定位取得了突破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演变发展的历史，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理论史就是一部政府和市场关系争论的历史。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以排斥市场的作用为特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开始探索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体制机制。经过长期的探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对市场定位取得突破，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理论成就。
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里，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直在随着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探寻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们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具体内容包括：企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决定。价格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价格形成机制以市场竞争为主，使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
政府和市场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国家具有各不相同的情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具体表现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党的领导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还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因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要实现，加上我国现有的生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有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国有企业还分别隶属不同层级的政府，因此不仅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而且会把中央政府逼到最后贷款人的地步，从而发生政府干预失效或成效不明显的现象。只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党严明的组织纪律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21]因此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这是中国的实际。
(三)成为开放型经济成功的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其后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的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市场因素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扩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接受全球多边贸易制度安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22]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调整中找准定位，成为向开放型经济转型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成功抓住了自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让中国实现了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从红利分享，到红利互动，再到今天中国开始给予世界更多红利。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案例已经写入世界历史，其独特经验和思考，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所重视的发展经验。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应对全球挑战、谋求共同发展?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课题。这些年我们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搭乘我国发展的“顺风车”，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并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型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及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积累很多宝贵经验。如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等等。这里重点论述三个内容。
(一)改革要有明确的受益主体
改革的受益主体是支持改革的关键力量。受益主体直接从改革中获益，不仅自身会推动改革，同时也具有示范效应，带动其他群体接受、拥护改革[23]。这是一条重要的改革开放经验，现在来看，理论界明显关注不够。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国家恢复了高考，而且不问出身、成分、年龄、职业，面向全社会招生，广大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无数知识青年的命运，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精英。他们从改革中受益，并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有人把他们称为“邓小平的社会基础”，这是有道理的。再如，改革开放前，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广大农民普遍陷入生活困顿，是中国社会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从安徽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土地产权分别为所有权和承包权。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承包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大幅提高。1978年～1982年，农民平均收入增长近一倍，1984年粮食产量比1977年增加33％。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得农民相信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支持接下来的城市改革，支持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孕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培育了支持改革的最大群体。这是我国非均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改革重大问题，把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革的重要标准，人民群众成为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完善改革政策，通过改革给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现在，中国总体上正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阶段过渡，全体人民的普遍受益是改革开放的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民才能支持我们的改革开放。
(二)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扭住发展不放松。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5](P377)要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就必须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告诉我们，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在1979年说过，“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4](P194)在邓小平的督导下，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使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24]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在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时，都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25]当前，要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主攻方向，消除实现平衡而充分的发展的制约因素，消除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改革发展稳定要协调统一
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之所以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却又保持了社会稳定，很重要的是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5](P284)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来看，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顺利前进。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在改革实践方面，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民生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最重要的基础。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26]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认识上与邓小平具有高度一致性。有学者指出，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协调统一的动态平衡，三者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张力，而衡量和把握这一张力的合理限度即平衡点就是民生的改善。[27]我们认为，当前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是要把握好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调。
四、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础上高起点深化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国家治理体系必将与时俱进作出调整，全面深化改革有着新的任务。
(一)加快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可以肯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经济改革的重点必须与此相适应。一是重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过去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地方竞争机制。地方竞争机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制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要利用。要利用就必须改革，要加快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使之符合新的发展要求。二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动力变革是关键和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动力变革不是在现有的旧结构下寻找稳增长的“药方”，而是要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趋势、新结构下寻找新动能、新增长的源泉。一方面要重视创新驱动。当前，我国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对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消费拉动。进入发展新时代，近14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潜力和“本钱”。三是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要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5大基础性成本。这5大基础性成本中国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分析起来，成本居高不下，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这些领域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另外，创新改革、税收改革、国企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都要相应跟进。
(二)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改革任务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一是围绕“三大攻坚战”推进改革。“三大攻坚战”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攻克的现实难题，又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坚实保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我们要通过改革，积极防范、有效化解重点领域的重大风险，积极消除或控制各种存量风险，有效预防或减少各种增量风险。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如期兑现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扶贫目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污染治理，要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二是通过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贯穿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之中。共享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就是要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努力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在共享发展中，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民生改善中有更多获得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考虑到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时间节点只有两年多时间，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加快解决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中存在的问题，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而加倍努力。
(三)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一是完善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以公平为核心原则，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要加强对各类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权行为。只有夯实这个基础，才能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建设和完善要素市场，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重点。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目标是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
(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意味着扩大开放的范围、拓宽开放的领域、加深开放的层次，还意味着创新方式、优化布局、提升质量。一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要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外贸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打造中国品质、中国品牌、中国服务。二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继续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营造好的环境、好的条件、好的服务，引导企业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三是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们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相关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商谈优惠贸易安排和投资保护协定，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对接，做优做精重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