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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

更新时间:2019-03-16 23:28:45
作者: 任晓  

  

   【内容提要】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经受到很大的重视,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区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蓬勃发展,这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可资比较的对象。 地区研究经过此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和沉淀,制度化为美国各大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有关智库)内的体制性架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现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繁荣将会在21 世纪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也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区域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同社会科学学科性研究相脱离的,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除了可以深入理解一国或某个地区外,还在于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均为显例。 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过往 40 年的发展经验,在中国研究中同样孕育着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所谓“再论”,是因为笔者此前已有一篇论文探讨地区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及其意义,该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本文是在前一篇论文之后的再探讨。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与之相关,也存在不少含混不清的问题需要厘清。 例如,区域国别研究的作用是什么? 它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是何关系?二者间如何才能相互促进? 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可能具有理论意义? 这些问题都有必要加以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系。 通过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及其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关系的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本文试图回答这里提到的部分问题。 在本文中,“地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含义是相同的,可以互换。

  

一 中国的“正—反—合”


   一国看世界的广度是跟它所处的国际地位直接相关的。 假如一国弱小,利益所涉领域也不大,眼光会局限于较为狭窄的范围,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也会只限于“一亩三分地”。 反之,一国若是强盛,触角必然伸展很广,利益不断扩展至整个世界,它对世界的研究相应地也会十分广泛。 至于是否“深入”以及“深入”到什么程度,则可另当别论。 因此,小国、中等强国和大国对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开展研究的大体情形也各有不同。 这里所说的小国或大国,并非就其面积而是就其国力而论的。 加拿大国土面积广大,居世界第二位,但就其国力而论,只能算作中等强国。 澳大利亚亦然。 反之,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狭小,然就其国力而论却是地区大国。

  

   中国广土众民,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度。 自近代以来的多年间,中国却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甚至侵略,多数时候仅能自保。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尽管终于“睁眼看世界”了,但局限甚多。 在这方面,学者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洋洋大观,  反映了近代中国外交官、学人游历世界后的所见所思,是时人对世界的认识。 民国时期,中国人认识世界各国取得不少成绩,但国家屡受外敌侵凌,又受内战的干扰甚至摧残,对世界的研究亦不可能不受影响。

  

   1949年后,中国先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后又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交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恶劣的外部环境,整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处于闭锁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在此期间,中国设立的研究外国的机构,综合类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56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1960年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即现在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这一时期的一道亮色是以1963年中央外事小组呈递《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并经高层批准为契机,中国有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并开展工作,可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第一波”。

  

   在第一波发展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校于1964年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在地域研究对象上形成分工:北京大学侧重亚非,设立了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侧重欧美,设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则侧重苏联东欧,设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 同年,复旦大学还设立了拉丁美洲研究室。

  

   此外,一般是在沿边省份设立对与之相邻国家或地区开展研究的机构。 厦门大学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南洋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时间最早的东南亚研究机构。1960年暨南大学正式成立东南亚研究所(后停办又于1978年恢复),1964年5月辽宁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所,1964年吉林大学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等。地区国别研究机构一时蔚为大观。 自上而下做出决定和采取措施雷厉风行,伴之以相应的人、财、物配置,各个机构很快便建立了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般地袭来,产生了全局性影响。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严重摧残,地区国别研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亦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地区国别研究在中国获得了新生命,开始逐渐繁荣。 改革年代,中国的地区国别研究出现了两次跃升,成为中国地区国别研究的第二波和第三波。

  

   第二波发展出现于20世纪最后20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除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综合性机构之外,其他7个均为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包括: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其中,苏联东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是在1980年由中联部成建制地划归转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包括当时已有的科研和行政人员350人、经中央批准的编制名额500人以及科研设施、图书资料等。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很快就成为国内各自领域首屈一指的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其所创办的学术刊物也大多成为相关领域最有影响的期刊。

  

   多所大学也逐渐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复旦大学成立了实体性的美国研究中心(1985年)、日本研究中心(1990年)、韩国研究中心(1992年)等。 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条件下,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和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在一定程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分别发展美国研究、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波发展出现于21世纪以来,主要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驱动的。 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20多年后,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环境也相应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加大投入的资金条件。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自 1999年始,教育部在力量相对较强、条件相对较好的全国66所高校相继设立了151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院所)。 教育部设立的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按照“一流”和“唯一”的标准进行建设。 所谓“一流”,就是要求在某所大学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在其确定的研究领域应该是全国一流的,或者至少在全国高校同一研究领域是一流的,并且经过若干年的建设,有望在全国同一研究领域达到一流。 所谓“唯一”,就是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重点研究基地,要求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切实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心,在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明显地居于领先地位。

  

   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设立了9个这样的基地,包括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基础上设立了东南亚研究基地、在吉林大学设立了东北亚研究基地,它们各有各的地域关联和地域优势。 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美国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俄罗斯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东研究基地。 其他基地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以及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此后又继之以“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 设立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基地的意图,是在“985工程”一期、“211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重大攻关项目的基础上,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创新能力进行进一步整合、凝练和提升,目的是以“新型科研组织形式”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优化配置、汇集优秀拔尖人才、形成创新团队、体现学科交叉特征。 在实践中,超过一半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后来启动“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的核心和支撑。

  

   如果说第三波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有重点地扶植若干在某一方面基础较好的大学进行地区国别研究建设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发展的特点就是范围上的“全覆盖”了,即在对象上覆盖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国别。2011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并于2015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 在教育部于2012年设立的12个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带动下,中国多所大学都加大了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2017年年初教育部又下发有关通知,称国别与区域研究对于服务国家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8年6月,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共37个,其中区域研究基地23个,国别研究基地14个。 最终目标是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此时,中国的国力已连续登上新台阶,海外利益不断扩展至全世界。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13—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0.3%提高到13.7%,进口额比重由9.1%提高到10.1%;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由3.9%提高到5.9%,进口额的比重4.8%提高到9.9%。 对外投资也增长迅速,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9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一,2010年占比提高到4.9%,2015年则进一步升至8.7%。 中国公民进出国境的人次连年攀升。 在此形势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至少可分为三种情况:(1)中国游客在国外旅行过程中遇险,中国工人或工程师在国外遇险或遇害;(2)当事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内动乱或战乱,需要紧急撤离在该国的中国公民;(3)中国对外投资遭遇重大挫折,从而凸显了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如国际制裁涉及对伊朗投资、缅甸密松电站项目突遭中止、利比亚动乱、委内瑞拉铁路项目半途而废导致资金难以收回等)。 所有这些无不前所未有地要求中国相关方面必须掌握和熟悉各国的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情况,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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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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