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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适者”的生存

更新时间:2019-03-14 11:42:23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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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仅只是一种生物状态或者社会状态的描述,并不包括价值判断。然而它也像任何理论一样,不可避免会被人们用来作为武器,宣传某种学术观点或立场,并经常结出意想不到的政治果实。严复1897年通过翻译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这个概念,就曾经在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并由此产生了“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我们今天不是偶尔还可以听到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吗?这种见解实际上也烙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印记。就世界范围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更加深远,我们熟知的种族主义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生存竞争等观念,无出其右,全部渊源于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观念。这些观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并蔓延的“扩展生存空间”的纳粹理论以及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种族优越论”、“白人至上主义”提供了内在的精神支撑。

  

   然而本文着眼点并非上面所说的东西,更不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否有道理,它们离我们太远,不说也罢。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生活中,社会学意义上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像魔咒一样在发生着作用,它甚至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具体说,在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有活得好和活得不好的人,无数“适者”和“不适者”都在这块土地上奔忙,持续不断地演出着一幕幕正剧、悲剧或喜剧——你以为在大清王朝与西方列强连续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时所有人都在忍受民族的屈辱与悲愤么?你以为在“万恶的旧社会”所有人都像杨白劳同志那样过着凄风苦雨的日子么?你以为在被称之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人都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么?错了!无论社会(或者说一个时代)如何沉沦堕落,无论历史如何幽暗曲折,总有一些人活得如鱼得水志得意满左右逢源从善如流;反之,无论“盛世”如何歌舞升平,无论朝局如何花团锦簇,总有一些人活得噤若寒蝉颠沛流离。再比方说,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并不是文人为赋新词强说愁,过分强调某种特殊历史情形,不是的。细究你就会发现,古往今来,在一些人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置生死于度外之时,往往有另一些人被欲求所驱使,过着完全没有精神意义的生物性生活,“不知亡国恨”的“商女”犹如过江之鲫从未断绝。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世界是属于“适者”而非“不适者”的,那些自以为拥有整个世界的精神上的强者,在生存层面往往是既穷困又窘迫的弱者。怎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人的内在本质是由社会和遗传双重因素塑造而成的,一个人怎样活着、怎样来世上走这一回,既是人对自身的选择又是社会对人的选择,然而这里仍然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人”成之为人的潜移默化过程中,“物”究竟是怎么“竞”的?“天”是怎么“择”的?“优”是怎么“胜”的?“劣”是怎么“汰”的?一句话:“适者”是如何生存的?“不适者”又因何而不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或者说“国家”如何参与塑造民众的道德状态?如果我们瞩目于某一特殊群体中的“适者”和“不适者”,我们又会发现哪些与我们所有人生存都有连带关系的政治文化特征?还有,历史犹如一条江河,在大多时候它都是平直顺滑无波无澜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如此,在某些重要历史节点,河流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巨大落差,甚至于发生颠覆性扭曲和折转,到处都是惊涛骇浪,整个河面都会沸腾起来……此情此景之中,“适者”和“不适者”又将分别作什么样的选择、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选择——人们的角色选定——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生态,同时也对我们这些离政治很远的人产生影响?

  

   本文就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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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儒家学说浸润的中国人是敦厚温婉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学说设定了某种不容质疑更不容反对的政治秩序,以浩如烟海的篇幅构筑了致密的政治伦常,并且由此向前延伸,构筑了人与人包括血缘亲族之间的道德伦常。中国人基因强大——这种因政治伦常而产生的社会道德伦常,早已经浸入中国人的骨髓,它甚至不受时局变动和个人遭际的影响,你只要是中国人,骨子(可以理解为精神形态)里一定会有中国人的样子,啥时候都一样,走到哪儿都一样。

  

   我们举一个不太久远的例子。身处明末清初的朱伯庐(1617-1688)与新朝有杀父之仇(其父于顺治二年(1645年)守昆城抵御清军,城破,投河自尽),然而在其留给后世的《朱子家训》(又名《朱伯庐治家格言》)中,你看不到要跟社会死磕的壮怀激烈,就像江南很多有血性的士大夫在明亡之后以自杀殉国那样,反之,这个血管里流淌着儒家知识分子血液的人,以非政治的平静心态和精妙文字阐述着“修身”、“齐家”的为人处世之法,强调着氤氲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勤俭持家、安分守己的道德意识,所谓“守分安命,顺时听天”、“处世诫多言,言多必失”、“伦常乖舛,立见消亡”之类的句子,既是警诫又是宣示,它将这位学者定位在了“传统中国人”或者“传统中国士大夫”之列,融入到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从他的思想似乎看不到时代所发生的颠覆,也听不到政权更迭中的战马嘶啸和生灵呼号。这位传统士大夫静坐在书斋里,以524字精炼而成的一套高论,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呼应,近五百年以来一直被中国人所喜爱,成为很多人自律和治家的座右铭。它之所以像一块美玉,直至今天仍然不失其温润和光泽,正是因为它搔到了中国人的痒处,传达了潜藏于中国人灵魂深处成为合格的“适者”的愿望。

  

   这绝非偶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形态,归根结底是由“文化”这个东西决定的,一个阶段的现实境况、某些个人的际遇选择,不过是它的表象,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我们想要干什么事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无限深邃的时空之中,总有一种力量拉扯着我们,使我们成为“我们”。我们很少人意识到“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种经由社会选择而成为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物种,只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我们才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是一种与“本我”有很大距离的现实之在,它之于我们的内在灵魂是陌生、疏离甚至是隔绝的;很多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看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无数人流下激动的泪水,甚至有人哭晕过去;疯魔一般跳“忠字舞”;为了不受政治牵连,骨肉儿女宣称与遭受政治冲击的父母亲断绝关系……等等。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并非出于本意,仅只是生物性地顺应了某种社会角色的规定而已。这正是“天择”的过程,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无法掌控的。

  

   我们的无知无边无际,在这巨大的“无知”之中,就有我们对于自己的无知——“我们”远比自己感觉到的要懦弱、胆怯和憋屈。我们总是佝偻着,匍匐着,很少像模像样地以个人意志、个人自由作为支撑,有尊严地站立在天地之间,面对权力,即使面对街道居委会主任或者村长,而且连路边的狗也知道丫是一个贪婪无耻下流的混蛋,我们却仍要陪个笑脸,更不要说在更具威势的权力者面前了。所有这一切,盖因于我们从娘胎里就浸淫在传统文化的毒素之中,早已经被潜移默化地“脱色”处理成为合适的“适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适者”的生存并非是“适者”的选择问题,而是强力让不让你选择的问题。所谓自由,说穿了就是选择,失去选择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疏离于我们,成为我们的一种异在,当然也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皇权,就是权力。

  

   中国古代政治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中,充斥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相对应的“克己复礼为仁”、“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不偏不倚谓之中”、“和为贵”之类的说教。“说”给谁听的?“教”的又是什么人?当然不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天子,只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经常挂在皇帝以及儒家学者嘴边的那个“民”。我之所以在这里给“民”加引号,是因为“民”从未成为权力的来源,它只是作为统治的对象才获得儒家观念中那种定义的。所谓“外儒内法”概述的就是这件事情。

  

   儒学名臣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精到地阐述他的见解:“……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言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国藩:《曾文公全集·家训下》,转引自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我们应当知道,曾国藩说这番话的时候,西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正在从欧洲向世界蔓延,美国已经将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自由民主的理念转变为可以触摸的现实;我们更应当知道,在曾国藩说这番话以前,在遥远的北美大陆,一个叫托马斯·杰弗逊的人在为美国起草《独立宣言》时,写下的却是如下话语:

  

   ——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两相比较,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我们从曾国藩似乎带着暖意的娓娓而谈中闻到的难道不是腐朽甚至是腐烂的气味吗?看到的是皇权的刁蛮和顺民对皇权的畏惧和服从,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除了遭受列强的侵略、瓜分和蹂躏之外,还会有、还配有更好的命运吗?!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难道不正是由此而来的吗?!如此这般情形之下的形形色色的“适者”,包括作为朝廷大臣的曾国藩本人,包括他所说的“臣”、“子”、“妻”,会拥有怎样的精神底色,难道还用想象吗?!

  

   是的,随着时光消逝,曾国藩所谓的“耐劳忍气”、逆来顺受的“臣”、“子”、“妻”已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就弥漫在社会时空中的历史文化状态而言,其粗大的根系还在,其统领社会伦常的“纲”还在,它仍旧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只不过变换了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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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劝善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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