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任剑涛:国际规则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更新时间:2019-03-14 08:38:08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从晚清至今,中国一直处在适应、拒斥与重构国际规则的矛盾状态,这直接制约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态势与结果。从历史演进来看,这一时段的中国经历了由崇尚德性到尊崇规则的国际认知变化,与国际条约体系遭遇后的立约、废约与修约的复杂过程,最后在国家独立具有保障的情况下,经过一段自陷孤立,终于走上融入国际规则的轨道。正是在顺应国际规则的4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家治理绩效明显提升。在经济增长的鼓舞下,中国再次萌生修订甚至重构国际规则的强烈愿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导向新的国际规则体系,正成为中国近期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全球化 国际规则 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自从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以来,国际社会就对中国发挥的全球作用关注有加。“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出自中国的国际社会构建理念,同时也是中国旨在改变近代以来被动接受国际规则体系定势的尝试,更是崛起的中国致力打造适应国家利益需求的新国际规则体系意愿的显露。欲理解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动的新型国际规则体系构建尝试,需要从中国历史着手。在了解中国从德性传统转变到规则体系的复杂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方能知晓中国何以凝心聚力修正现行国际规则体系,努力凸显与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相称的、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打造出来的另一种全球治理方案。

  

   从德性到规则:全球化的中国体认

   站在17世纪的现代边缘,中国的天下体系遭遇西方的世界体系。从历史的长过程来看,天下体系逐渐被世界体系所瓦解。从两者碰撞的最终结果来看,天下体系被世界体系势如破竹地瓦解。曾经的“天朝上国”,长期在远东地区精心构建的朝贡机制,不再能够自如地发挥作用;一旦天下体系与朝贡机制运作不再衔接,中国就必然要艰难重寻自己在国际社会的位置,由此陷入了在世界体系中寻找自己国家位置的艰辛摸索过程之中。一个古老帝国,自斯开启了被迫适应已经确立起来的国际条约体系的进程,欲迎还拒地接受从外部楔入中国的“国际”与“全球化”这类理念。两幅鲜明不同的历史画面由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幅是中国的悠久历史画面。中国本无“国际”的理念,也无万国互动形成的“世界”理念,中国只有“天朝上国”与“朝贡国家”即圈层形式建构起来的“五服制度”之“天下”理念。在这一体系中,现代的民族国家并不是国际社会的主体。中国之为“中国”,主要是一个竞争性的文明概念。在其文化辐射的范围内,地理意义上的“中央之国”,具有其独特的含义;而文明意义上的“中华之国”,是愿意承诺中华文明理念与制度的国家都愿意使用的复杂概念。尽管按照当下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三大指标,即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来讲,作为昔日的古代帝国、今日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最具有影响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状态的硬实力,尤其是明清的政治史证实了这一点。但以政治正当性样态浮现出来的“天下体系”局面,似乎主要以德性感染为驱动力量。这样的状态,由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所促成:

   一是中国政治统治结构呈现出的“霸王道杂之”特点,以及在提供政治合法性辩护时的“阳儒阴法”观念体系。从前者讲,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掌权者都是信奉硬实力的。但他们深知,仅仅依靠硬实力是不能让臣民们臣服的,因此以霸道的一手攫取权力,而以王道的一手软化人们对权力的抗拒,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帝王家族的统治。历朝历代的帝王们对臣民一者施以暴力统治,一者施以“与民休息”的政策,确实达到了有效延续其统治地位的效果。就后者论,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建构,在实际权力运行的设计与辩护上,主要依赖的是法家。法家倡导的帝王以法术势强有力掌权为进路,以秦始皇阅读韩非子一书时的赞叹得到最佳表述——“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典型反映了法家帝王术深得帝王的偏爱。但法家在权力面前毕竟显得太过恋权,对权力迷恋的表现也太过直接,因此,儒家适时出场。儒家在“博施济众”(《论语·雍也》)、“老安少怀”(《论语·公冶长》)的权力德性限定上,在“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的忠孝政治伦理建构中,为权力的合德性运转提供了系统论证。这是对“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暴力皇权一种上佳的矫正与修饰。儒家对权力合法性的限定或辩护,确实提供给古代皇权以不可替代的合法性理由,甚至是正当性说辞。这对掌权者来讲,不啻一件省心省事的大礼。“阳儒”作为台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辩词,确实也从台面上广泛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以至于成为中国人总是从道德的角度看待政治事务的刚性定势。

   由于古代中国人的这一思维模式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自然会具有超出特定政权控制范围的扩展效应。在朝贡体系、五服制度的实力波及范围内,它一方面成为中国看待受其影响的这些国家的固定眼光,另一方面也会成为这些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基本方式。一种居于“中心”的中国自认与一种源自“边缘”的朝贡国默认,让类似于宗主国的中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创制中国文明与接受中国文明的关联体系。在古代,中国实力可以征服对方的时候,中国一直是诉诸实力的。而在实力所达范围且被承认的情况下,中国的靖边政策呈现出仗义疏财的道德性,即中央皇权愿意提供给朝贡国以物质支持表示自己并非单纯索取的压榨者。所谓古代中外关系史上长期存在的绥靖论与战争论,以及二者的相辅相成,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诉诸战争的实力原则,经典的表述是:“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左传·襄公四年》)基于安抚的绥靖原则,经典的表述是:“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僖公七年》)而后者为儒家孔子、孟子所阐扬,因此在儒家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辩护的主流以后,也就对中国人的对外政治思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中国德性化的政治与外交思维的内驱动力。

   二是近代以来国家“被动挨打”处境中对国家治理模式的体认。在近代中国遭遇列强入侵之后,被欺凌的政治经济现实遭遇塑就了崇奉实力的思维定势,也塑就了站在被欺凌者地位抵抗强者就是无条件合乎道德的知行模式。这一定势,在长期绵延的“落后挨打”处境中,进一步被塑造成为中国的历史陈述模式:中国古代国家是以德性原则对外的,而西方现代国家则是以物质实力对外的。因此,实力政治是不道德的政治形式,德性政治才是唯一道德的形式。尤其是中国获得政治独立以后,长期处在国家硬实力不济的状态,就更是以一种德性抗拒实力的道德担当意识确立内政外交政策。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基于一种极为强烈的对比效应,固化了近代中国以来国人确信自己国家从来都是以德性治国的思维定势,并且将这一认定作为自己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准则。只要看看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外交事务中义正辞严地谴责帝、修、反的言论,就可以知晓这一点。

   另一幅是现代世界的中国处境画面。中国对现代世界的感知非常复杂: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早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30年,开初,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以为跟苏联结成同盟,就可以跟西方世界对垒。“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后来,中苏决裂,中国一段时间内向苏美同时挑战,但这样处理国际事务,让中国自陷危险境地。因此,中国一方面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基础上,以自己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被欺凌的落后国家自认;另一方面争取摇摆的第二世界同情第三世界的反抗事业;再一方面,就是努力建构一个抗拒苏美霸权的国际阵线。这样的国际理念,背后仍然隐约透露了实力思维,但留给人更深印象的还是德性思维:联合弱者对付强者,是基于道义原则,而不是依托于实力原则。在这里,国际规则,哪怕是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垒的局部意义上的国际规则,都不为中国所重视;或者,已经达成的国际规则,都仅仅是中国谴责强者欺凌弱者的文本依据。中国每每对一个重要的国际谈判期间、国际规则文献制定或达成之际做出的外交反应,都可证明这一点:总是强烈谴责两个超级大国,总是伸张第三世界国家诉求的正当性。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总体特点,就是将原则声明置于规则制定之上,并将之视为国际事务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提条件。“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情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商量的原则,就将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强加的国际规则悬置起来,而有了国际事务处理的一事一议的灵活余地。这对中国处在落后状态下寻求国际空间是有帮助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世界体认呈现出尝试走出德性思维,努力融入世界的趋势。尤其是这个世界在1990年展现出从分裂到统一的趋势——随着苏东的剧变,两个阵营的对垒彻底瓦解,一个由“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引导的、相对于冷战时期更为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说此前由分裂的全球化运动所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未能有效整合的话,苏东剧变后便开启了一个整全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这对中国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此前,中国依违于两个阵营之间,对于完整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国际规则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体验;此后,中国融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全球社会,在加入各种双边、多边国际协议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进入体验国际规则体系的高峰时刻。

   面对全球化,中国走过的历程,从总体上可以描述为国人从以德治国的德化自认转变为依法治国的规则崇奉的艰辛过程。这一历程,可以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明清之际到晚清阶段的“厉行海禁”,这是对早期全球化的一种严厉拒斥态度,也是中国自己掐断现代早期的历史进程,拒绝国际规则体系构建初创时期的种种尝试的时期。二是晚清到人民共和国前30年,这是一个中国对全球化欲迎还拒的阶段。最终的结果,是中国融入了一个所谓反资本主义的局部全球化格局之中。“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实乃一种局部全球化的中国尝试。但绵延长久的中国对待国际社会的道义原则绝对主导了中国的国际思维。中国大致形成了一个以原则代替规则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定势。三是近40年来中国融入1500年以来形成的主流全球化格局。这是一个渐次、全面进入国际规则体系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浮现一种对自己明显不公的感觉。因此,中国处在一个试图进入国际规则体系,但又修正国际规则体系的新状态。最终,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方案,尝试重新订立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规则体系。这是一个需要全面描述和深入分析的重大变化:它不仅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进程,也正在出人意表地影响世界历史的当下进程。但会不会因此出现一个“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也就是由中国主导国际规则的重要时刻,还无法准确加以预测。

  

   条约体验:立约、废约与修约

中国的全球化体认,从远景看,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变化具有高度关联。尤其是考虑到有人指出,成吉思汗的征服是1300年以来这一长波的全球化进程的原创起点,那么当时被深度卷入其中的中国,就更是在全球化蹒跚起步的时候,就处在这一历史巨变的风暴中心。但至少有两个理由,让我们不打算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考察中国的全球化体验:一是因为成吉思汗的征服,对中国来讲,并没有带来具有制度性意义的结构化改变,也即是说并未真正开启中国的现代转变进程。二是因为成吉思汗的征服如果说促成了亚欧大陆的物种大交换、族群大流动、政治再组合,但并没有在中国范围内引发相应的变化。相反,作为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再次征服,中国不过进入了新一轮的治乱循环。这样的循环,不仅是在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意义上而言的,也是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族际争战中一进一退而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51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