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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国际规则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更新时间:2019-03-14 08:38:08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更是在中国不断修复自身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机制的意义上而言的。

   中国迫不得已进入的西方国家构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是一个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构筑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system),它由一套复杂的国际条约体系维系。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现代事件。所谓现代事件,就是说这样的事件,在现代以前,即便是存在,也仅仅是一个萌芽状态的东西,远不是成型的社会结构;只是在特定的现代历史时期,也就是自1500年以来的这个历史阶段,它才破土而出,凸显其全方位区别于过去的人类历史活动模式,展现出由工商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现代面目。如果人们执意要将其归为远古历史发展至今的结果,那就只能是一种历史癖好的结论;如果人们要将之视为东西方社会共同努力的产物,那么也只能是一种平等对待全球各个区域与族群的政治正确结论。人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就其成为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而言,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塑造世界的结果;就其成为一个诉诸国内法体系和国际法规则的趋同性全球社会来讲,那是现代法治建构的成果。其原生形态,降生于西方国家。西方以外的国家,对之确实作出过历史贡献,但也确实没有发挥多少现实动力。

   就西方国家的勃然兴起带给全球令人震惊的变化而言,历史学家基于“人类共同体史”的视角给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应当被看作一部竞争史。一方面是西方不断增长的干扰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一方面是其他民族为赶走欧洲人而进行的越来越绝望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比以前更起劲儿地固守自己的文化遗产,或者是在这样做失败了以后,接受西方文明的某些成分,主要是技术,希望以此来获得维持独立的手段。”[12]这可以说是非西方国家接受或拒斥西方全球化的结构性成果。其先在的历史前提是,基于欧洲国家内部的竞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全球带来了崭新的民族国家整全建制,从而促成了国家间竞争的全球化国际体系。三十年战争对欧洲造成了重创,参战各方不得不在承诺主权的前提条件下,以谈判为手段,达成实际上由一系列文件构成、但称之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国际条约。这一条约,至少从三个方面塑造了现代国际体系:一是战争不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手段,谈判订约开始成为寻求国际和平的重要方式;二是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观念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彻底断送了基督教世界社会或世界帝国建制的旧式国际体系;三是世俗主权国家体系的兴起,预示了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将主导国际社会的相关行动。此后的世界,可以说是欧洲之外的所有地区被卷入其中的扩展性产物。中国正是其中一个显示出自身传统极强韧性,但也不得不进入其中的国家。换言之,中国也是在全球化已经被给定的情况下,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的。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自有处理古典国家间关系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国家关系的传统中,国人熟稔于心的是盟约关系。为人熟知的战国中晚期的“合纵连横”,可以作为经典证据。但人们似乎不能将之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现代国际体系看待。如果说这是诸侯王之间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式,换言之,也就是处理没有主权纠纷的诸侯国之间关系的方式,因此不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用以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盟约形式,可以直接用来处理现代国家间关系。那么,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就真正可以被视为一个旨在依靠朝贡关系结盟的力证:朝贡体系其实就是一个灵活多样的与周边国家打交道,而使之不与中国发生纠纷或战争的手段。中国与朝贡国由此成为利益相对一致的国际体系。朝贡体系的维持,可以遵循利益往来惯例,也可以接受中国的儒家思想为标志,还可以表面表示臣服,甚或只是在中国实力强大时慑服对手朝贡。这明显不是一种规则体系,而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古代的联盟关系,不是一种可靠的政治盟约体系,而是基于种种实利或观念的考量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它不像现代条约体系维持的国际社会,具体的条约条款可靠性虽然缺乏保障,但依靠订约维持国家间与国际社会秩序的进路,基本是不变的。

   站在现代历史的边沿上,可以说中国人对现代国际社会的条约体系是极为陌生的。这种陌生,主要是它与中国古代悠长历史上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诺千金大思路相去甚远;也与中国古代即便经历无数战争,但并未催生国家间依靠立约来确定主权地位,进而依据主权原则来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的国家习性有关;进而也与中国地域广袤、资源丰富,很难体会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借助战争夺取资源,或者经由订约获得市场准入以获取所需资源的重要性有关。就国内外事务相比而言,这让中国古代国家更擅长处理国内的行政事务,而不太适应复杂的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事务的需要——所谓远交近攻,似乎就敲定了处理国际事务或我者与他者间关系的实用原则。

   从中国与国际条约体系的关系史来看,开初的体验就是负面的,接着陷入对峙的国际体系中而难以接受已经形成的主流国际条约体系。后来好不容易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局部接受了国际条约体系,但在高峰时的体验所促成的是重建国际条约体系的念想,中国与国际条约体系的蜜月关系迅速进入张力状态。简而言之,中国与国际条约体系的互动关系可以订约、废约与修约来概观。

   1840年是中国进入国际条约体系的元年。这一年中英之间发生鸦片战争。战争的前因后果已经为历史学家所揭示,在此不赘。就笔者的论题而言,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人在两个国家政府间以条约的形式处理国际事务的开端。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它是强势国家英国对弱势国家中国施加的协议。这一施加,不仅是强权对落后的强加,也是一个已经在国际条约体系中游刃有余地行动的国家,对一个完全不熟悉这一体系的国家的施加。虽然在该条约的英文文本中出现了敦促清政府保护中国人权的字眼,似乎保住了现代条约体系的底线,但整部条约基本上是以中国割地、赔款、通商为主要内容。评价《南京条约》,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清朝政府是不识大势、自食其果,而开放中国门户,对中国开启现代历程并非坏事;从具体历史处境来看,则是中国不情不愿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一个自以为自足的农耕国家的政府,一定会被寻求国际市场的工商国家政府所攻击。但这一攻击的形式,不再是古代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在军事力量介入之后,形成以双方至少是形式上自愿达成的双边协议为准则确定下来的占优或失败。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第一次尝到了国际条约体系中强弱处境的不同在订约时必然品尝的苦果。此后中国政府对条约体系的排拒,就此可以得到理解。

   1840年以后的数十年,都是中国与先发的西方各国,接着是跟后发的东方日本,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高发时期。这些条约,让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按照论者的概括,体现在十大方面:割让土地、勒索赔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公使干政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控制中国海关、划分势力范围、输入资本、进行广泛的文化侵略。因此,从总体上讲,进入条约体系的国人对这一体系满怀愤慨就是再正常不过的感情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这些条约,为其经济、政治、文化侵略广开大门,迫使中国在不断丧失主权、利权的情况下,对侵略者实行开放,对中华民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劫掠和侮辱。在迫签条约前后,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烧杀与奸淫,将中国践踏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它们还通过索取赔款和其他经济侵略,榨尽中国人民的膏血,是造成中国一穷二白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表述,大致反映了晚清以来中国人面对国际条约体系的共同心声。

   因此,当中国出现废约运动时,此情此景就成为废约的社会心理土壤。废约的高潮,出现在北伐前后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阶段和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北伐前后的南方革命政府,在对待国际条约体系的态度上,与北方的北洋政府态度似乎相反。后者主张修约,前者主张废约。废约,当然是一种远比修约要激进的国际事务立场。在废约面前,修约显得苍白得多。一是因为国人早就觉得国际条约体系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因此废除这些条约,理所当然。二是因为革命风雷激荡之际,群情汹涌,越是激越的态度,就越是具有社会号召力,因此废约的社会呼应远在修约主张之上。南方革命政府宣告,革命目的一是“造成独立、自由、平等的中国,所以必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是“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当先召开国民会议,把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夺取的主权收回”。在废约的同时,南方革命政府自觉抵制北洋政府的修约尝试,认为那是对帝国主义特权的一种承认,事关主权,绝难接受。这样的主张,为后起的革命运动所继承,因其广为人知,兹不赘述。

   如果说晚清政府的订约(尽管订立的都是不平等条约),革命政府的废约,开启了中国面对国际条约体系的两条路径的话,那么北洋政府倒是开启了与之不同的第三条路径,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修约一途。晚清订约让中国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初始时期陷于不利境地,废约会让中国承受不信守约定的名声。修约,可能是一条务实地面对国际条约体系、理性面对中外已经签订的条约且保住守约信誉的进路。修约,实际上面临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对期中和到期条约的修订,二是为了体现修约的精神而寻求平等订立新约。北洋政府修约的方式并不是简单一律的。在一战成为战胜国的时候,对战败国如德、奥,采取的是废旧约、定新约的办法;对战胜国即协约国提出的才是修约要求。对既定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提出的修约主张是站在道义与信约的两个制高点上的。“中国代表爰提出说贴,胪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庶障碍消除,而发展得遂自由。”修约,基于的基本立场是现代国际法理念,因此站在道义高地;而主张的是修改不是废除,因此站在支持现代国际条约体系的法政高地。这是聪明之举。这一进路长期消逝在革命的凯歌猛进之中,但埋下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重启理性的条约意识与订约行动的种子。

  

   汇入全球:顺应国际条约规则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对国际条约体系的排斥态度是显而易见、引人瞩目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长期处在革命激情的精神氛围之中,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现持续发展,处在落后挨打的总体处境中,道义原则总是更具有社会感召力的缘故。而且,由于中国在百年的时限内,生成了三个政治体(晚清、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在交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中断,缺乏理性、稳定和持续的国际政治思维与行动,因此陷入一个积累一定外交经验便中断,然后开始一轮新的摸索的循环,因此总显得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经验不足。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稳定的政权体系。不过共和国的历史依然被清晰地区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共和国建政的前30年,一是共和国发展的后30年。“两个30年互不否定”是基于共和国的政治连贯性作出的断定。但两个30年的构成性特点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从前30年看,中国对国际条约体系的态度与采取的行动,在初期是极为鲜明的废约主张,在中后期是重寻回归国际条约体系的路径。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就特别强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由于向苏联“一边倒”,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事实上基本处于废弛状态。但与苏联的订约,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积累了经由谈判达成国际条约,并成为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基本依据的经验。不过,这种“一边倒”除了获得利益的实际考量以外,主要依托的并不是国家间条约的互利条款,而是一种自认的平等理念。“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这不是对条约条款的重视,而是对国家间政治意识形态一致性关系的看重。

这让人民共和国前30年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呈现出引人瞩目的显著特点:这是一个以原则代替规则的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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