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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武 叶松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视角下的民族团结法治保障研究

更新时间:2019-03-14 01:23:10
作者: 王允武   叶松林  

   内容提要:民族团结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保障良好的民族团结局面必须协调好民族关系。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民族关系相关规定为研究视角,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的相关情况,论证了用法律调整民族关系对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了自治法对于调整民族关系的具体规定,并集合这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实施情况,针对当前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和困境,提出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的建议。

   关 键 词:法治保障  民族团结  民族关系  法治化  legal guarantee system  national unity  national relation  legalization

  

   民族团结问题历来都是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核心要素之一。“多元一体”共识下的当今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积极促进正当化和理性化地处理民族团结问题,使得我们既能“对外”应对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和保持国家主权完整,又能“对内”完成社会经济转型和实现依法治国。在提升国家与社会治理能力进程中,法治化处理民族团结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民族关系的有效协调关键是用法治保障民族团结。

  

   一、民族团结关键:民族关系的有效协调

  

   民族团结即民族的凝聚力。借用力学概念,民族团结可以构建为一个国家在高效协调该国内民族关系时,所形成的正向合力。该合力有利于该国内各民族公民间和睦相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以形成共同繁荣的团结局面。同时,民族团结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民族关系协调法治化,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将成为趋势。法治化保障民族团结,其核心就是正确而有效地运用法律解决相关问题。法治化协调中国的民族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民族事务法治化任务中的核心任务。从社会学的语境去解读民族关系,可以把民族关系理解为一种特殊化的社会关系。早在1980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所著《社会学》一书中,就提出了“社会互动”这个概念,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之间衣食住行等不断发生的日常“互动行为”的总和①。在中国,民族关系就是以各民族群体单元个体之间为基础的社会互动总和而形成的各民族间的群体社会互动综合,即中国学界所形成共识的“三大民族关系”的互动综合:一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二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三是“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关系,该综合所形成的社会合力就是中国民族关系互动的结果。

   从理论上分析该合力可以呈现出正反两个方向的互动结果:第一方面,是正向的社会合力导致的“民族团结”,可以在能够保证国家安全统一的前提下积极应对新形势下世界政治格局洗牌,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为中国社会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保障,促进各族人民早日实现小康,为完成中国“双百”任务提供良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局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负面的社会合力产生的“民族分裂”。回溯中国各历史时期,诸多因为民族关系互动过程中的负向社会合力所导致的民族危机和灾难性后果,让我们正确的选择了正向的民族关系互动合力,即通过协调民族关系以保证中国的民族团结。

   通观有记录的人类发展史,有了民族以后,民族关系就已产生,并在世界普遍存在着,不仅在中国,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地区、南美地区,还是在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民族关系。从国家制度和社会构成的层面来分析,当今世界有着私有制社会民族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关系,两者以剥削压迫和平等团结为重要区分标志。中国是“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呈“多元一体”格局,“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决定了中国构建的是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可以形象化地把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比拟成一个大家庭,各民族的关系就是这个大家庭中各成员间的关系总和。

   因此,协调中国的民族关系就是保证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稳定,而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各民族的利益、如何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及如何促进各民族的发展。面对以上三大核心问题,在“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基础上,中国选取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的相关制度来规范和协调中国的民族关系,并使之向正合力的方向发展,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关系协调的制度保障

  

   (一)理性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截至2013年底,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总量达477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69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79元③。由此可以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实践是成功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民族关系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率提升和经济水平大幅上升产生了新的发展趋势。整体看来,民族关系呈现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现代化新型民族关系发展态势,同时也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在民族关系互动总量增多的情况下,各民族间杂居、散居现象更为普遍,各民族间交往更加密切,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趋势增强;二是随着通识语言文字使用和教育的普及,以及各族群众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追求,民族间共同因子增多,日常生活习惯、学习和工作等方面的差异化缩小,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加强;三是受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受涉及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宗教事务因素的影响,以及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大差异的制约,导致部分地区民族关系还不够和谐,影响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当然,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还很多,我们必须高度重视④。

   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4.0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各民族间的互动不再只是依靠以往单纯人口流动形态带来的常态化民族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各民族自治地方间、民族自治地方与一般地方之间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整合也就越来越明显,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体与一般地方经济体间的合作与交流趋于频繁;另一方面与之带来的还有一种虚拟化的、超越空间维度的文化碰撞与整合,由于网络工具有使文化信息快速传播的功能,所以更容易使得传统民族关系在各族群众与现代文化交融过程中产生突变,从而影响民族间的交往,引发民族关系的负面性增长,严重危及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稳定。

   (二)高度重视我国民族关系协调面临的困境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工作计划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下称《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三十一年来,开展了第二次《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相比2006-2007年进行的执法检查,《民族区域自治法》在调整民族关系,促进中国民族团结中,起到核心作用,是实现各民族关系和谐融洽的重要法治保障之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在此次《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过程中,也发现了民族关系协调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基于主观认识的差异性,人们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认同感不一。由于民族群众在自身民族文化、风俗和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应当绝对地保障其权利,加之在解决涉及民族因素社会冲突时,长期的非法律化解决,致使汉族群众误解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只保障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忽视汉族群众的根本需求。其实,这是误解,《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调整和平衡各民族关系的专门法律,保障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第二,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运行的不充分,导致处理民族事务问题和调整民族关系的法治人才缺失。《民族区域自治法》授权民族自治地方“人事管理自主权”⑤,由于民族自治地方对该权力的非充分行使,民族自治地方法治人才缺失现象依然严重。

   第三,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法》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权的不完全行使,导致相关协调民族关系的配套立法的匮乏⑥。目前,只有下辖自治地方的省或民族自治地方通过地方性法规或单行条例,就协调民族关系和保障民族团结做出具体的规定⑦。

   第四,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经济自治权的行使不充分,自治地方本土经济结构单一且不发达,加上与东部、中部等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能力较弱⑧,影响民族关系的正向健康发展。

   (三)以《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规定为引领协调民族关系有序发展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庞德在结合柯勒的“法律和文明的关系”学说以及罗斯的“社会控制论”⑨后,认为常见的社会控制工具有三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三是宗教。而法律则是社会治理中最有效的工具。在社会文明刚开始的古文明阶段,宗教伦理、城邦立法等社会控制方式彼此之间都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且其中也包含古文明时期所谓的“法律”,它们常常被视为一个整体并控制和影响着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走向。当然,宗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社会控制功能的主要角色,直到“16世纪以来,法律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⑩。民族的根本属性是社会的,各民族间最良好的状态应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团结关系,只有通过彼此间的相互合作才能更大程度上获得与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因此,若要让民族之间因为需求差异所带来的利益矛盾或者利益冲突,达到彼此可接受的程度,那只有通过法律“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11),有效地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整合与重塑。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两个层面的协调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一层面,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宪法》)为核心的“国家层面法律体系”,包含《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下称《国家安全法》)等;第二层面,则是指各有关地区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等相关法律授权,而建立的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立法,即“(民族)地方法规体系”。由此,形成了以《宪法》为主导,《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其他相关部门法和各(自治)地方立法为系统的规范、协调民族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宪法》序言明确提到,中国构建和确立的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2),《宪法》第四条(13)和第五十二条(14)都有对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在调整民族关系的主干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就单独以独立章节通过两个维度对调整民族关系作出具体规定。

第一个维度,是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八条至五十三条(15),用一整章的篇幅规定和调整“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一是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反映出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之道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和区域相结合的地方自治道路,而不是某单一民族的自治。它既保障自治民族的权利,又保障该区域内其它民族的权利,彼此相互平等。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互动和人员交流更加频繁,相关法律既调整原生性群众之间的社会关系,又调整迁入性群众与原生性群众之间的社会关系,以保障该自治地方内的中国公民平等地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二是该法第四十九条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保护方面调整中国的民族关系。“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民族间互动最离不开的就是语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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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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