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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凡: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

更新时间:2019-03-12 20:49:21
作者: 周凡  

  

   尽管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称作民粹主义的纲领并把孙中山称作“中国的民粹主义者”,[1]尽管有学者断言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2]但是,民粹主义无论作为概念术语、作为社会思潮、作为政治运动抑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初并不起源于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让中国人了解了民粹主义——中国人最早就是通过马列主义知道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

  

   世界最早的民粹运动发生在俄国,而且,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无例外地遭遇过、思考过、探讨过、回应过俄国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问题。

  

   在19世纪晚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民粹派和其他民粹主义运动不能说服民众加入他们的事业之后才获得长足发展的,因此,就俄国当时的情况而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俄国民粹主义的失败;但是,俄国民粹主义的失败并不等于民粹主义的销声匿迹。

  

   自俄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以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彻底断绝过、消失过。一如保罗?塔格特所言,“民粹主义是间歇性的插曲,它不时强劲地迸发并带来激进政治变革的潜能,遽然之间,它又消退殆尽;然而,民粹主义并非全无效验,在其极盛时,它总会使政治的内容和基调发生结构性变化,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哪里就有作为极具潜力的运动和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3]

  

   就在俄国民粹主义日渐衰竭并濒于消亡之际,美国在19世纪晚期爆发了著名的“人民党(Populist Party)”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而随着纳粹主义的覆灭和冷战时代的到来,民粹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拉丁美洲政治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此伏彼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持续升温,所谓“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声浪日壮,欧洲各国中右政党和极右势力纷纷抬头。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新民粹主义在政治生活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2001年11月,丹麦“联合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2002年5月,法国民粹主义组织“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入围第二轮总统选举;同月,荷兰右翼民粹政党“富图恩名单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2005年6月,法国、荷兰的民粹政党发动了拒绝《欧盟宪法条约》全民公决。2008年4月,意大利新民粹主义组织“意大利力量党”的领导人贝卢斯科尼成功利用民众对中左政府的不满情绪,与同为民粹政党的全国联盟和北方联盟结盟在议会选举中再度获胜。这一切都使得“民粹主义论题成为当代欧洲的关注中心”并迫使西方民主政体“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4]

  

   民粹主义的当代回潮与复兴极大地激发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兴趣与探索欲望并由此带动了关于民粹主义学术研究的迅速增殖。

  

  

   19世纪中后期,俄国和美国开创了世界上两个典型意义的民粹主义形式。

  

   俄国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潮,它的核心内容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在村社的基础上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民粹主义者推崇农民,仇视资本主义,以虚无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国家政权。

  

   美国19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激进主义运动,它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垄断资本和金融权力以及两党体制对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控制,它旨在动员基层农民在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规范运作之外寻求一种表达政治愿望与利益诉求(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激进方式,因此,美国“人民党”的民粹主义并没有俄国民粹主义那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和空想主义色彩,更没有俄国民粹派那样的强烈革命冲动和鲜明的社会主义追求。

  

   关于19世纪俄美所开创的这两种民粹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国外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关注与探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要超过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革命,也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段,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具有很强的实际影响力,所以人们对作为一种激进革命思潮并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切关联却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俄国民粹主义投以探究的目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0年代以降,国外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明显减少而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兴趣却日益增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尚有数不多的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学术著述,比如,詹姆斯?比林顿(James H.Billington)的专著《米海洛夫斯基与俄国民粹主义》(1956)、弗兰克?温吐利(Franco Venturi)的《革命的根源: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史》(1960)、阿瑟?门德尔(Arthur P. Mendel)的《沙皇俄国的发展困境:合法马克思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1961)、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ortman)的《俄国民粹主义的危机》(1967)等,而1970年代后,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越发稀少,[5]但正是俄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这一衰微时期却见证了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蓬勃兴起。

  

   20世纪50年代以降,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之所以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民粹主义自19世纪晚期“人民党”运动以来,并没有长时段处于空缺状态,而是几乎每隔三十年左右就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具有相当影响的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1930年代有休伊?朗的“共同财富计划”,1960年代有乔治?华莱士式的民粹主义选举动员,1990年代有罗斯?佩罗代表的20世纪美国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

  

   每当美国社会出现明显的发展困境、危机与转型,民粹主义总会随之而起;正是由于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间歇性的出现以及它对美国政治进程的有力的干预和塑造,美国民粹主义才成为众多学者和理论家瞩目与研究的对象,这就是说,人们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学术兴趣始终受到现实政治问题的驱动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它并不像俄国民粹主义由于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被清洗一空而成为空悬式的纯粹学术史或理论发展史的考察。

  

   谈及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人们通常会提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秘密的痛苦》(1956)[6]中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经典论述,而这部著作在当时主要是针对1950年代大行其道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中夹杂的民粹主义成分和道德主义因素进行的深入剖析——麦卡锡不是靠法律而是依仗舆论,不是运用民主的程序而是引发激烈的情绪狂热和激起恐慌心理的煽动性宣传使自己长期居于不受挑战的地位。

  

   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希尔斯分析民粹主义的基本路径,他认为,当大众对政治精英垄断权力、财产、教养与文化不满并产生怨恨的时候,民粹主义就可能爆发,因此,民粹主义是人民不满现状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希尔斯看来,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众的情感习俗,以激动人心的语言把道德义愤巧妙引入政治领域中的做法不仅是美国民粹主义的特有表现方式,也是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共有的特征。

  

   多年来,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主要在四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对民粹主义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比如,瓦尔特·纽金特(Walter T.Nugent)对堪萨斯州民粹主义的研究、乔安妮·惠勒(Joanne E.Wheeler)美国中西部民粹主义起源的研究,卡雷尔·比卡(Karel D. Bicha)对美国西部民粹主义的研究、 斯蒂文·哈恩(Steven Hahn)对美国南部民粹主义的研究、詹姆斯·赖特(James E. Wright)对科罗拉多州民粹主义的研究;

  

   二是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的研究(断代史研究),比如,希克斯(J.D.Hicks)对19世纪末农民联盟和人民党运动的研究;

  

   三是以著名民粹主义人物为主体的研究,比如,海尔(W.I.Hair)对休伊?朗的民粹思想的研究、莱舍(S.Lesher)对乔治?华莱士民粹思想的研究,

  

   四是对美国民粹主义的总体性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较为著名的有:麦克纳(Gorge Mckenna)的《美国民粹主义》(1974)、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的《民主的诺言: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1976)、卡津(M. Kazin)的《民粹主义的说服力:美国的历史》(1995)。

  

   2000年以来,对于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在以上四个方面均有新作面世。在地方史方面有克兰顿(O. Gene Clanton)的《共同的美德:堪萨斯的民粹主义及其为正义和平等而斗争(1854-1903)》(2004)[7]、莱斯特尔(Connie L. Lester)的《田纳西州的农民联盟、民粹主义和进步党人的农业(1870-1914)》(2006)[8];在断代史方面,波斯特尔2007年的新著《民粹主义视野》(2007)是迄今为止关于19世纪晚期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最详尽的全景式总览 [9];在人物研究方面,有杰伦(Ted G. Jelen)的《佩罗现象及其超越》(2001)[10]、詹姆·亨特(Jame L. Hunt)的《玛丽昂·巴特勒与美国民粹主义》[11],罗勒尔(Lloyd Rohler)的《乔治?华莱士:保守的民粹主义者》(2004) [12]、里斯约德的《民粹主义者与进步党人》[13];而在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方面,有安东尼·亚当(Antony J.Adam)等的《美国黑人民粹主义》(2004)[14]、乔·克利奇(Joe Creech)的《义愤:宗教与美国民粹主义革命》(2006)[15]以及谢尔·奈特(Cher Krause Knight)的《公共艺术:理论、实践与民粹主义》(2008)[16]。

  

   与上世纪后半叶相比, 最近几年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其一,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宏观的总括性的研究基本上停滞下来,对美国民粹主义的性质、起源及其生成的制度背景的分析不再是学术关注的重心,而微观的、局部性研究跃居主导地位;

  

其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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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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