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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简论知识产权严格保护

更新时间:2019-03-12 15:34:15
作者: 张志成 (进入专栏)  
各国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竞争实体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中来。在这个格局限制下,各国都或自发或自觉地以一个竞争参与者的思维来调整自身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而调整法律和政策框架的核心目标是吸引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他国要素流入,自主控制有助于维系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各类要素。

   毋庸置疑,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领先的技术向来为各国所青睐,也是各国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关键领域。"技高一招"历来是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无论是表现为品牌吸引力还是文化的软实力,其核心都是技术的硬实力。因此,各国无不把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作为重要国策乃至根本国策。而要实现这一国策,手段无外乎政府的一手和市场的一手。就政府的一手而言,一方面加大研究开发投入,以高薪或者其他优厚条件聚拢各类高端人才,提高各种基础保障能力,搭建研发平台,获得新技术。当然,从历史上看,也不乏采用间谍等手段,去盗窃别国核心机密技术,甚至有一国之尊亲自窃取别国技术者,也有政府要员亲自参与盗窃别国技术者。就市场的一手而言,通过制度吸引市场主体更多投入研发、吸引更多他国企业在本土研发是主要方法,而这其中的根本之策就是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制度保障。

   回顾专利制度的历史可知,其萌芽及初步发展恰恰是特定经济体为了吸引掌握了某种特定技术诀窍来到本地将其技术贡献给本地而设计的一种聪明的制度。例如,专利法最早的雏形《威尼斯专利法》。据唐昭红("解读专利制度的缘起从早期专利制度看知识产权正当性的条件"《科技与法律》2004年第1期 )等学者研究,该法的目的就是网罗市政建设所需发明技术。在这个法律中规定:任何人在本城市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而精巧的机械装置者,一俟改进趋于完善至能够使用,即应向市政机关登记。严格的专利保护实际上是给予掌握技术的人才在本地市场的垄断经营权,这既可以吸引人才,而又不必增加政府的开支,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当然,在经济技术落后的时代,实施这种制度必然的结果是人才在本地落户、产业在本地生根,不会产生技术为他国掌握,市场为他人所占有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信息流、商品流和产业链、流通链的相互分类而日渐突出。甲国的技术获得乙国的专利保护,可以合法地占有其市场,而甲国既不必在乙国投资,也不必在乙国生产,即可以获得乙国生产者、经营者为其产品专利或技术专利的付费,因此,通过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而和他国竞争就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按照历史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一个国家财富的增加取决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来源于"有效率的组织"。所谓有效率的组织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的机制安排(如产权制度)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制度保障 。从全球化的视野看,其含义也就是说,如果说一国想通过知识产权获得经济增长以及财富增加,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须满足让一个国家的努力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和它保护他国知识产权而形成的他国权利人的收益基本相等,只有这样,全球化的知识产权制度才成为可能。

   同时,竞争性之"严"除了决定于一国在创新链条上的地位外,还决定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例如,生产型大国和服务型大国对于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在"严"上的选择也一定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如果仅仅是靠专利许可即可获得财富的创新型国家,实际上是把财富生产的风险转嫁给了制造业国家或者其他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而如果一个国家既有足够的创新,同时又有庞大制造业,那立法机关就不得不考虑创新者和应用者(这里是抽象的概括,在很多情况下,创新者同时也是应用者,应用者同时也是创新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同时,也要统筹考虑创新的风险和创新应用的风险在制度安排中的分配,从而确定其政策。但总体而言,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组织大规模的生产以及生产能力的稀缺程度远不如具有颠覆性乃至革新性创新资源的稀缺程度。但凡试图建立创新驱动经济体的国家,应该毫不犹豫地做出偏向于创新者的政策选择。这样不仅可以吸引更多外来创新资源,也会激发国内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最终实现国家治理方向的调整,使模仿型经济、模仿型创新经济最终转变为创新型经济。

   当然,这种竞争性条件下,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优势吸引外部创新资源,固然可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但毋庸讳言,在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前提下,一国必然面临着内部创新资源生成被外部资源压制的问题。因此,竞争性条件下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还必须辅之以本国对研究开发投入的战略性关注和持续的增长,也就是在制度和能力建设相结合的条件下,知识产权严保护才能实现保护经济均衡、可持续以及自主化发展的目的,从而实现"严格保护"、"外国创新产品和技术占据本国市场"、"发展本国创新能力"这种看似"不可能三角"的稳定性。

  

   四、知识产权严保护的客观实在性

   如前文所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严"与"宽"历来存在争议。其主要表现乃是南北争议,也就是发展中国试图以宽松的知识产权环境来实现低成本地利用现有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但如果追本溯源,假设目前所有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一致,没有较新的技术(包括方法和产品创新)可兹利用,相信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态度一定会达成一致,也就是说,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给予创新者额外的奖励,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赶超。这种假设有其客观基础,也就是在竞争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特别是对需要大量有风险投入的创新行为持十分谨慎的态度,除非得到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企业是不会把大量资金投入创新的,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往往采取压低劳动成本、把内部成本转化为外部成本等方式。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必然导致类似行为泛滥,而一旦这种行为泛滥,市场的运行和经济的发展就不再是创新激励不足的问题,而是严重到会消灭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本身的问题。假设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仿冒、假冒他人产品成为合法行为,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得更多利润,必将发生大量"搭便车"行为,导致投入创新以及品牌化运营的企业陷入困境,大量投入(即便是非技术创新的品牌方面的投入)会付诸流水,成为沉没成本,假冒者则会基于更低成本获得本应由正牌厂家获得的利润。同时,消费者也会蒙受不应有的损失。在有知识产权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可能只是偶尔买到假货,损失或者可以承受,有些消费者甚至会主动购买假货以获得优势社会地位等不正当收益,而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消费者实际上将陷入彻底的信息缺失状态,只能靠可以掌控的物理信息,例如商店的固定地址以及对老板长相的熟知等来判断商品来源的可靠性,假冒者获得的不当利润实际上不仅是创新者的损失,也是消费者的损失,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整体受损。这会导致大规模流通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即便是初始发育状态的商品经济也会陷入失序、低效。其最终表现一则是经济发展阶段长期滞留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如我国宋明以来的历史,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坐贾成为市场的主体和主流形态,行商被边缘化,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和生产从来没有成为现实。二则就是所谓"恶"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资源严重错配的经济。市场会发生食品安全失控、假冒伪劣盛行等等恶劣现象,导致经济发展无法形成可持续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可能只是"副产品",而其实质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制度,这应该并不算夸大其词。

   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学界经常会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之所以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跨越,关键原因乃是发展中国家从农业向低端制造业转型较为容易,往往可以利用技术落差、引进的成熟技术实现劳动人口从农业这个低效率生产部门向工业这个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但大面积适用成熟技术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属于中低端,能提供的劳动所得只能处于中等以下水平。而试图靠扩大生产--增产扩能来提高收入必然是徒劳的,因为没有新技术克服资源、环境、能源等的约束,投资的边际效应会迅速递减。由是观之,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就是新技术供给不足、创新不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国家利用公共财政加大研发投入,提供供给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一种产权制度设计,使为全社会提供新技术、新模式供给的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进而使创新成为持续性社会化行为。一旦有了这种制度,即便国家战略并不一定可以长期坚持下去(这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是家常便饭),但全社会的创新投入会源源不断,进而改变技术稀缺的问题,从而在价值链上逐步爬升,最终必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当然,这也意味着知识产权严保护应该作为一种长期坚持的战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可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和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短缺问题,并经由有效的经济组织最终克服商品短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要实现内需驱动型的高水平经济发展,则必须有以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才能克服创新的短缺。而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由于无法克服创新投入不足以及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将会约束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要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必须通过给予创新者一定的制度优势,形成持续的社会创新投入机制,克服技术和创新短缺。这点可以从现有的高收入国家无一不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而清晰地看出来。

  

   五、知识产权严保护与权益合理分配问题

   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知识产权严保护和弱保护问题主要着眼于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技术转化的障碍,实际上希望解决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合作中收益分配中的技术创新投入占比问题。发达国家希望的是保持创新投入在分配中的优先地位,这样既可以确保经济利益,也可以确保政治利益。发展中国家立场则反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较强创新实力的国家而言,由于我国技术创新投入不断加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与国外的研发合作也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强保护和弱保护的争论对中国而言已经失去了其现实意义。中国既是一个技术输入国,同时也是技术输出国,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对外许可转让收益已经超过了40亿美元,加之如前文所述,经济的转型升级必然要求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以及维系良好的市场秩序也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弱保护已经不可能在成为我国的政策选项。

   但是,严保护并不等于权利人"赢者全拿""赢者通吃"。对知识产权严格保护所形成的利益必须根据国情而作合理的分配,进而调动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热情,推动创新进入快车道,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就发达国家所谓"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实施情况而言,实际上也不意味着权利人占有全部知识产权收益,而是有着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的原则规定是,利用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获得的知识产权可以由被资助单位拥有,政府仅仅掌握优先使用权和有限的其他权益。美国专利制度也很注重发明人和权利人的利益平衡,专利权人在法律上是归于发明人的,只是基于商业惯例,职务发明人一般都会把专利权转让给自己的雇主。法律严格保护的是专利权以及潜在的收益,而不是保护权利人,权利人可以基于各种考虑而与围绕发明所形成的上下游各类参与者分享收益。这其中的原理并不复杂。马克思说:"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因此,不应该有人独享科学创新成果所形成的产权的利益。

就中国现实而言,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和合理分配知识产权权益如鸟之两翼,不可或缺。现实中,中国创新主体的一个主力军仍是大量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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