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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更新时间:2019-03-12 09:38:49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这样,在共同体演进的意义上,支配阶级的利益的主张者便是洛克提出的生命权、自由、财产权等权,说到底是贩卖奴隶的洛克所代表的阶级的权力或权利。劳动创造的物质才叫财富,这为当时的殖民扩张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因为美洲、非洲的物质是自然的,不属于当地人的“财产权”,只属于新殖民者。支配阶级获得财产之后就会在“劳动”的休闲季节召开议会,而且主权在议会而非国王,即著名的“议会主权”理论。这就是共同体理论即国家理论的第二步,即如何保障支配阶级的权益。洛克之后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之后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o Tocqueville)以及当代的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A?Hayek)等,都是这一思想脉络上的辩护者。

   第三步,支配阶级“劳动”的一个副产品必然是被支配阶级,或者说没有财产权的劳动阶级。现代性政治的第二个特征是平等性与大众性,这样就有了呼唤“人生而平等”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人民主权思想。到了马克思这里,人民主权思想就变成了以政治革命而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马克思因此而成为千年来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至此,洛克的信徒虽然不会少,但卢梭—马克思的追随者更多。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脉络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们,英国的费边社、欧陆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等,再到东方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思想脉络的产物。

   第四步,政策选择。政治秩序、利益格局(即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权益问题)等宪制问题一旦底定,就很难改变,除非来一场革命,因此在既定的宪制之下,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诸如分配正义问题,“政治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多。保守主义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虽然看上去有不少“宪制”关怀,其学说也是为证明或解释既定宪制,但更多的是关于政策性讨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关于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学说,其最后一部著作《万民法》既是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阐释,也是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的哲学论证;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同样关心如何通过商谈民主而实现分配正义。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家,比如从凯恩斯主义到二战之后的福利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者,都是在既定利益格局下讨论政策价值取向与政策选择的。

   总之,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资源而言,古希腊思想家提供了共同体的知识起点,但当时的共同体实在太简单。到了近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危机与建构,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共同体不是一蹴而就的“快照”,而是一个“时间性”进程,先有秩序即国家权力(包括政体),然后是支配性阶级的权力(权利)、被支配阶级的权利;即使是被支配阶级的权利,也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其中包括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也都是时间性的概念。

   有了政治共同体(国家)演进的时间性“路线图”,就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中的思想家”想要什么及在论证什么;据此对照,我们可以明白到底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当然,既然称之为“路线图”,就是高度还原论的简单化处理,时间性中的政治总是有着无穷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又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进程,对此只能以时间性的路线图去理解政治思想史。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演进的时间性路线图,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种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的路径,但这种路径能否出新知,有待检验。

  

   二、作为政治学理论历时性知识资源的历史社会学

   历史研究永远是社会科学知识的最丰富的资源,在研究历史中或比较历史分析中所形成的政治社会理论,被称为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所关注的主题是从历史研究中发掘真相,建构政治社会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中,既有霍布斯、洛克、马克思等应对现实性政治而产生的思想,也有比较历史分析而得来的政治思想,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比较民情研究,海外殖民开拓为思想者理解异域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条件。但是,真正通过比较历史研究而系统地建构起来的政治理论或政治社会理论,还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的事情。

   德国的兴起在当时西方语境中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大事,德国人自然赋予这个大事以理论解释,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t)等人所开创的“德国历史学派”事实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历史社会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德国历史学派通过新方法研究德国历史从而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当时被视为“普世主义”的概念,诸如反一般化、反概念化、反规范化等价值论和知识论上的主张[1],只不过因为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德国历史学派连同当时欧洲流行的统合主义概念一样,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但是,统合主义理论在70年代末开始复活起来,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精神自然也不会消失,尽管少有人把德国历史学派说成是今天的历史社会学。

   二战之后,新兴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社会科学难得的研究议程。同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在反思,为什么西方国家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西方国家是怎么演进的?这些构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共同主题,即现代国家是如何到来的,又是如何演进的;其中现代化、阶级关系、战争、革命就自然成了历史社会学最重要的主题,并由此而得出了启人心智的智识成就。比起“大人物”的深邃思想,这些看起来更像学术而非思想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演进更有启发性。

   第一,“摩尔学派”。哈佛大学巴林顿?摩尔(Barring Moore)1968年出版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举奠定了“摩尔历史社会学派”的地位。摩尔从结构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路径,根据其研究对象国的阶级关系所构成的宏观社会结构的演进以及革命的作用,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美国-法国走上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及为什么俄国和中国走向了共产主义道路。摩尔的著作出版之后,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内,一直居美国社会科学排行榜首位。摩尔的路径是阶级分析,解释的是革命的作用,这对冷战高峰时期一边倒地主张自由主义民主的美国社会科学来说,算是不小的震撼。对“革命”有着先天性偏见的美国人认识到,自己的现代化起点其实也是源于革命。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关于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主义民主起源的研究,与摩尔有些相似,但其关于美国政治性质的历史理解则达到他人所不能及的深刻。亨廷顿提出美国是一个现代“都铎政体”,实际上是说美国是一个现代封建制,因此才有所谓的法治主义即法治至上的政治逻辑,这违背了现代性政治,因为现代性政治是变,而封建制是靠传统的法治而维护不变。这种对美国的封建主义解释,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1979年,沿着摩尔的分析路径,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出版,算是结构主义“摩尔学派”的第二代。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大革命中,除了继承摩尔的阶级分析路径外,作者加入了国家自主性概念以及“世界时间”概念,提出在“世界时间”中国家自主性的强弱及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大革命的原因、进程以及走向。此时的美国社会科学,已经更讲究方法论,分析路径成熟。因此,相比摩尔,斯考切波的研究有了更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当然也多了些学究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摩尔学派”第三代,比如研究“利维坦的诞生”。追踪溯源西方国家在早期的演进过程,相比较第二代,方法论色彩更重了,学科规范意识更强了,写作正文之前都要把已经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交待一遍,然后规定一个分析框架,把相关的历史资料填充进去。但研究成果的启人心智成分越来越少了。

   第二,“梯利学派”。西方大概没有“梯利学派”的说法,在中国语境中,绝对称得上“梯利学派”,其与“摩尔学派”的区别就是其“过程主义”所发现的“因果机制”研究。弗兰克?梯利(Frank Thily)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其主编的《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梯利提出了“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国家形成和国家演进的历史逻辑,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国家的内在禀赋。与此相类似的研究,便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国家与暴力》,看起来和平、丰腴的欧洲,都是经历腥风血雨的历史才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

   梯利不但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有着强大的学术资源组织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学术工作坊”,历史性地解释西方民主的起源与演进的过程与机制,从中世纪开始的社会抗争、阶层对抗的历史,解释西方民主的世纪历程。

   第三,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社会学。如果说“摩尔学派”和“梯利学派”都是家族式的或兵团式的作战,曼则是学术上的独行侠,以一己之力形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历史社会学,因此被称为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之后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在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曼又将国家权力划分为可以解释大历史的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并认为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逻辑性结果。曼的发现不但能解释大历史,还能有效地解释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美国和苏联都陷于危机之中,为什么后来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而苏联则走向国家失败?原因就是苏联迷信的是政治权力改革,把结果当原因,理论的失败必然招致国家的失败。今天流行的旨在张扬个人权利的治理理论,要全面地理解治理理论,首先需要读一读曼的历史社会学。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值得指出的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是历史社会学的一种自然延伸。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分析,事实上也是阶级分析,即阶级分析方法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运用。如同国内政治由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构成,世界政治事实上是强国和弱国所构成的世界体系。依附论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体系理论,代表学者有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德列?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加州历史学派。如果说“摩尔学派”和曼的历史社会学还属于欧美中心,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来自左翼的后发达理论。

   总之,历史社会学是关于现代国家史的研究,在研究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总结出现代国家形成的政治道路、国家形成中的阶级关系、革命、民主、民族等重大议题。因此,历史社会学是一种宏观历史结构的路径,其特定学科视野下的研究议程及其成果,是很多“大人物”所不曾关注的,至少不是他们专门关注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形成必然涉及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因此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阶级分析方法,或者说阶级分析是历史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在国家形成中,底层阶级的命运总是最悲惨的,令人同情。研究运用阶级分析加上对底层社会的同情,自然会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带上马克思主义色彩。

   由于历史社会学是关于宏大历史结构的研究,“宏大”必然带来其与生俱来的问题,比如对细节的忽视或与“微历史”的出入,因此任何宏大主题的研究都会被诟病。但是,正是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但解释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结构如何演进,更给人类以智慧启迪和政治上的实践智慧。大学科有大学科的态势和用处,前述的历史社会学派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乃至于思维方式的改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作为政治学理论共时性知识资源的世界政治学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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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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