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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土地政治”:理论建构与实践逻辑

——中国土地问题政治分析论纲

更新时间:2019-03-11 12:56:52
作者: 陈明(社科院)  

  

   内容提要:在理论层面上,通过对嵌入政治体系结构的“土地制度”、影响政治治理逻辑的“土地权力”、规范政治变迁方向的“土地革命”、左右政治秩序建构的“土地冲突”四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土地与政治之间的本质勾连,从而确证土地的政治属性。在实践层面上,“土地政治”是一个以特定时空的社会历史形态为依凭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一般性的社会历史图式中,“土地政治”的形态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变迁。充分把握“土地政治”的实践逻辑,建构中国土地关系的“理想图景”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关 键 词:土地政治/土地权力/土地权利/理论建构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制度演化的政治逻辑研究”(13CZZ006)。

  

   土地问题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土地问题研究的重心呈现出从“土地资源”到“土地经济”再到“土地制度”的演进趋势,可以说,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接近其深层结构。然而,中国土地问题研究的繁荣之势实际上处于一种整体的知识遮蔽之下,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土地问题研究中的昌盛及其对土地问题多元属性的掩盖。特别是,土地问题研究中对土地的政治属性缺少足够的关切,土地问题中的政治因子和政治问题当中的土地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具体而言,几个在逻辑上紧密衔接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第一,在社会历史理论中,土地与政治究竟有何种关联仍未形成普遍共识;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土地制度的改革既考验国人的政治智慧同时又缺少理论支撑;第三,土地问题的知识地基没有得到彻底清理,致使当前许多关于土地问题的对话和争论失去了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存在对于土地问题的政治分析,但是很明显运用的术语还是既成的,而且分析还是在现有的逻辑框架内展开的,概言之,这些研究是碎片化的、不自觉的、平面的,因此要更深刻地理解土地问题的本质,就必须在理论框架上寻求突破。

   为了有效回应以上问题,本文将研究的主题定位为“土地政治”,具体而言就是从政治学的理论视角切入对中国土地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建构一种“土地政治”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来丰富和诠释土地问题的研究。

  

   一、“土地政治”的学术史梳理

   1.“土地政治”研究的思想源流

   (1)启蒙思想家关于土地问题的开辟性论述

   关于“土地政治”问题的研究要追溯到启蒙思想家关于土地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是近代思想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言契约者,几乎无不是从社会与国家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展开想象的。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一个人用武力就能够取得和保有属于他的土地,这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而是动荡不定的状况,所有权是从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开始的。①而洛克对于自然状态之景象的描绘则与霍布斯大异其趣,他说:“一个能耕耘、播种、改良、栽培多少土地和能用多少土地的产品,这多少就是他的财产……谁服从了上帝的命令对土地的任何部分加以开拓、耕耘和播种,他就在上面增加了属于他所有的某种东西,这种所有物是旁人无权要求的,如果加以夺取,就不能不造成伤害。”②卢梭为之作结:“一般说来,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须的数量;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依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③

   讨论过自然状态下的土地权利之后很自然的就需要讨论土地权利在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处的状态和发挥的作用。霍布斯从所谓战争状态下人们难以自保的悲惨处境推定出人们为了维护生存和安定生活而选择了缔约,在他看来“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所谓的契约”,不道他对于转让的程序和内容定义都是极其宽泛的。洛克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在自然状态下结合成共同体是为了充分保护自己的财产。关于这一问题,卢梭同样比他的前人认识得更加全面:“构成战争的,乃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既然战争状态并不能产生于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只能产生于实物的关系;所以私人战争,或者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既不能存在于根本还没有出现固定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中,也不能存在于一切都处于法律权威之下的社会状态中。”④可以看出,卢梭以更符合逻辑和更加艺术的方式重申了洛克的观点:自然状态的纷争因财产而生,政治权力的保护以财产为目的。不仅如此,卢梭还大胆地回答了政治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唯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⑤这样一来,他便将土地的产出、地权的占有、政治社会的出现通过人类劳动这一天然的线索连接起来了。

   (2)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问题观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土地问题有过大量论述,这构成了近代思想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研究的第二个高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说始终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迁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自然经济衰落、等级制度瓦解、权力支配退隐、人身束缚松解的过程,综合起来看就是从“封建宗法共同体”向“契约交往共同体”的进化过程。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革命中的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是与这种“共同体的进化”相互契合的。在他们看来,从规范意义上讲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所要实现的是“人的独立性”对“宗法共同体”的战胜,进而为自由竞争中“大生产”战胜自然经济“小生产”提供经济和社会条件。⑥由于传统社会中的自然经济、等级制度、权力支配和人身束缚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法性的土地关系体现出来的,因此,“封建宗法共同体”的解体就物化为封建宗法土地关系的改变。从这一意义上讲,近代的土地革命以及土地改革所承载的历史意蕴就不仅仅是土地数量的重新分配,而是带有了供给自由、建构平等、告别宗法等级和权力支配的象征意味。

   马克思为这一过程所设想的规范路径是通过土地关系的重塑使农民成为土地和财产的所有者,使他们能够作为独立自主的市民开展社会和经济交往,等到他们能够彻底地摆脱不自由、不独立、不成熟的状态时,他们将自觉地开展合作,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这一过程的前半部分将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来完成,而后半部分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张“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但他同样强调这样做的前提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而应该“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⑦恩格斯考虑到了这一过渡的漫长和部分共产党领导人的急迫,于是他说:“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⑧可见,根据马克思等人的意见,他们是主张在建立起完整土地产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民的自主合作的。

   早期思想家毕竟未能亲身经历后续的社会发展,故而其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为我们研究土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

   2.当前学界对“土地政治”的研究

   目前,关于“土地政治”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零散,为了有效整合和爬梳这些芜杂而零碎的知识,需要借助哈贝马斯的知识类型学分析框架。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有三种认知旨趣,分别是“技术的认知旨趣”“实践的认知旨趣”和“解放的认知旨趣”。⑨鉴于此,可以框定出三方面的研究内容:技术认知旨趣下土地问题的“政治关系”研究,实践认知旨趣下土地问题的“政治逻辑”阐释和解放认知旨趣下的土地问题“政治属性”反思。

   (1)技术认知:土地问题的“政治关系”研究

   关于土地问题的政治学分析,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依靠士绅阶层,费孝通先生认为:“绅士的维持是靠经济上有地,政治上做官。作为有土地的阶级,他有空闲时间学习古典文献,这是官场的职业需要。”⑩Sidey D.Gamble在对民国前期华北乡村的考察中发现,财产是充当乡村领导人的资格条件,担任这一职位需要一定的空闲时间,穷人土地太少很难符合这一条件。(11)黄宗智在后来的华北乡村研究中引述了这段资料,用以佐证他“财产和领导权,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相互交迭”(12)的观点。同时,他在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中还发现,佃农和自耕农的比例与乡村的治理形态有着显著关联。(13)他在两个地区的研究分别从权威生成和治理结构两方面验证了土地与乡村政治治理的内在关联。邓大才从较宽泛的角度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综述,将之归为对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相关论”。(14)以上观点表达了微观意义上土地与农村政治的关系,但显然这并非“土地政治”的全部。

   关于历史上土地分配与政治失稳之间的关联广受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土地集中与政治失稳之间具有显著关联,(15)Charles D.Brockett指出这类研究中作为估计基础的数据并不准确,而且土地分配不平等的概念和内涵是多元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带来的不满与农民动员、政治冲突和政治暴力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16)美籍华裔学者赵冈等人,基于地籍、地契及鱼鳞图等资料对传统中国土地分配的基本情况及变迁进行了认真讨论,结论是土地兼并固然有,但却并非严重不均,从长期历史趋势看甚至是在逐步分散的,证伪了充斥学界良久的“不断集中论”等观点。(17)基于以上研究,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当做不证自明的历史规律的“土地兼并-流民积聚-社会动乱”(18)怪圈遭遇了质疑和批判,王先明指出至少20世纪上半叶乡村冲突并不遵循所谓“因土地集中而两极分化、因政治贪腐而民怨四起”的循环规则。(19)

   (2)实践认知:土地问题的“政治逻辑”阐释

   在实践认知旨趣下,人们从长线历史中挖掘资源,在更本质的层面上思考所谓的“分配”是一种什么分配,“均”或“不均”的本质又是什么。秦晖对以上问题的解释一反传统的思维定式,试图从兼并背后的权力逻辑来进行阐释。他指出我国的土地历来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20)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与其说是富民兼并贫民,“大私有”兼并“小私有”,不如说是有权者兼并无权者、权贵兼并平民、统治者兼并所有者。(21)如果说秦晖的研究更多的着眼于历史的宏观视野,张小军则从乡村治理的微观场域中找到了权力运作的细节,他认为传统社会的地权是一种“象征地权”,是被人们认知并赋予意义的象征资本,因此也就具有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土地关系中常常有政治权力的强迫渗入,使得地权的运作成为根据权力、意义和社会关系来运行的过程,当权者会利用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公开“造租”以寻租。(22)

相比于一般性的土地史考察,学界对土地改革政治意涵的关注要充分得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改革本身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当前研究遍及了土改中政治动员、(23)权力重构、(24)身份建构(25)和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内容。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不仅是一次政治运动,更形成了依据土地占有多少为标准划分的“政治身份”,在后来的农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中这种身份被进一步“符号化”。(26)在C.M.Chang看来,“Land Reform”这一词汇本身就是对汉语中“土地改革”这一词的误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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