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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神圣化与世俗化 ──以《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例

更新时间:2019-03-11 09:57:17
作者: 王雷泉 (进入专栏)  

  

   一、社会大众:佛法的化导物件与存在基础

   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向知识精英和大众佛教两个方向发展,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南北方社邑的组织和活动内容并不尽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以僧人为精神导师,由地方士绅豪富领衔,而由广大信徒集资并定期活动的佛教组织。[1]

   “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我们提供了距今830年前的佛教社会运动的一份珍贵史料。[2]此碑由柏林禅院住持,“都功德主当院传法沙门”清昭和“副功德主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共同领衔,率三千邑徒,立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十八日。原置于柏林寺天王殿下,高一丈四寸,宽三尺七寸八分,趺没入土中。碑文由本郡离尘院住持行满撰,共三十六行,字长八分,宽六分,额字长二寸,宽二寸五分。碑阴题名凡三十五排,末寺僧题名一排。

   在清昭之前,前任住持亦“摄三千邑众”。他“利生接物,方便颇多,道化缘厚,摄三千邑众,同会修因,慈悲利乐,普济无边,愿心弘广,孰能可比?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尚未完工,即掩化别世。

   清昭为其门人,“承先师预垂之愿,待本师和尚之缘,再率三千邑徒,书名上碑。遂有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同结妙因,塑像妆饰。”这两批邑众都以柏林寺的住持作为精神导师。

   在辽、金时代,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3]

   碑文所称“三千邑众”是一个约数,据笔者用电脑统计,实际为2048人,分布在沃州城乡(372)及平棘县(433)、宁晋县(359)、赞皇县(337)、柏乡县(329)、临城县(317)、高邑县(50)、元氏县(10)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区内。若以“氏”(632)、“婆”(2)、“姑”(15)判为女性,则女性人数为649人,约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碑文中除10个无法辨认的姓之外,有212个姓氏,其中人数在50人以上的有七个:李(198)、张(163)、王(138)、刘(101)、范(59)、耿(58)。作为“副功德主”的田进、贾德和李和三人,显然是出资最多的地方豪富。在这三人中,田进住沃州州城崇教坊中,在崇教坊25名僧俗男女中,姓田的唯此一人。而所有田姓邑子,不过29人。贾德,高邑县城赵村人氏,县中邑子唯此一人姓贾。在所有邑子中,姓贾的不过18人。李和,沃州娄家寨人,虽然李姓占“三千邑众”中的第一位,但娄家寨中亦仅他一人姓李。

   按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说法:“邑”一名指同一地区或同一小镇的全体居民;“社”一名又使人联想到了上古时代在土地神祭坛召开的村社会议。而“义”这一词,如同“义父”、“义子”、“义肢”等术语所显示的一样,超越了通常的法律和亲属关系,成为一种宗教范畴内的关系。[4]从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来看,这个佛教社团显然不是地方社区的共同体组织,也不是以宗族村社为纽带的组织,而是一个以“塑像妆饰”的建福活动为主要任务,为募集资金而聚集起来的一个比较松散性的跨州县组织。

   在这“三千邑众”中,有从属于17个寺院的僧俗大众参加,发起寺院柏林寺亦非人数最多的单位。见下表:

   沃州 龙兴寺 67

   感应寺 37

   柏林寺 16

   禅定院 13

   开元寺 8

   兴法院 2

   明因院 1

   赞皇县 嘉应寺 64

   严华寺 40

   龙堂院 20

   治平寺 4

   法会院 1

   柏乡县 神应寺 11

   宋圣寺 4

   平棘县 济道寺 10

   临城县 妙因院 10

   读上院 2

   在上述寺院中,有一部分是男女俗人,当为从属于寺院的寺户、佃户或佣工。另外,在各州县的城乡居民中,亦有维那、香博士等职称,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维那”。除了柏林寺的“云维那”,与“密监库”、“初院主”、“泉首座”等,同为禅宗丛林执事,其余似乎均为俗众。他们是:高邑县北焦村的时维那、城赵村苏维那;柏乡县南滑村的孟维那,孙村赵维那,黄泥村董维那、王维那、东王村□(现代禅网站编按:由于《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原文录自830年前的古碑拓本,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难辨的部份,作者乃以□标示。)维那,眭村眭维那、小眭维那、陈维那;赞皇县大马村史维那,严华寺杨维那,嘉应寺杨维那、白维那,龙堂院安维那,都护村刘维那,乌昌村王维那;临城县县城张维那,西泥河村□维那、韩维那、崔维那、范维那,西林村冯维那,管村□小维那,北菩提村刘维那、张维那、王维那、郝维那、许维那读上村张维那、扬维那、孟维那、路维那,北滑村赵维那。

   维那源于僧官制度,北魏孝文帝时为沙门统的副长官,职掌管理僧徒名籍、印牒等,并执掌戒律的执行和检查。唐时为基层僧官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之一。在义邑组织中,维那是流行最广的首领,负责管理义邑中一般性的事务。从上述散布在四个县的维那名单来看,到金代,在各地城乡中依然遍布各种僧俗混合的小型佛教组织。正是建立在这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会产生“三千邑众”这样恢宏的社团组织。

  

   二、维系佛教经济的理论基础

   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三“结社法集”条中,勾勒了社邑的沿革,特别指出它对于维系佛教经济,起到“众轻成一重”的意义:

   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于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佑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5]

   东晋时期的庐山莲社,是以慧远的佛学素养和高僧典范为基础,以寺院为中心,凝聚起一批僧俗知识份子,这在当时佛教界毕竟属少数,以至今天很少能见到这类法社的资料。而从南北朝以来,在广阔的农村和市镇中活跃着的“社”或“邑”这类佛教组织,通过组织讲经说法、写经诵经、供养僧众、雕刻或铸佛像、整理布置石窟、建筑佛刹、组织节庆等活动,把佛教推广为整个社会的群众运动。游侠在《金代佛教》中指出:“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援,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6]

   唐代赵州从谂禅师在柏林寺有如下一段对话:

   (僧问)“和尚还入地狱否?”师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师云:“若不入,阿谁教化汝?”[7]

   这种为众生解放而甘下地狱的菩萨精神,恐怕无法为大多数邑众所接受。从“书名上碑”者中高三公、范七哥、段四郎一类称呼来看,邑众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民众。因此,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往往在事实上制约着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

   玄妙圆融的形而上之理,必须落实到形而下之凡人俗事。所谓:“庄严门内,万行无亏;真如海中,一毫不拾。”形成“三千邑众”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

   由是万行因广,难越自利利他之二种也。或乐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毫发片善,须要契于三轮体空 [8],与七最胜 [9]相应,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真趣佛果之门矣。虽然,未踏此境,藉相生善,称名修因。故《观药王药上经》云:“过去三千人,称是五十三佛名,致使庄严劫、星宿劫、贤劫中皆成佛道。”

   “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六度万行的修行才能达到,对广大民众来说,即“藉相生善,称名修因”。三世诸佛指过去庄严劫之千佛、现在贤劫之千佛以及未来星宿劫之千佛,合三劫为三千佛。据《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经典,三劫三千佛于因位时,闻持五十三位佛之名号,即得超越无数亿数生死之罪。故众生欲除灭四重禁罪、忏悔五逆十恶等,应勤礼敬五十三佛名号。社邑中的重要活动佛名会,即指据此经之说而行之法会。称念佛名,念念与实相契应。“夫声为众义之府,言皆解脱之门。一切趣声,声为法界。”

   碑文引《法华经》“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指出:“一声尚尔,尽成佛道,况于多称、塑佛像者哉!”更引《造像功德经》,说明不论或画或塑,或绣或铸,或大或小,制造佛像,即可常劫不堕恶道,求生善处,恒遇诸佛,听闻正法,如理思惟,智惠福德,人相具足,世所稀有,离诸疾苦,一切病痛,皆悉不受,乃至无上佛果菩提,亦可得证。

   佛法的理想是神圣的,但神圣的理想是通过世俗的群众和世俗的手段实现的。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僧俗共同实行普度众生的原则,社邑这种组织提供了实现这种原则的场所。不论贫富贵贱,俗人通过加入社邑这种媒介,为自己积累获得解脱的功德。可以说,为求自己及家族的现世和来世利益而作功德的愿望,构成了维持社邑经济及佛教艺术的基础。

  

   三、以音声形相而作佛事

   碑文用法、报、化“三身”说,为三千邑众阐发了塑造佛像的理论基础。“诸佛如来真化之身,亦非即非离。周沙界而无处不章,赴众生之恳诚;遍净秽止无处不显,应群机之信心。”这些理论,基本上抄自永明延寿的《万善同归集》。开首部分写道:

   三身所归,皆宗实相,如空包纳,似地发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众德。不动真际,万行常兴。不坏缘生,法界恒现。寂不碍用,俗不违真。有无齐观,一际平等。

   这一大段,除了将“夫众善所归,皆宗实相”,改为“三身所归,皆宗实相”,几乎是逐字照抄《万善同归集》的开首一段话。[10]

   诸佛的法身是中道的理体,它是不生不灭而充满于整个法界,是佛之所以为佛的绝对永恒的真理。佛的报身系修行圆满而享受法乐之身,是在佛土中只为诸菩萨所见的佛身。化身是佛为了救济众生而在历史中出现的种种变化的身,众生的机感千差万别,佛陀便能随顺机缘度化。“化生虽有如是差别,而佛真身本相如故。然真化身,非即非离,但随根器,现有差别,出自不同。”绝对的法身,必须下降到历史之中,体现为人间具体的形相。

赵州禅师敢于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故对有形的佛像造作,表示了不屑的态度:“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而这尊“真佛”,即坐在烦恼众生之中。赵州以性相不二、众生与佛不二的理路,声言:“此事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即是烦恼,烦恼是佛。”既然如此,绝对的“真佛”,依然体现为殿里的泥龛塑像:“僧问:“如何是佛?”师云:“殿里底。”僧云:“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塑像?”师云:“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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