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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皮特金:代表与民主:不稳定的联姻

更新时间:2019-03-09 22:23:25
作者: 汉娜·皮特金  

  

   “代表”与“民主”的关系并不确定,人们却经常轻率地将二者等量齐观。这两个词理念起源不同,甚至彼此冲突。“民主”来自古希腊,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赢得。希腊民主是参与式的,与“代表”没有任何关系。“代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种政治实践,始于中世纪晚期,当时它是君主强加的义务。只是在英国内战和十八世纪民主革命时期,这两个概念才被关联起来。民主论者认为正是代表和选举权的扩展让大规模民主成为可能。保守论者则将代表视为阻碍民主的工具。卢梭更喜欢民主自治,他认为代表是对民主的威胁。代议制政府已经成为一种新寡头制,普通人民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如果能够克服当下的三个障碍:公共问题的规模与私人权力;金钱或者财富;电子媒介时代的理念及其塑造,地方的参与式民主可以实现大规模民主。

  

   “代表”理念最近重新获得关注,尤其是在欧洲,那里正在努力建构某种大区制度,它比国家小但比联盟大,这在理论原则和政治可行性上都提出了无数议题,其中很多都涉及“代表”。该设置什么制度?它拥有什么权力?官职如何填补?任命?选举?基于什么?由谁进行?这些官员代表谁?代表什么?欧洲人的这些关切也表明:我们现在失控的全球化与复苏的地方主义、种族隔离主义混杂在一起,引发出更大的问题。哪种政治组织、哪种代表能够适应这种状况?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迫切性,以及我们时代的异常技术化的视角,如果让一位出席有关代表研讨会的听众表达意见,可以肯定,他会让专家提供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建议:单区选举还是划区选举、赢者通吃还是比例代表、多数决还是为少数保留配额?这类议题都很重要,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的代表研究不是技术导向的,而是概念和理论导向的(Pitkin 1967)。不错,它有自己的技术性,即依赖“日常语言”哲学和语义分析提供的工具。但它没有处理任何技术问题,最多只是为“代表”这个棘手概念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概览。

  

   这个概念的确有意义的中心核(central core):不在场的某人或某物,却在某种意义上又在场。这听起来让人困惑。首先,核心本身包含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不在场,又莫名其妙地在场。其次,定义显然太模糊,无助于区分众多特定意义,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这个词的涵义或假定常常互不相容。

  

   一座城市或山脉在地图上“出现”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律师代表当事人“出现”的方式。麦克白“出现”在舞台上的方式(麦克白,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主人公。编者注),不同于一位大使代表国家的方式,不同于人们让某件事“出现”的方式,不同于具象艺术或代表性抽样的表现。这还只是在英语当中。如果人们想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个词,还想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真实“代表”现象,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在非常接近英语的德语中,艺术或剧场中的再现与法院或政府中的代表也没有任何概念联系(Pitkin 1989, 132)。

  

   这就是40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概念时的看法。从那以后,我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其他方面,但我想最起码谈谈代表与民主的关系。我的早期研究从来没有涉及这个主题,因为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二者的关系确定无疑。甚至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把民主与代表划了等号,或者至少是与代议制政府划了等号。在现代情境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成了公理。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严重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问题而非基本理论问题,这种误导就仍然根深蒂固。

  

   “民主”从头到尾都和“代表”一样复杂棘手。在语源上,民主意味着人民(Greek demos)的统治(kratein)。但是,“民众”的涵义却模糊不清——是所有人民共同统治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平民)统治(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根据什么标准确定人民事实上在统治?进而,“民主”和“代表”这类词汇,就和更一般的人类制度词汇表一样,存在下述怪异之处:使用这些词汇,到底是表达一种理念或理想,还是不加批判地指代目前人们假定体现那一理念的实际安排(Pitkin 1967)?二者混淆不清。

  

   今天我在此谈论民主,是为了提出并承认这类难题而非解决它们。我说的“民主”之治指的是人民自治,就是阿布拉罕·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Lincoln 1980, 231),尽管距离林肯500年前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就使用过这种表达方式。这是个程度问题,在不同环境、状况和制度安排下,一个理念或理想的实现程度不同。正如谢尔登·沃林所说,民主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Wolin 1996)。

  

   “民主”与“代表”的概念完全不同甚至为彼此冲突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民主起源于古希腊。至少其概念是如此;可以肯定,在某些部族和氏族,民主实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过去。雅典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赢得的,其直接参与程度高得令人惊讶。根据我们的标准,雅典民主的范围极为有限,与任何普遍人权概念都没有关联。希腊认为外人(野蛮人)和女人这两类人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的“民主”也没有涉及任何与“代表”有关的东西,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词汇表达这种理念。

  

   作为一个政治理念和实践,“代表”出现在现代早期,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以英格兰为例。除王室不动产和传统封建捐赋外,英王还需要额外收入,因此要求每个郡、每个自治市派一名代表,让各地承担缴纳特别附加税责任。因此,“代表”是自上而下施加的一项义务,是为了王室的便利和行政控制的需要。随着这种做法反复持续,它被逐渐制度化了。有时候代表带着所在社区的指令来;有时候他们的任务是汇报各地发生的事情。他们渐渐开始将自己的同意附加了条件:比如平复不满,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单一连续体的一员,有时候还与反对国王的力量为伍。因此,代表慢慢开始被视为权利而非负担,尽管那时候的代表遴选绝不是民主的,甚至往往不是由选举完成的。

  

   国王与议会之间的这些斗争在17世纪英格兰内战期间达到高潮,接下来在18世纪末期又发生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直到此后,“民主”与“代表”之间才建立了同盟关系。民主论者质疑中世纪的一对孪生假设:一是每个人一出生,上帝就为其设定了他在神圣等级制中的位置;一是王国是地上之国,因此王国事务只是国王与土地贵族之事。与之相反,民主论者认为,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与公共生活利害攸关:“英格兰最穷的人也像最高贵的人一样拥有生命。”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权利”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没必要服从一个“自己没有发言权”的政府(Woodhouse 1951, 51, 69)。民主论者认为,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生而平等”而非身处等级秩序之中,“他们的造物主赋予其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保障这些权利”的政府才是正当的(美国独立宣言)。王国远远不只是土地之邦,更是公民之邦,祖国母亲的所有平等子女之邦。人民大众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神圣统治者或阶层来统治自己;我们都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也都有资格参与。

  

   因此,民主(再次)出现在现代世界。但是,由于它出现在大民族国家而非小城邦,由于当时(非民主的)代表实践已经大行其道,联盟看上去再自然不过。扩大选举权范围,“民主”会因为“代表”而成为可能。正如约翰·谢尔登所说的,因为“房间装不下所有人”,人民通过“代表”间接地感受到自己在统治(Arendt 1972, 238)。

  

   除了少数倔强的君主绝对主义者,民主论者的保守对手们这次把(非民主)“代表”作为传统予以接受。但是,他们远非把“代表”等同于“民主”,而是把“代表”作为工具,用它来削弱“民主”的锋头,控制难以驾驭的下层阶级。在英国内战引发的辩论中,保守主义者说,一旦你开始挑战原则,开放遴选国会议员的传统道路,“你必须迅速转向绝对自然权利”,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有任何诉求。他们说,英国无(地)产者五倍于有产者。“如果主仆成为平等选民……多数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规定物品与地产平等分配。”混乱也就应运而生(Woodhouse 1951, 53, 63, 57)。

  

   与之类似,在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对比了代议制政府(他称之为“共和制”)与民主制,而非把二者关连在一起。他说,古希腊的“纯正”民主制以小城邦为先决条件,连绵不断的“动荡对抗”和轻率、狂热、不明智的决策成为其鲜明特征。相比之下,新宪法所拟议的代议制政府不仅允许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共和制,也会“提炼和放大”(实际上是“扭转与替代”)普通公民的看法,因为明智、负责任的精英可以过滤普通公民的看法,筛选出“他们国家的真正利益”(Hamilton et al. 2003, 43–45)。

  

   但是,说民主论者把“代表”与“民主”结合起来、保守论者则强调二者的反差太简单了。不过,至少还有一个特殊的民主声音对“代表”保持着警惕:那就是让·雅各布·卢梭。卢梭讨论时没有提到“民主”,在他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行政方式。他关心的是一个正当国家中的自由。但是,他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标准的民主:自由要求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积极地亲身参与,共同决定公共政策。因此,它与“代表”格格不入。卢梭强调,英国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选举投票那一刻才是自由的;然后他们就立即降格为奴隶,不再是人民(Rousseau 1968, 101–2, 110, 141)。

  

   好,你会说卢梭太过浪漫、乌托邦、不切实际、无可救药。根据他的论述,自由只在规模极小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只有那些拥有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的公共精神的人民当中才有自由。他写道,“只要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们的主要关切”,或者公民们开始如此评论公共物品:“关我什么事”,自由也就消失无踪了(Rousseau 1968, 140–41)。

  

   然而,尽管他的姿态是浪漫主义的,但卢梭提出了某些独特的“代表观”。几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证明是对的,至少在这个方面。尽管反复努力让代议体制民主化,但结果主要还是“代表”替代了“民主”而非为之服务。我们的统治者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永续的精英,统治(或更准确地说管理)消极或一盘散沙的人民。“代表”不再是代理人民,而代替人民。

  

我们派代表照看公共事务,就像雇佣专家一样,他们是专业人士,固守着官位,盘踞在政党结构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独特文化中,整天和其他专家打交道,与自己选民的日常生活现实格格不入,就像我们在美国的说法,他们身体和精神都禁锢在“华盛顿首都环线圈”(inside the beltway)之内。而他们的选民则感到无能为力,愤懑不已。在派遣专家关注公共事务后,他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转向其它与家庭相关的事务。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他们觉得自己不知情、无能为力。(最近几个月我反复听人这么说:“总统能接触所有我们接触不到的机密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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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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