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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百年“公报”史:概念、源流与历史演变

更新时间:2019-03-09 14:49:19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白华康  
因此英国殖民地早期的报刊,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基本是仿照英国报纸的办报模式。有官方背景的“公报”自然成为殖民地最早的报刊。

  

   北美是英国最早开辟的殖民地之一,于是一批“英式公报”在北美出现,如于1719年创办于美国的《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1752年创办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公报》(HalifaxGazette)等。此外,英国的其他重要殖民地,包括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的第一张报纸分别是1780年创办的《孟加拉公报或加尔各答大众广知者报》(Bengal Gazette or Calcutta General Advertiser)、1795年创办的《开普敦公报和非洲广知报》(CapeTownGazette and African Advertiser)、1803年创办的《悉尼公报与新南威尔士广告报》(The Sydney Gazette and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从这三份报纸的英文名字就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在殖民地的报刊基本采用“……Gazette and……advertiser”这样的名称,也基本采用同样的内容和形式。这些公报都是周刊,内容以官方消息为主,但同样报道本地新闻和欧洲新闻。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兴起,为宗主国官方服务的殖民地早期公报,在随后的“反殖运动”中,一部分脱离了殖民者的控制,成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发声的喉舌。美国早期的一些公报就完成了这样的转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初受官方许可出版的《波士顿公报》就摆脱控制成为一份爱国报刊。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则在反对英国印花税的运动中,身先士卒,充当了“反对派”的角色。自此之后,公报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政党报刊时期,“公报”成为各党派的喉舌媒体,主导着政党斗争的舆论走向。比如联邦派最早的机关报《合众国公报》(Gazette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818)和反联邦派最早的机关报《国民公报》(National Gazette)(1791-1793),都是以“公报”命名的报刊。虽然政党报刊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新闻史上的“黑暗时期”,但这些报刊在互相斗争的过程中,也成为沟通政党与公众的重要渠道,客观上担负了监督政府的重任,因而也使得“公报”体现出了一定的公共意志。

  

   回溯公报在西方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演变路径:即西方公报从早期作为报刊的泛称逐渐发展成为政府的传令官,随着政党的兴起又成为党派的喉舌媒体。事实上,“公报”之名在西方的含义一直包括“公开发行”和“官方创办”两个方面,但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从早期官方民间各自独立“公开发行”手抄小报,到后来代表官方立场由“公家”特许办报,再到后来政党崛起公开办报,“公报”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二、“公报”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现代报业的起源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样是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殖民者的影响下出现的。与英国其他殖民地一样,中国近代出现的最早一批报刊,除了传教士们的宗教报刊外,就是殖民政府创办的“公报”,这种“公报模式”显然移植自宗主国。

  

   中国最早以“公报”命名的报刊出现在香港不是偶然。1841年5月1日《香港公报》(The Hong Kong Gazette)诞生,创办人是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虽然《香港公报》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公报”,但这份报刊并非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所办,而属于特许出版。(王桧林,朱汉国,1992:2)1853年出版的《香港政府公报》(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才是由殖民政府创办的,它主要以刊载香港政府的法令、公告、通告等官方文书为主,也刊载世界新闻摘要。可见,这一时期的“公报”并非官方垄断的报纸。1875年(光绪元年),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现为旧金山),也出版了一份《唐番公报》,这或是海外最早使用“公报”的中文民营报刊。

  

   在国内出现的以“公报”命名的报刊中,广为人知的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于1874年9月创办的《万国公报》(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和维新派于1895年8月17日仿办的《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前身)。这两份“公报”也都不是官方的,而是由传教士和知识分子所创办。那么,为何这两份报纸都要叫“公报”呢?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公报”之名:公共与公开

  

   戈公振先生曾总结过中西方报纸的不同:“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戈公振,1986:63)这实际上道出了以邸报为主的中国传统官报与西来之“公报”的最大区别,即受众是特定的官僚阶层还是全体民众,也即报纸是否公开发行,这是判断“公报”与“非公报”的重要标准。

  

   中国古代并没有“公报”的概念,《辞源》及《古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出现“公报”这一词汇。可见“公报”一词是近代的产物,是对译西文的外来词。那么,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要用“公报”来对译西方的“Gazette”呢?这需要从近代观念史的演变来加以解释。

  

   “公”在《说文解字》中被放在部首检字的“八”(同“背”,背离)部和“厶”(同“私”)部,作“公平分配”之意。《韩非子·五蠹》有言:“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因此,“公”的意思就是与“私”对立。“公报”之名自然也是与“私报”相对而言。传统“邸报”或“京报”即是典型的“私报”,其受众均以官僚知识分子为主,内容也无非谕旨、诏书、奏折以及宫廷之事。而且,邸报并不公开发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样的“报纸”自然只是高高在上的公家文牍。在笔者看来,正是为了区分邸报的“私”的性质,近代知识分子才发明或引入了“公报”一词,又用它来代指新式的西方报纸。这种用法也使“公报”一开始就具有现代“公共报纸”的通名性质。

  

   清末中国的知识分子,甫一睁眼看世界,便是一片内忧外患。在传教士办报活动的启示下,他们逐渐意识到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办报则能做到“夷情备采”,最终实现“师夷制夷”的目标。如魏源就主张要像林则徐翻译《澳门新闻纸》那样,多译外报、外书。洪仁?凇蹲收?缕?分幸蔡岢隽讼低车陌毂ㄉ韫莸乃枷搿#ㄎ馔⒖。�2008:56-57)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亦指出:“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1998:11)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们而言,扶大厦之将倾最紧要的就是办报。知识分子们所倡导的“报”,当然不是已经存在的清政府的“京报”一类,而是西式的新报。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登载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曾这样介绍西式报纸:“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66)这里把新闻纸音译为“加西打”。“加西打”显然是Gazette一词的音译,而“公报”则成为其意译汉名之一。

  

   除了区别传统邸报之用,在笔者看来,晚清知识分子之所以用“公报”来对译西方的新闻纸,最重要的是和当时人们对“公”的推崇有关。美国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一文中指出:“清末和民初这段时间里,人们日益频繁地在政治意义上使用‘公’,伴之而来的是‘公’这个词用法的创新和拓展。”(张聪、姚平,2016:383)的确,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渐衍生出了对“公”的崇拜。儒家思想中早有“公天下”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礼记·礼运》中孔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虽屡有存续,并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但真正扩散开来并成形成影响力则是在清末。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天下为公’与‘大同’思想为清末的变革思想所继承,遂产生了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与孙文称三民主义为大同主义的阐释。”(沟口雄三,1995:55)在沟口雄三看来,清末“公”的思想也明显渗入了欧洲近代的平等观念。彼时,西方哲人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人对“公意”的阐释也传播至中国。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思想对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办报实践中他们对“公”推崇备至。“公”字包含着公平、公正、公德、公开、公共等诸多含义,这些含义无一不受重视。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有言:“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王韬:1998,311)梁启超在总结中国疲弱时,则强调了“公德”的重要性,“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梁启超,1998:62)林乐知在解释从《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时则强调“公开”:“既可以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李天纲,2012:3)这体现了林乐知等人希望这份原本有着宗教性质的报纸,能普遍公开地面向全体中国人,成为一份世俗大众读物,这便是“公开”意识。

  

   可见,儒家经典中流传的“天下为公”思想和从西方习来的民主共和思想,在知识精英中杂糅成了一种尚“公”的价值取向,成为近代以来报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姜红教授的研究也指出:到20世纪初,“公”字常常出现在关于办报原则、办报立场或编辑方针的表达中,成为整个报纸的导向性观念。(姜红,2011:8-16)近代“公报”即是在这样一种思想与时代氛围中应运而生。

  

   显然,这一时期的“公报”不同于官报,它不是在官方特许制度下创办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民间报纸。这一类报纸将“公报”视作一种现代报刊,代表着办报活动从“私属”走向“公开”的过程。如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的《国民公报》,就是民间团体“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1911年11月11日在上海创刊的《大汉公报》同样是一份民间报纸。1907年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派报纸《社会公报》,“以扫除社会窒碍及灌通社会知识为宗旨”,总编辑为黄耀公(伯耀),同样是一份民营报刊。(史和、姚福申、叶翠娣,1991:199)在传教士和维新士人的主导下,“公报”一度成为一种新式的、进步的媒介象征和代表。民间“公报”及其所代表的公共舆论传播新知,鼓吹改革,这也使得清政府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1]]在这种情势下,为了重塑统治合法性,清政府也开始寻求变革,创办政府自己的“公报”便是一个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催生了晚清的“官报”以及民国之后“政府公报”的出现。

  

   (二)“政府公报”的演变:从“邸报”到“官报”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府公报”,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其前身可以追溯到邸报和京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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