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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社会结构:制度性三位一体

更新时间:2019-03-09 14:26:29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帕累托的关注倒是社会本身的运行,并将其描述为三个子系统的循环,即社会情绪的循环、经济生产的循环和政治组织的循环,只是这种结构性描述不仅不够完整,至少缺乏对现在学界公认的与社会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相并列的文化系统方面的描述,而且更要紧的是没有联系构成社会的活动的人们的活动来谈社会的运行。卢曼关于社会运行的三级系统即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社会整体系统的论述也存在忽略人的活动的弊端,似乎社会的运行和进化都是与人的意志和活动无关的自然过程。

  

   迪尔凯姆(贾春增译为“杜尔克姆”)已经非常不简单地意识到了社会作为整体具有与个人所不同的行为方式,却不正确地把它直接等同于了由他定义的“社会事实”本身。在他看来,“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9]。在他看来,社会事实有两大类,一类是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状况、交往情况、交通状况、住房样式等的物质性社会事实,一类是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舆论、公共情感等的非物质性社会事实。然而不难理喻,物质性的社会事实基本上只是社会的硬件,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全都只是社会的软件,它们充其量是社会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作为主体的活动本身。

  

   吉登斯试图统一社会学理论在社会与个人、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等方面存在的二元对立,但实际上最终还是以社会中的个体行动者为主体和核心,因为他之所以会把社会系统的结构规定为“规则”和“资源”,就在于这二者既是社会中的个人行动者在互动中要运用的东西,又是这一种个人互动过程的产物或再造物[10],仍然与作为主体的社会本身的活动或社会自身的运行方式无关。

  

   以往社会结构理论中那种聚焦个人主体即个体行动者而展开解释的方法并无不妥,只是不应该仅仅是或始终是把这类行动作为个人活动来理解,而没有去思考它是如何变成社会这个主体的活动的问题。以下的论述将改变这一状况,它虽然也是从人们的活动开始,但会引出一系列不同的结论,从而形成一套与既往所有社会结构理论都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

  

   三、人类活动的基本情况

  

   人是以实践为活动方式的活动者,而实践可谓人的有目的的可感活动。这个定义强调三点:一为实践只能是人的活动,其他所有存在者的活动都不能称之为实践;二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没有目的的人的活动,比如人的肌体、器官的生理活动和人的下意识的肢体活动之类,就都不属于实践。三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应该是可以被他人所感知到的现实性活动。或者说,是在现实中可以被他人观察到的活动,而不能是在个人大脑或内心进行的他人无法感知的活动,所以凡是他人无法感知的活动均不属于实践。人在现实中进行的所有可被他人感知的活动,都是做出来的,因而“做”乃是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表征。据此推论,人的“说”与“写”,也属实践。[11]人之所以要实践,归根结底在于人有需求要满足,因而实践目的的指向终归也都是能满足人需求的外在对象。

  

   人作为以实践为活动方式的活动者,还是群居性的活动者,这个人类之初如此,迄今也一直如此的历史事实意味着,人的一切获取需求对象的实践活动都总是在群体中进行的,并且在活动中势必要发生人与人的交往。所以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2]。

  

   人之所以会采取群居的方式共同活动并相互交往,在于这样能使大家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亦曰“活得更好”。在这一点上,人与其他群居动物没有任何差别。事实也是如此,在人还没变成人之前,就已经采取的是群居的方式。

  

   为什么群居能让大家活得更好?因为这样可以使每个人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一个好处体现为群居人多势众,具有安全性,可以大大减少猛兽来袭的危险与危害,也能缓解孤独感和对神秘莫测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恐惧。另一个好处在于群居产生的分工合作可以形成更大更多的能力,做很多单凭个人力量所办不到的事情,如猎获大型猛兽;同时也能提高做事效率,如捕获更多的猎物。从而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第三个好处在于群居可以方便个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分享他人的成功经验和创造性成果,而不必每个人在每种事务上都要重复摸索。当然,群居似乎也会带来一定坏处,这就是使个人失去绝对自由和使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得以可能。但是,独居个人的绝对自由其实极其狭隘而有限,连生命都会随时丧失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而群居中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何况未群居的个体,既然是所谓“绝对自由”的状况,没有任何人为约束,更是会因为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或领地而经常发生利益冲突,并且其冲突方式往往更为激烈、残酷、血腥。

  

   因此,活得更好就是人们组成群体或社会,并发展群体或社会的动机或目的,尽管人类当初对此应该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至于人类究竟是何时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目前尚不可考,不过至迟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已有一定觉识,他说:“真正重要的是,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活得好”。[13]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则说得更明确:“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该谋求优良的生活”。[14]

  

   群居的人在自利本性的驱使下,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也就是“活得更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或实践,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这些活动和事务随着人的需求的增多和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越到后来越纷繁复杂,但不论在最初的时代还是在后来的时代乃至今天,都大致可以将它们归结为四大类,即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民生的活动和事务。一般而论,经济活动或经济事务主要关涉物质生活资料及为之服务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和生产成本消费;政治活动或政治事务主要关涉对所有个人及其组合体的公共管理,包括对公共权力的分配、对公共权力机构的设置、对公共规则的制定和对各种公共事务的决策与处理;文化活动或文化事务主要关涉对非实体物品即各种符号产品或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运用、交换和生产成本消费;民生活动或民生事务则指个人在物品的生产或职业工作之外的所有活动和事务,主要关涉人口生产方面的两性结合、繁衍生育、婚配家庭,生老病死和吃、穿、住、行、闲、娱等在内的日常生活事务及生活成本消费。在现代学界自从有了系统论的方法之后,由于普遍共识是将社会理解为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因而也将人们的活动类型相应分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三种。可由上面陈述可知,不仅民生活动的内容不可能被归入其他的三类活动之中,而且消费活动也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而是也存在于政治、文化和民生的领域。所以,社会的子系统和人们活动的类型,确实应是四个而不是三个。虽然,在人类最初的时代,这四个子系统的事务和活动的相互区分还很不明显,基本上都是被人们在一起共同进行的,而不是在有着诸多分工的背景下被分别进行的,其内容和形式相比后来也要简单得多。但是,这四类活动的实际存在,仍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此,这四类活动就是人类社会自始以来就有的活动。

  

   四、社会制度的由来与功用

  

   不难想象,无数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由于满足人需求或满足人生存发展的资源从来都不是足够多的而总是匮乏的,同时,亦非人的任何一种交往方式都自然会有利于相互合作和共增福祉,所以在处理上述四类事务的活动中,如果对个人的活动方式没有任何约束和指导,完全听凭个人随心所欲地进行,那么不仅会因个人处事方式的不一样而难以把事情办好,而且还势必会引发人与人之间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发生的相互冲突、相互争斗、相互伤害,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结果非但不能使合群在一起的人们活得更好,反而是活得更糟。有鉴于此,为了使一切在相互交往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活动协调一致,避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以取得好的处事效果,以使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得到一定的满足,进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真正实现让人活得更好的初衷以及社会主体自身的各种诉求和目的,就需要有统一的活动规则或做事规则。这些规则有的以习俗和道德的形态出现,有的以社会制度的形态出现。社会制度属于正式社会规则,是由社会这种最大组织所专门制定的,有公共权力和最大组织的力量及合法暴力为后盾,同时具有出自约定俗成的习俗、道德等非正式社会规则所不具有的专门性的关涉最多赏罚之物的行为赏罚规则,于是生出使人们不得不服从于它的强制性,这就可以避免被人因自利心理而投机取巧地屡屡肆意违反的不足,遂成为社会中最有现实权威性的统一活动规则或统一行事规则。

  

   社会制度是制度的一种而非全部,只有那种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正式规则才堪称社会制度,而那些仅在各种具体社会组织内部起作用的正式规则不属于社会制度,只可谓社会组织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虽因它存在于社会之中而具有社会性,但并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有社会性的制度。社会制度为人们在社会的各个活动领域都规定了统一的行为方式或做事方式,因而与人的四类必有的活动即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和民生活动相对应,也有四类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民生制度。

  

   与习俗、道德等非正式规则不同,所有社会制度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被有意制定出来的。而制定制度的,就是社会这个最大组织中的社会制度安排者。社会制度安排者既可以是有权安排社会制度的人,也可以是有权安排社会制度的组织或机构。但由机构或组织来安排社会制度,其实也是由其中的人来具体完成的。社会制度安排者负责各类社会制度的构思、设计、制订、实施、维护、修改和废止,并据此管理社会,实现对包括个体人和各种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活动主体的管理及其行为调控,从而将各种活动主体的行动变成服从社会统一意志的社会本身的行动。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安排者”其实也就是社会之中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一个神秘的虚构。因而只要我们承认了社会管理者的存在,也就承认了社会制度安排者的存在;只要我们知道了社会管理者的构成,也就知道了社会制度安排者的构成。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制度安排者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远古民主社会而言,通常是氏族成员大会和元老会议;就古代专制社会而言,既有君王及朝廷体系的制度安排者,也有教皇及教会体系的制度安排者;就近现代出现的民主社会而言,社会制度安排者由代表所有人意志的既包括社会立法机构,也包括社会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广义政府体现。

  

   其中,在社会制度安排者是全体社会成员或其选定代表时,由人们的活动所变成的社会活动,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于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也同时就是社会的意志;但在社会制度安排者是君王、教皇或其他独裁者时,由人们的活动所变成的社会活动,只是出于某个人或由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志,这种意志也同时成为了社会的意志。

  

   五、社会制度与制度意识形态

  

不管什么时代的社会制度安排者在设计或选择社会制度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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