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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研究范式变化及其含义

——写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更新时间:2019-03-08 21:37:06
作者: 吴心伯  

  

   【内容提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对于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兴起、成长和壮大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在研究视野上从聚焦双边关系到注重多边背景;在研究角度上从偏重美国到中美并重;在研究取向上从关注利益关系到重视力量对比变化的作用;在研究偏好上从侧重合作到兼顾合作与竞争;在分析逻辑上从重视体系因素对单元互动的塑造作用到关注单元互动对体系层次的影响;在研究的着力点上由聚焦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到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从实证研究到注重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 中美关系研究范式的变化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及双边关系的变化,包括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变化、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立足点的变化、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变化。 中美两国自身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的一系列重大调整,诸如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东西方互动态势的变化、全球治理问题的突出以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化的加速。

  

   1979 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这些重大举措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 然而,在建交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学术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史。 从 1784 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到 1949 年前后的中美关系,都是中国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除了一些国际时事评论外,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严格来说,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发展起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今天,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兴起、成长和壮大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折射出近 30 年的时间中中美两国自身、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一 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变化


   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研究视野上从聚焦双边关系到注重多边背景;在研究角度上从偏重美国到中美并重;在研究取向上从关注利益关系到重视力量对比变化的作用;在研究偏好上从侧重合作到兼顾合作与竞争;在分析逻辑上从重视体系因素对单元互动的塑造作用到关注单元互动对体系层次的影响;在研究的着力点上由聚焦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到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从实证研究到注重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

  

   中国学者对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起步于后冷战时代,在研究视野上主要关注双边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如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人权、经贸、台湾、西藏问题以及两国在核不扩散上的分歧等。  到 21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研究视野逐渐拓宽,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从多边(如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联合国)和地区的角度(如东北亚、东南亚、东亚、亚太)来研究中美关系,一些新的议题(如能源、反恐)也被纳入了研究议程。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议题更加多元。 这些议题包括中美两国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互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分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等。 这大大丰富了中美关系的研究议程。

  

   从研究角度看,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偏重从美国的角度来研究中美关系,注重探讨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美国外交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内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和目标以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定位等。 例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先后提出中美“非敌非友”和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表述,它们均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 在 21 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研究者在继续关注美国因素的同时,更加注重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双边关系,包括中国的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目标的界定和维护如何影响了中美互动、中国对外战略态势变化与美国的反应、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目标定位、中国对美决策和对美政策的效果、中国应如何塑造双边关系等。

  

   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在 2012 年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兴趣,研究者纷纷从学理和政策层面对此开展研究。 美国学者和分析家也对中国的这一话语给予了特别关注。中美两国的研究者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了有益的交流,给中美关系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

  

   在研究取向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注重利益分析,关注新形势下中美的利益互动关系。 一方面,研究者希望基于中美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利益共同点,促进双方合作,摆脱或减少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干扰,构建双边关系的新框架;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仔细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探讨如何妥善处理双方在人权、台湾、经贸、西藏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执。 到21 世纪初,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引发了双边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推动了两国关系变化。 研究者开始从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注重分析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对比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扩大等因素如何影响中美各自的战略取向、互动态势和利益调整,如何影响地区格局的演变。 权力转移理论成为分析中美关系的重要棱镜。

  

   随着冷战的终结,中美关系进入了转型期,对中国外交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是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方希望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调的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倡议。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关注的是在如何处理好分歧的同时积极推进和扩大合作。 对合作的研究偏好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是中美关系研究的主要特征。 然而,在 2010 年前后,随着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美两国的竞争性突显,合作与竞争都在上升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 对竞争的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战略竞争、区域(如亚太、非洲)竞争、问题领域(经贸、网络、能源、朝鲜半岛、国际领导权)竞争等。 对竞争的关注也延伸到对冲突和危机管理的研究。研究成果显示,中美冲突风险较高的问题领域是东亚(从朝鲜半岛到南海)、经贸关系和网络空间。

  

   在分析逻辑上,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惯于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审视双边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征。 美国竭力打造单极世界,主导世界事务。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力量的一枝独秀和全球化的发展构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研究者分析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 在这一环境下,中国研究者最关心的是减少和避免与美国的冲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时间、空间和资源。 2008 年以后,国际形势剧变,美国的力量优势下降,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一些美国分析家甚至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论。 虽然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并不赞成这一提法,但中美关系的发展对地区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甚至关键性的影响却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这一环境下,研究者注重探讨中美互动对国际大环境的塑造作用。  研究者普遍认为,如果说现有的国际秩序(包括亚太地区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建立、当前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主要由美国驱动的话,未来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将越来越多地打上中美互动的烙印。

  

   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还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 早期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主要是从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出发,较少关注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注重分析美国国内因素,包括美国国会、利益集团、智库、媒体、公众舆论、文化(包括价值观、宗教)、社会思潮(如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还注意到美国地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些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地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既有助于增进对中美关系变化的美国国内根源的理解,也丰富了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认识。 另一方面,中国的相关国内因素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包括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理念、外交政策机制、影响中国对美决策的议题、中美危机处理的实践及行为特征、利益集团在对美关系中的角色、媒体对美报道、公众的美国观等。 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对美政策制定和关系管理的理念、机制及社会环境,也有助于纠正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不平衡。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术界重视对美研究而轻视对中国自身的研究,中方自我阐释的话语严重欠缺。 而美国学者则注重对中国因素的研究,其成果往往成为解释中国行为的主导性话语,从而造成了中美关系研究领域中美双方话语和认知的不平衡。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研究也见证了中国研究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尝试。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美关系研究大体上属于实证研究,主要运用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分析方法,注重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 到了 21 世纪初,以理论指导中美关系研究的意识显著提升,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开始被广泛运用。  如以权力转移理论分析力量对比变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走向,以安全困境理论分析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与安全挑战,以同盟理论分析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相互依存理论分析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非对抗性及非零和性,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论揭示中美关系的新特征,以认知理论分析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中国研究者也对一些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在适用于中美关系研究上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在现有工具箱中寻找解释手段,而是尝试以新的理论分析中美关系,如以全球共生系统理论来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此外,研究方法也更加科学和多元,如以博弈论研究中美战略与经济博弈,以危机管理理论研究中美危机管理,以量化分析的手段描述和预测中美关系的变化。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都被应用于中美关系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角度和手段,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上述研究范式的变化丰富了当代中美关系研究的内涵,拓展和深化了这一研究领域,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规范性与学理性,也使研究更加贴近中美关系的现实,提升了研究成果与中美关系实践的相关性,增强了当代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虽然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还会随着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演进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但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在中美关系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 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建构基于中美关系经验特征的中观和微观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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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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