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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从供销社历史看中国合作社制度的改革

更新时间:2019-03-08 20:56:18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可见当时的农村政策决策者们对何谓合作社及其原则其实根本不了解,甚至连“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贯彻。根据这一决议,农村供销合作社作为合作经济组织竟然还被要求“行使政府授权的某些职能”,真不知这是农村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还是倒退?

  

   至于第三个坚持,也即所谓供销社的民主管理。虽然《决定》也提出要实行“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合作制原则”,但在连供销社的所有制性质都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时,这些所谓的“合作制原则”还会当真吗?

  

   就拿合作社的最基本原则之一的一人一票制度来说吧。可以说,一人一票制度是合作社的灵魂。一般而言,作为第二和第三产业经济组织的公司的决策权大小都是取决于股东持有股份的多少和股权的多寡。所以公司有控股股东。而合作社就不同。无论股东持有的股份多或少和股权众或寡,社员在合作社管理上都是平等的,其对合作社经营班子的选举权以及合作社的经营方针表决权都必须是一人一票而不是一股一票。合作社不存在所谓的控股股东。这也是合作社的股权最为平均也最能体现所谓资本民主的地方。显然,一人一票制度才是合作社民主管理的核心所在。

  

   但众所周知,我国供销社的负责人从来都是上级任命,即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及其各省市县甚至乡镇供销分社领导班子的成员几乎全部由中央和各级党委及其所属组织部门任命。何曾见过由社员选举的呢?基层供销社干部都是吃皇粮的人,没有一人是农民,那里还有什么合作社社员的一人一票制度呢?这表明,我们的政策文件上所说的那些言辞动听的所谓民主管理原则在实践中其实是不存在的。

  

   由于1995年中央《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中的政策导向出错,改革后的供销社反而加强了对农副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垄断,缩小和窒息了农村流通市场,再加上当时农村“三乱”风兴起,导致上世纪末中国“三农”问题急剧恶化。

  

   根据当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1年发布的《“九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报告披露的数字,1995—2000年间,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种植业、林业、工业和运输业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分别由1990-1995年间的18.03%、13.73%、25.31%和21.70%猛地降到-6.21%、 -1.08% 、-3.11% 和-2.6%。

  

   在每年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都在以两位数迅速上涨的情况下,我国种田农民本就非常微薄的收入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每年竟然还能下降6.21%,这是多么让人感到震惊不已的数据啊!当时中国“三农”问题恶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可能都有,但我必须要说,1995年推行的所谓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失误显然也加剧了这一困境。

  

   供销社改革失误还导致了农民对官办供销社的不信任。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各地基层供销社先后出现股金挤兑风波并逐步蔓延,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让决策者认识到自己的政策有误。这时中央不是采取以此倒逼已经行政化的供销社重新走上民营化改革道路,而是坚持继续走上官办供销社的老路。比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从1998年开始从政府财政或银行等处筹措了大笔资金去清理整顿社员的股金,而各地政府则不惜以贷款等方式兑付社员股金,重点清退农民社员,以纯化供销社的官办性质。

  

   据资料记载,全国供销合作社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共使用中央专项贷款总额71.1亿元,逐级借款,财政担保,八年后还本付息。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供销社农民社员的股金被以分期兑付的方式,基本全部兑清。除广西外,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员股金均由中央提供的专项贷款予以偿还本金且大部分已偿还净尽。

  

   由于垄断了农村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市场,逐步纯化的官办供销社发展很快。到2010年,全国3万余家供销社总资产已经高达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突破2000亿,利润总额高达250亿元,却仅存有社员股金100亿元,而且绝大部分为供销社职工及其家属所持有。可以说,经过这一场全面的清退农民股金的貌似改革的倒退,我国的供销社已经彻底转变成为了一家官办企业,而且是披着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外衣的完全国有企业。现在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对外宣传有1.6亿供销合作社社员,其实是把2007年以后所有新成立的与其毫无关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社员总数也算了进去。但这样弄虚作假,有意思吗?

  

   由历史可见,我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定位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办企业,之后这几十年间又错过了那么多次通过制度改革而改制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的机会,而且现已成为一家完全的国有企业,此时要想再对其进行改制已困难重重了。但这并非没有办法还利于农。

  

   比如,笔者在十多年前就曾撰文建议这两家打着合作社旗号的官办企业更名,去掉合作社字样,重新注册为中国农工商总公司和中国农村商业银行之类的商号,以为农民组建和发展自己的社区型合作社腾出必要的组织空间。(详见史啸虎《关于拟订<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若干建议》,中国农经信息网,2005年12月14,网址:http://www.caein.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12997)

  

   当然,即便现在,我们还可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补偿农民。比如,尽管现在将供销合作社这家企业的股权重新分给本地区农民很难操作,但在这一转制和更名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些股权先转为国有,然后再将其一大半股权,如70%,划转给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基金,其产生的红利则返利于农,弥补当地农民的社会和医疗保障资金的不足。倘如此,这也将是一件极大的利国惠民的改革措施。

  

   前两天在一个“三农”学者微信群讨论供销社问题时,我又谈了自己的新看法,即让供销社改制,要求所有基层供销社均大幅度吸纳当地农民股份,同步减少国有股和职工股比例,使之逐步成为农民占股为主并按照国际合作社通行原则运营的真正的农民的合作社。此为一策。要么就改称公司,国家逐步限制其经营范围,同步发展各种农民的合作社和社区合作社,使之控制的市场逐步让渡于农民的合作社。

  

   当年改革时,中央《决定》也曾强调要“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但供销社改革的结果却与之南辕北辙。这是很值得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反思的。那次改革出发点也许很好,但因始终拘泥于坚持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和供销社必须官办的思想,却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原则。

  

   问题是直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政府和主流经济学界仍然对此怪事视若无睹,仍然把这些与农民利益已经对立了五十多年的且以追逐超额利润为目的的官办企业当作是农民的合作社,并容许它们一直占用合作社的法定名称。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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