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侯猛: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变化与反思 ——一个局内人的知识社会学观察

更新时间:2019-03-08 00:30:29
作者: 侯猛  

   摘要: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历史,是由不同知识偏好的法理学者共同塑造的,因此也不会有惟一正确的法理学的定义和知识体系。这不仅体现在法理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也体现在法理学的研究中。晚近十多年来,社科法学的研究兴起,并且与法教义学形成鼎立之势。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教学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攀升。

   关键词:法理学;社科法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引言

   通常,当人们提到“法理学”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将其与一系列的学说和人物联系在一起,例如:自然法学、分析法学或法律实证主义、社会学法学或法律现实主义①,以及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富勒、德沃金、波斯纳,甚至博登海默②,等等。如果再加上一个限定词——“当代中国”的法理学,那么能够联想到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有沈宗灵、孙国华、张光博、张文显、朱景文、季卫东、朱苏力、徐显明、李林、梁治平、夏勇、邓正来、张志铭、舒国滢、郑永流,以及更年轻一代的法理学者,等等。正是这些学者推动了法理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转变。

   该篇文章就是要做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观察,关注法理学知识形成的过程,而不是法理学的知识本身。因此,文章不会去讨论法理学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也不会去讨论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实际上,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历史,就是由这些法理学者共同塑造的,因此,也不会有惟一正确的法理学的定义和知识体系。

   作为一个局内人,笔者也能够进行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梳理。笔者在1994年读本科一年级时就学习了法理学课程,而后硕士和博士期间均就读法理学专业,后来又从事法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迄今为止已经24年。如果再通过历史记忆和阅读文献的补充,就可以将时间再往前追溯,从而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法理学变化进行概述。

   既然文章的讨论空间是中国,时间是晚近40年特别是笔者入法学院以来这段时期,那么对于法理学的讨论就不再是抽象的知识讨论,而是从笔者的经历入手,分别从学习体会、教学经验和研究偏好三个方面展开,进而对当代中国法理学进行整体性反思。

  

   学习

   包括笔者在内的大部分法学本科生上的,第一门专业课便是——法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政法院校中盛行的法理学教材是卢云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它是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之一。“法学基础理论”就是“法理学”③,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知,但这个名称现在却不再被提起。这是因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法理学”应与“jurisprudence”同义,是高级理论而不是用来给低年级学生介绍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

   然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即使是介绍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那些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仍是很让人困惑。这种感觉很像是学习高中阶段的政治课,或许这与教材的结构安排也有关系。仍以卢云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为例,该书分为三编二十章,其中第一、二、三章的标题分别是法的概念、法的历史发展、剥削阶级法,之后十七章的标题全部冠之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的产生、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社会主义法的功能和作用、社会主义法的价值、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立法、社会主义法的渊源、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社会主义执法、社会主义守法、社会主义司法、社会主义法的效力、社会主义法律解释和类推、社会主义法律监督和社会主义法的实现。这种结构安排大致上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为标准的。虽然有关意识形态的强调非常必要,但在语词上处处标榜社会主义反而显得庸俗化,无助于法学基本问题的深入讨论。

   但20多年过去,后来编写的很多法理学教材就像钟摆一样,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法理学教材整体上去意识形态化,国家理论基本上被剔除在外。法理学变成没有国家的法理学,而走向了“纯粹法理学”。

   目前本科生的课程名称已经统一称为“法理学”,但按照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硕士和博士专业名称却是“法学理论”。不过在口头表达上,一般也约定俗成将“法学理论”称为“法理学”。法理学专业的主干课一般包括法哲学、比较法学、法社会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立法学、西方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等等。各个学校还会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进行调整。例如: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科特色是法学方法论、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科特色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科特色是经典法律理论、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科特色是法治现代化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科特色是法社会学,而清华大学则独立设置比较法学专业。

   虽然各个学校的法理学发展各具特色,但学界对“主流法理学”的存在都持有潜在共识。所谓主流法理学,实际上与法理学教材的内容相匹配,也就是说,只要是研究法理学教材中的概念、逻辑、范畴和知识体系,那就是主流法理学。进入主流法理学,就意味着能够更多参与话语支配和资源分配。按照这样的标准,尽管笔者硕士和博士专业均为法理学,但并不被认同属于主流法理学之列。这其中便自然涉及到师承关系和学术传统的问题。

   童之伟是笔者硕士阶段的导师。童老师是公认的宪法学者,但少有人知道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担任中南政法学院法理学科的带头人。在那一时期,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当时盛行的权利义务法理学,在学界轰动一时。[1-2]他认为法律上最重要的现象是权利和权力,最基本的矛盾便是权利与权力的矛盾,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他同时借助马克思的“法权”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法权是法律上权利和权力的总和,从而建立起法权理论。童老师主要是将宪法学上的一对基石范畴——权利与权力引入到法理学的讨论,这对权利义务法理学构成了较大冲击力,但在法理学界的接受度并不高。不过从学术训练而言,这让笔者养成了对主流或盛行的法理学说持有怀疑主义的态度。

   尽管硕士阶段笔者养成了怀疑态度,但仍坚持认同法理学的基本价值和知识体系的存在。然而,在博士阶段不仅研究方向转为法律社会学,同时还受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影响,感觉对原有法理学的认知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苏力作为法理学界的一个“异类”学者,笔者的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苏力刷新了法学界已有的研究范式和问题意识,提倡法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并将法学基本问题带入到中国语境中加以讨论。[3]他关心的不是法律语词,而是法律语词背后的历史变化和因果关系。笔者虽然不同于苏力剑走偏锋、独树一帜的学术道路,但也没有回归到做法理学的传统命题,而是做起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经验研究。如此一来,也就与主流或传统的法理学研究拉开了一定距离。

   总的来说,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多数学生会认为法理学这门课比较枯燥和抽象,不如部门法学有趣和容易理解。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法理学者在讲授内容、方式和时间安排上加以反思。同时,随着部门法学专业的兴起,法理学专业已经不似20世纪80年代那样热门,质量较高、愿意报考并且有志学术的学生也越来越少。当然,法理学的学科建制仍在,研究规模仍然很大。法理学在整个法学资源分配格局中依旧占据着重要分量,因此对打算从事法理学教学研究的学生仍具有一定吸引力。

  

   教学

   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如何讲授法理学这门课着实要另费一番思量。法理学的讲授内容和方式会受到不同学校、课时量、学期安排、授课对象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也会影响到教材的编写。例如:就授课对象来说,给本科生上法理学课程应注重基本概念和知识体系,而给研究生讲法理学则更应侧重专题讨论。但对给本科生授课来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学期安排和学校差别。

   就学期安排来说,不少学校是将法理学课程一分为二,分别在两个不同学期讲授。课程的内容分配大致是在本科低年级学期主要讲授法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例如:法律规范、法律渊源、法律分类、法律效力、法律关系、法律程序、法律责任、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等。在本科高年级学期,主要讲授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法律价值、法治、法学学说与流派,以及法律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安排,一方面需要与宪法学、民法学和刑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安排相匹配,另一方面也能够起到引导学生对法理学进行兴趣分流的作用。

   就不同学校来说,法理学的讲授差别可能就更大了。笔者曾分别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既不是政法类高校也不是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的国家重点学科是国际经济法,并且教研优势集中在国际商法。因此,在给本科生讲授法理学时,一方面就是考虑讲授内容要具有一定通识性,而不是突出讲授者的个人观点。这样,教材选取的是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目前已经出到第5版。[4]该教材的优点是面面俱到,便于学生迅速把握知识要点。缺点也还是面面俱到,撰稿人有23位之多,而且来自于不同单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知识结构的内在逻辑同一性。另一方面,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侧重涉外法律和律师实务的特点,对法理学的讲授内容也会有所调整和突出。如会多花若干个课时讲授两大法系、法律发展和法律全球化、法律职业等。

   不过,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法学院讲授法理学就大不相同。北大法学院本身就以理论见长,法理学是国家重点学科。该学科是由老一辈法学家陈守一、张宏生、沈宗灵等人开创起来,并且由周旺生、朱苏力、张骐、强世功等继续发扬的。在教材使用上,既不是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也不是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5]北大法学院是进行法理学知识生产的地方,老师们都有自己的知识创造,习惯使用自己编写的法理学讲义。因此,每位老师讲授《法理学》的内容和方式都不一样,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北大的法理学课程并没有像一些学校那样一分为二。这门课目前是在本科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4学分,每周二次,共有17周。笔者也是以此将课程体系分为六编十七讲,即第一编是理解与理论(观察角度、观察立场、知识训练);第二编是法律的规则(规则、法系、权利);第三编是法律的价值(法治、民主、自由);第四编是法律的情境(时空与人口、社会转型、政党政治);第五编是法律的适用(法律职业、法律程序、法律解释);第六编是法律的研究方法(后果导向、跨学科方法)。这样的课程体系,不同与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四编体例(法的一般原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制定、法的实施和监督),也不同于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六编体例(法理学导论、法理学基本概念、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运行、法的价值、法治与法治中国)。

   该课程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第二编至第五编,这主要是基于法律人应当学会将蕴含价值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事实)之中这一认识,其包括了价值、规范、适用和情境四个关键词,从而构成课程体系四编的主体内容。第六编则专门用来讲授法律的研究方法,主要考虑的是大部分上这门课的学生,以后也不太会选修相关跨学科法律课程,因此,可以在此做概括介绍。同时,考虑到北大偏好理论、崇尚学术的传统,课程讲授除了第一编专门讨论“理解与理论”以外,还要求学生掌握四个核心人物的著述,并撰写四篇读书笔记,即哈特的《法律的概念》[6]、富勒的《洞穴奇案》④、密尔(穆勒)的《论自由》[7]和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⑤。这四位人物分别代表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学、自由主义和法律经济学。有学生将其编为十六字口诀:左手科斯、右手哈特,心怀密尔、头顶富勒,这正好也概括出法理学的四个基本面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42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