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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变化与反思 ——一个局内人的知识社会学观察

更新时间:2019-03-08 00:30:29
作者: 侯猛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常常遇到法理学与部门法课程如何衔接的问题。法理学讲授的有些内容是与其他课程重复的,有些甚至还是错误的。如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表述,基本上得不到民法学界的认同。此外,有些老师基于自己的知识偏好,也会忽略一些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讲授。这直接导致后来的有些部门法学老师还得给学生补习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在教学过程中,还会遇到法理学讲授的知识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点内容相冲突的问题⑥,而且很多老师的讲授内容以及法理学通用教材的内容也与法律职业考试中法理学相关内容的观点并非一致,甚至差异较大。大部分在校生都会报考法律职业考试,因此,是否有必要围绕法律职业考试来调整法理学的课程讲授?实际上如果按照法律职业考试的思路来讲授法理学,有时效果更好,更受学生欢迎。大致说来,法律职业考试会对普通法学院的课程讲授构成冲击,但对知名法学院的教学影响似乎并不大。

  

   研究

   作为二级学科的法理学,有若干个三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如立法学、比较法学、法律社会学等。这里主要讨论作者的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变化。

   法律社会学主要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被认为是传统西方法理学三大学术流派之一。不过,近年来出现有关法学学科自主性的讨论,包括法律社会学在内的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被排除在正宗法学之外。定义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知识话语权之争。就知识分类来看,如果将法律社会学成功驱逐出法理学的领地,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识—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反过来看,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法律社会学者越来越多,但法律社会学研究会却迟迟难以成立。因为法律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有可能会对既有的法理学研究会构成冲击。由此可见,法律社会学是否归属法理学,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理论命题,而是与资源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

   有关晚近几十年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已经有比较好的归纳。⑦这里主要是交代笔者的研究工作,从这一侧面透视晚近十多年来法律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笔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政法和司法社会学,主要是分析党的政法委员会和中国政法体制的运作过程,分析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和影响;二是法学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是对中国法学研究状况和法学教育状况进行经验研究。由于之前对政法和司法社会学的研究情况已经有所交代[8],这里主要介绍笔者是如何做法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大致说来,已经做过的法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主要有:(1)学科研究:研究以法理学学科为例,批评了法理学的概念过于混乱、知识老化和知识更新缓慢的问题。同时回过头再看,今天的法理学教材体系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确立。目前做的基本上属于修修补补,并没有根本上的革新。(2)学院研究:法学院是法学教育的基本单元,但并不需要统一的标准的发展模式。研究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为个案,批评了评价标准同质化的问题。研究指出,对于不同法学院来说,应当差异化发展,找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样才能在法学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3)学者研究:对45岁以下法学各学科学者进行引证分析,指出目前学术评价过分看中篇数的弊端,应同时注意引证数和同行评价。同时,通过引证也可以发现法学不同学科的差异,民法、刑法始终是大学科,其引证往往以本专业内相互引证为主;环境法、法律史、国际法的引证,由于种种原因并不理想。(4)期刊研究:研究CSSCI法学期刊中谁更有学术影响力,测算的标准既不是引证总数也不是影响因子,而是相互引证次数。如果A刊引用B刊次数多,那么B刊就比A刊更有影响。这样也就能够反映出法学期刊的影响力和风格定位。[9-12]

   晚近十多年来,笔者也参与推动了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又称社科法学,旨在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2006年,《法律和社会科学》集刊创刊,目前一年出版1卷2辑,并在2014年成为CSSCI来源集刊。以集刊为依托,海内外相关学者在2013年成立了“社科法学连线”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在此前后,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法律和社会科学”年会、社科法学研习营、社科法学系列读本等活动。

   目前国内社科法学研究主要呈现三分格局,即法律社会学(人类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认知科学。虽然这三个领域各有特性,但也有一些共性构成了社科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一是强调经验研究;这要求做田野调查,关注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二是注重因果关系的解释;不是或主要不是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也不是对法律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对法律的实施和制定过程进行描述,解释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后果。三是强调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对具有普适意义的法律基本价值和基本概念,都应嵌入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去理解,既不能片面否定普适主义,也不能脱离中国实际。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争论,最近五年成为了法学界的关注热点,这以2014年5月底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研讨会为重要标志。2016年9月,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国首届法社会学年会”上,曾以“社科法学v.s法教义学:一场误会”为题发言且加以说明,这里再重述当时的基本看法:简洁明了的“社科法学”名称,主要是基于与法教义学对话的需要。经过一轮讨论后,笔者发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在中国能够深入对话的空间,实际上比较有限。这两个领域分别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传统,德国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体系化的传统。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分属不同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只有德国式的法社会学,才可以与法教义学进行真正对话。因为德国法社会学也深受体系化的影响,如卢曼强调社会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更为注重法律的社会理论的建构。而中国的社科法学总体上是反体系化的,是注重经验特别是具体经验的。

   当然,站在社科法学的立场上来看,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不论有没有最终结论,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话去了解法教义学,反思社科法学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如费孝通所讲的“我看人看我”这一道理。[13]因此,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是可以对话的,而不是对抗,尽管存在知识竞争,但更需要知识交流与合作。

   通过这场争论,也让笔者对社科法学整体上有了新的认识。即社科法学存在三个基本研究层次:第一是宏观社会的层次,社科法学可以帮助进行法律的制定、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第二是微观互动的层次,社科法学关注特定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例如,布迪厄提出的司法场域概念,就可以分析法官、律师和当事人在司法裁判中的权力关系和互动过程。⑧第三是微观个体的层次,主要是研究法官如何在具体案件中进行裁判。法教义学侧重讨论法官如何进行法律适用,但社科法学也可以帮助法官运用社会科学进行决策判断。特别是在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法官不仅需要理性判断,也需要社会科学判断。最佳的判断是两者的结合,这也就意味着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需要合作,而且是深度合作。

   总的来说,在知识类型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可以各做各的,可以相互欣赏,也可以相互批评。两者都要面对中国司法实践,针对中国的司法实践给出中国答案。就法教义学而言,当面对司法个案时,德国的法学通说在中国法院裁判中如何可能转化使用?⑨特别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法学通说能不能保持有机统一?对于社科法学而言,常常受批评的是无原则的结果导向破坏形式法治。那么,能否将结果导向再向前推进一步,将结果分析变成社会科学分析?

   这样看来,不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在司法裁判中都试图坚持法律与政治的分开。这与自然法学、政法法学以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为讨论重点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共识要大于分歧。因此可以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是一场误会。两者之间的争论,其实反映的是中国法学界知识的代际更新。⑩两者完全可以携手,共同为中国法学的知识增长做出贡献。

  

   反思

   但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并不能理解为是法理学界内部之争。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其实主要是与部门法学者的对话。因为只有部门法学者才做具体的法教义学的研究,法理学者只是做关于法教义学方法即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社科法学的研究要有所推进,也必须与部门法的研究相结合。

   社科法学也好,法学方法论也好,都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作为三级学科的比较法学、立法学、法社会学均已形成规模,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做自然法研究的学者,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学术群体。因此,可以看出中国法理学经历了规模不断扩大,知识不断分化的过程。

   这里,笔者讨论的是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不是对法理学进行语词分析和纯粹抽象。因此,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排他的法理学概念和法理学的知识体系。实际上,即使是西方法理学,也至少还有基本的三大流派——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它们都被认为是Jurisprudence。

   虽然中国法理学内部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国外法学理论的介绍和运用更为娴熟,但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关注度不算高。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李光灿、孙国华、张光博、吕世伦、黎国智等老一辈法理学者都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而著称。⑪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重镇,而现在需要更多年轻学者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专门研究之中。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法学包括法理学需要从政治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才能有更大发展,那么在今天是需要在学术上重新审视和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面对复杂多样的中国法治,人们需要重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分析[14],重温理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法的起源和国家的作用[15-16],需要重温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7]。

   同时也需要重温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18-19]特别是关于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和处理,仍是指导今天进行国家治理和法治实践的基本原则。而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实际上也是中国法学继续发展不可绕过也必须重视的政治现实。因此,未来有必要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

   注释:

   ① 有关现代法理学的学说归纳总结,可以参见:沈宗灵所写的《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於兴中所写的《法理学前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② 博登海默在西方法理学界的影响有限,但由于其著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因此,在中国法学界的名气很大。参见: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参见:卢云所写的《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该教材这样写道:法理学,即法学基础理论,与西方的法哲学同义。

④ 参见:Lon L Fuller, 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62, No. 4 (Feb., 194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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