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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九霞 许泳霞:文化资本化视角下“非遗”的表述与重构

——以丽江纳西刺绣为例

更新时间:2019-03-08 00:16:27
作者: 孙九霞   许泳霞  

   内容提要: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文化作为“遗产”,被政府、文化持有者、外来者等不同主体表述和开发利用。在文化资本化的大潮中,遗产已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的中介。由于不同主体之间的激烈争夺,地方性遗产的归属与表述并不比世界遗产明确。外来经营者迎合了地方政府对地方文化表征塑造的需求,因而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成为纳西刺绣的“代言人”。文化持有者本应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却由于客观能力的不足,在遗产的归属与表述中处于弱势。在遗产工业大行其道的当下,遗产的开发利用更应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

   关 键 词:文化资本化  遗产表述  话语权  文化持有者  纳西刺绣  culture capitalization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discursive power  culture bearer  Naxi embroidery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时代,文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甚至是“引诱资本之物”(Lures for Capital)。①文化与资本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政府、专家学者、当地社区、外来经营者、NGO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纷纷加入文化资本化的“饕餮盛宴”当中,试图将各自的价值观在社会之中表述和传播,借此产生影响力,掌握话语权,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民族文化也在这种表述与被表述、展示与被展示中呈现出复杂“自我的他性”。②首先是强势性政治话语的作用。在我国,很多欠发达地区常常依赖文化和自然资源发展经济。③地方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发现与搜集传统文化的运动之中,④成为“申遗”热潮中的一朵浪花。其次是商业资本主义和现代大规模旅游的作用。文化资本化往往是市场导向的,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对文化进行改造、创新和文化商品化无可厚非,但在监督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文化商品化常常是过度的、彻底的,甚至会对当地社会文化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丽江纳西刺绣起源于明代木氏贵族的民族手工艺,历史悠久,底蕴厚重,被称为民族文化记忆的“活化石”。在过去,纳西刺绣是纳西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用品和装饰品,“披星戴月”上的“七星”和飘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纳西刺绣曾是纳西族妇女必学的手艺,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纳西刺绣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逐渐缩小,需求量锐减,传承陷入困境。与我国许多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一样,纳西刺绣目前仍只是县级“非遗”。但纳西刺绣早已被资本打造和包装,走上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地方政府的弱关注,文化持有者的不了解,使得外来经营者有了介入和重构的空间。

   民族文化资本化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寻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其实现与转化往往并非由文化持有者主导。随着旅游开发,本地和外来经营者、普通老百姓、政府等多主体相继参与和主导,关于民族文化的话语争夺也就此展开。那么,哪些主体参与了纳西刺绣的文化资本化?他们各自如何推动纳西刺绣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变?在他们共同的作用下,纳西刺绣经历了怎样的再造过程?通过回答以上几个问题,本研究试图揭示我国民族地区文化资本化的现状,以及经济逻辑指导下各参与主体对民族文化的表述和再造。

   (一)文化资本化与遗产工业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已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⑤亚历山德拉·科瓦尔斯基(Alexandra Kowalski)认为:

   文化财富可能因此被定义为一种外在的象征资本,可以通过记录和保护而在不断的实践中被管理。遗产所具有的符号资源价值需要调查、记录和保护。实践的逻辑赋予了符号价值,同时也提供了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手段,因为象征价值的发生是伴随着客观化的过程,使一个遗址适合物化处理,同时也适合商品化。对于这种价值生产模式,我将之称为“文化资本化”。⑥

   现有的遗产旅游研究表明,世界文化遗产因普世性文化价值巨大、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当遗产的设计直到实践都被纳入特定的政治与经济议程时,它便成为权力角逐场,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⑦在冲突之中,作为遗产主体的文化持有者的认同被割裂,福祉被牺牲。开平碉楼的“申遗”与活化就是一个例子:它由政府发现并赋予意义,由外来者认定与解读,而民众对“申遗”意义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代表遗产发声的主体。“申遗”作为一种政治性决策,对文化主体的忽略以及产品生产的操作方式,造成地方社群(即遗产的创造者与“发明者”)在遗产归属与表述中的失权。⑧

   虽然地方性“小传统”的文化价值相对不突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相对较少,⑨大部分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但“遗产工业”背后资本的力量早已渗透其中,由此带来的冲突也从未停歇。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所言:“文化处于斗争之中,是暂时的,不断生成的(emergent)。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描述和解释都卷入了这一生成过程。”⑩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背景下,相比世界遗产,地方性“小传统”的命运或许更加“坎坷”——从政府到民众,从局内人到局外人,每个人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他们把文化视为一种象征资本,并尽其可能争取这种象征资本,对它再生产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本。(11)

   (二)遗产表述与话语权力

   福柯认为,话语应被视作使知识和社会实践形成体系的一种方式。(12)遗产是一种话语实践。(13)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遗产价值有着不同的评判,并在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4)通过分析遗产的表述和解释语境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将遗产视作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意义而非人造物,能够更好地分析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紧张。(15)特别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强烈的政治话语、大众旅游与民族文化遗产不期而遇。(16)尽管旅游发展往往基于少数民族本身的生活和文化,但很多少数民族、妇女以及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依然缺乏话语权。(17)遗产的地方性和族群性经常被“民族遗产”的“官方话语”所主导和取代。(18)

   这是因为,遗产不仅是一种话语实践,而且是由权威话语主导的话语实践。(19)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简称AHD)以原真性、物质性、纪念碑性为基础,强调史学、科学、美学等普世价值的遗产认知与建构方式。(20)史密斯认为,权威话语制定普世价值标准,追求的只是有限的文化范围,并对遗产具有建构作用。它无法处理遗产多元和复合性问题,并且可能导致“遗产失调”(dissonant heritage)。(21)

   如今,地方性“小传统”已经越来越超越以往的界定而成为一种“共有文化”的资源,(22)遗憾的是,目前的遗产旅游研究主要关注世界遗产地所在的社区,对低级别的文化遗产(如市县级)和未列入“非遗”的“小传统”关注度不足。在更小的“场域”中,“局内人”和“局外人”如何竞争、如何实现文化资本化,还需要进行微观的分析。且史密斯对遗产权威话语的分析中,忽视了非权威主体,如本地人、游客等对遗产建构的积极作用。(23)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地方性“小遗产”“小传统”的非权威主体内部,分析文化持有者与外来者等不同主体对纳西刺绣的建构过程,试图为相关理论提供新启发。

   (三)研究过程

   丽江市玉龙县白沙乡白沙村,旧称白沙古镇,是明代木氏土司家族的发源地,因其较为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201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白沙古镇的旅游发展程度不高,却有3家纳西刺绣传习机构集中在这个小村子里。其中一家由本地人经营,另外两家由外地人经营。由于由外地人经营的机构经营模式相近,本研究只选择规模更大的机构A作为代表,与代表文化持有者的机构B进行对比。

   创办于2001年的机构A主要由外来的汉族人经营,2009年重新选址后机构的规模扩大并在次年重新开放。机构A声称自己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刺绣机构”。而机构B由丽江本地的“段—和”氏家族进行家庭作坊式经营。它声称自己是明代“整个丽江地区唯一的木氏家族御用绣坊”,也是“丽江地区最古老的纳西手工刺绣作坊”,但作为机构面向公众开放始于2008年。

   笔者在对丽江纳西刺绣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并辅以文献研究。此外,笔者还对关键的受访者进行了多次回访,以建立更友好的关系,获取更丰富的信息。笔者在2016年1月24日至2月3日,11月9日至15日在丽江进行了为期18天的调研。前后共访谈30人,包括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等14人,白沙镇、玉龙县政府工作人员6人,以及村民、游客等10人。其中,出生在丽江的本地人共19人,其余11人均视为外地人。从事刺绣相关行业的本地人共6人,从事刺绣相关的外地人共8人。此外,调研中还注重对两个机构的网页、展板、宣传资料等文字图片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所有资料都按受访者和资料类型用编号代替。引用时,使用“编号+资料获取日期”的形式(如Y1,1110)标注。

   调研过程中,笔者做了近4万字的调研笔记并对录音进行了转录。分析资料过程中,对每一个录音文本进行认真阅读,并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对材料中涉及文化持有者和外来者对纳西刺绣的描述,双方特点、地位与权力的内容进行了开放式编码。然后在反复阅读材料的基础上,围绕关键词撰写了大量的分析备忘录。

  

   二、重构纳西刺绣:不平衡的权力格局

   (一)外来经营者:成为文化代言人

   外来经营者为实现文化资本化,首先对传统的纳西刺绣进行“改造”。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机构A不仅在手提包、丝巾、书签上创作刺绣,进行产品创新,而且还大量吸收了苏绣、湘绣等其他绣派的技法。如今机构A的“纳西刺绣”除了部分少数民族题材以外,已几乎找不到传统纳西刺绣的影子。“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刺绣不能改变,针法上必须用原来的针法,否则就不是纳西刺绣。我不这样认为。应该由市场说了算。”(Y1,1110)在外来经营者眼中,“纳西刺绣”本身就是由人定义的。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产品,对“纳西刺绣”进行重新定义(重构)。

   有趣的是,外来经营者对这种文化资本化和文化重构不以为意,自始至终强调自己在纳西刺绣中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甚至把自己视为纳西刺绣的代言人:“丽江最正宗的纳西刺绣,只来自机构A。”(ZY,1110)面对质疑,两位负责人解释道:“很多坚守文化的人,其实不能把文化变成一种价值。”(Y1,1110)“纳西族也不一定了解纳西族的历史……(由)哪个人(传承)都不重要。”(Y2,1111)于是,文化资本化的能力成为他们的合法性所在,由外来经营者实现文化价值和文化传承理所应当。然而事实上,外来经营者只是“民族入侵者”(ethnic intruders),(24)他们参与到地方文化的表述和管理当中,却与地方文化毫无关联。

   成为文化代言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福柯早就指出,话语权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同时又反作用于他的社会地位,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效果。(25)外来经营者试图通过成为文化代言人,吸引文化爱好者和游客的注意力,提高文化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能力。

   (二)文化持有者:沉默中让位

   1.本地经营者:文化被“抢走”

外来经营者参与纳西刺绣文化资本化前后,本地经营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过去,本地经营者几乎独享丽江纳西刺绣的“专一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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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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