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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宝:我国污染环境罪立法检讨

更新时间:2019-03-07 23:37:08
作者: 田国宝  
因此,立法者在设立某罪时想要保护何种法益必须十分明确,否则,就既达不到立法目的,又会影响对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就现行《刑法》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而言,立法者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并不明确。也正因如此,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立法者设立污染环境罪到底要保护什么法益一直众说纷纭,至今未能达成共识,概括起来大致存在以下5种不同的观点:(1)认为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环境管理秩序或者国家环境管理制度”。[3]虽然这种观点是我国刑法学界影响较大的观点,但是该种观点的持有者以污染环境罪被规定在刑法分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为理由,将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认定为“国家环境管理秩序或者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并不合理。且不说将刑法分则第6章第6节规定的犯罪的同类客体作为设立污染环境罪这一具体罪名保护的法益不科学,即便认为设立该罪保护的是国家环境管理秩序或者国家环境管理制度,也必须明确该管理秩序或管理制度最终指向的具体利益,然而该种观点的持有者并没有指明。(2)认为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4]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环境权”的含义是什么并不明确,而将含义不明确“环境权”作为法益进行保护,将导致刑法的保护范围不确定,进而违反法益概念的明确性要求。(3)认为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公众的生命健康和环境效用”。[5]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是却存在明显的问题。显然,该种观点的持有者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是2016年《环境污染案件司法解释》。这里的问题是,该解释的多条规定已超出现行《刑法》338条的文义范围,属于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该观点并不可取。(4)认为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是“环境利益”,即严重污染环境行为侵害的利益。[6]该种观点看似新颖,其实质仍是将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归结为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其不合理之处与上述第3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类似,因而也不可取。(5)认为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是“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7]具体而言,持该种观点者认为,立法者设立污染环境罪既是为了保护环境本身,也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从实然的层面看,持该观点者得出的结论没有错,因为其是根据现行《刑法》338条和2016年《环境污染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尤其是根据后者对“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的”的含义的解释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但是,从应然的层面看,将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作为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并不科学。这也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根源所在。

   笔者认为,立法者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什么法益应结合现行《刑法》338条的文义来确定,但是,从长远看还要考虑立法者设立该罪保护法益的合理性问题。根据该条“严重污染环境”的规定不难看出,立法者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就是“正常的生态环境”。所谓“正常的生态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和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未被严重污染。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立法者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是什么存在重大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刑法》338条的规定存在疏漏,即仅对行为人出于故意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如何定罪量刑作出了规定,而对行为人出于过失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该如何定罪量刑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对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严重污染环境同时致使不特定或多数人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行为该如何定罪量刑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正是在立法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2016年《环境污染案件司法解释》将上述后一种情形规定按竞合犯定罪处罚,而这一解释明显是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这既违背立法者的本意,也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并且还导致司法混乱。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是在现行《刑法》338条中补充规定,“严重污染环境且致使不特定或多数人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依照本法第114条、第115条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具体而言,就是对行为人故意严重污染环境且致使不特定或多数人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按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对行为人出于过失严重污染环境且致使不特定或多数人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按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

   3.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设置不合理

   (1)犯罪客观要件的设置不合理

   犯罪客观要件是指刑法规定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以及由此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某些犯罪中还包括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因素。现行《刑法》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的客观要件作出了规定,但是仍不够合理。例如,现行《刑法》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该条的规定不难看出:(1)该罪的行为方式包括排放、倾倒及处置3种。且不说这3种行为方式的含义有交叉重叠之处,这样的分类不科学,仅就其不能涵括噪声污染、光污染、电磁污染等污染行为而言,就是立法缺陷。笔者建议将这里的“排放、倾倒及处置”行为修改为“释放、处置”行为。从“释放”的含义是“把物质或能量放出来”看,采用“释放”一词既能够涵括“排放、倾倒”的含义满足立法简洁的需要,又能够满足涵括其他污染环境行为的需要。(2)该罪的行为对象是“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虽然立法者出于方便司法考虑,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立法,但是存在立法过于繁琐、不经济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修改为“有害物质”。因为“有害物质”的概念已经包含“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这些概念的含义。(3)该罪的犯罪结果是“严重污染环境”。这意味着该罪基本犯既遂的形态为实害犯,而不包括危险犯。显然,这样的立法因脱离司法实际而变得很不合理。具体而言:首先,将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作为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会抬高污染环境罪入罪的门槛,使大量污染环境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不能受到刑法的规制,从而放纵犯罪。其次,受时空条件所限,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后,“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有的会立即显现,而大多数都不一定会立即显现,有时可能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并且在距行为地较远的地方才能显现,因此过分强调“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会增大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难度。最后,将污染环境的危险犯排除在该罪的犯罪形态之外,不利于预防和打击污染环境犯罪。

   (2)犯罪主体要件的设置不合理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其中,自然人主体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由于现行《刑法》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犯罪主体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人们对于该罪的犯罪主体是仅包括自然人还是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单位不无疑问。从实然层面看,该罪的犯罪主体应该是自然人。因为根据修正后的1997年《刑法》30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如果刑法分则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某一犯罪的犯罪主体,并且根据规定该罪的法条的文理和该罪的性质无法判断该罪属于单位犯罪,那么就应当认为该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从应然层面看,该罪的犯罪主体应该是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单位。从现实生活看,单位不但会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而且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更大,因而更应当从严惩处。2016年《环境污染案件司法解释》第11条明确了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其实就是间接承认现行《刑法》338条关于污染环境罪犯罪主体的立法不合理,未来修正法律时应予以完善。

   (3)犯罪主观要件的设置不合理

   犯罪主观要件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包括犯罪的故意、过失,犯罪的动机、目的。其中,犯罪的故意及过失合称罪过。现行《刑法》338条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抑或故意或过失皆可未作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我国刑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纷争不断。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存在多种学说:(1)“过失说”。[8]持该说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该说为我国刑法学通说。该说存在的问题是其法律根据不充足,并且将罪过形式限定为过失会缩小该罪的处罚范围,与我国从严惩治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政策不符。(2)“故意说”。[9]持该说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违反国家规定仍有意实施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该说存在的问题是与客观现实不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行为人基于过失而实施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将这部分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显然不利于保护环境。(3)“模糊罪过说”。[10]持该说者认为,为严密刑事法网,提高追诉效率,应认为无论是故意排污还是过失泄漏,不管对结果是持故意还是持过失态度,均成立污染环境罪,即该罪的罪过形式为一种模糊罪过,类似于结果加重犯中的主观罪过形式至少过失。持该说者还认为,法定犯的故意与过失之间的伦理谴责性差异不大,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传统观点已经不能适应法定犯时代的要求。该说的最大缺陷是既无法律根据,又无法理根据,同时还违背区分故意与过失是责任主义基本要求的常识。(4)“故意和过失例外说”。[11]持该说者认为,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和刑罚设置看,就罪过形式不明和仅罪过形式不同但共用一个法定刑幅度的犯罪而言,应当承认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存在例外。该说是基于现行《刑法》的规定从实然层面提出的,而没有关注到应然层面,并且提出该说的理论根据不足,令人难以接受。(5)“复杂罪过说”。[12]持该说者认为,从修正后的1997年《刑法》338条的立法原意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立法者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纠正修正前的1997年《刑法》338条在罪过形式方面存在的偏差。笔者赞同“复杂罪过说”的结论,但是不赞同其得出结论的理由。

   从实然层面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仅包括故意而不包括过失。因为根据修正后的1997年《刑法》15条第2款的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法律责任”,而刑法第338条并未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并且根据该条规定的文理和该罪的性质无法准确判断该罪属于过失犯罪,所以只能认定该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但是,从应然层面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因为只有这样立法才能满足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需要。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对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进行完善。在此还需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是就规范层面而言的,至于在事实层面还须结合具体的个案在故意与过失之间做出选择。换言之,就具体的个案而言,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不可能既是故意又是过失,而只能是二者中的一种,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

   (三)该罪法定刑设置不合理

法定刑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刑罚种类和量刑幅度。法定刑表明的是国家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分子的谴责和否定评价。国家通过法律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评价,并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规定与犯罪相适应的刑罚,是立法上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现行《刑法》338条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该条规定不难看出,该罪刑罚的设置完全照搬了修正前的1997年《刑法》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罚设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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