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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如何认识现实世界的两类国家:基于契约方地位和契约权内容的二维视角

更新时间:2019-03-07 23:34:37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基于契约方地位和契约权内容这两个维度,国家可分为四类:掠夺型主权国家、人道型主权国家、集权型裁判国家、协作型裁判国家。特别是,从受让主体的地位关系角度,我们可以清晰地考察主权型和裁判型两类国家的不同性质及其演变,并由此考察政府的本质功能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行为。事实上,这种两类国家的划分也可与霍布斯和洛克的不同认识联系起来,并从冰岛与夏威夷的演化中得到历史证据。

  

   本文摘自《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第2章,人民出版社2019年。主要内容曾载《国家的两种基本类型及其现实理解:基于社会契约角度的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年第2辑。

  

一、引言


   按照流行的社会契约说,国家可以被看成是集中人们所自愿转让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并提供相应安全保护的组织系统,而政府则是执行这一职能的社会机构。显然,这种认知体现了契约主义的国家本质:国家和政府原初意义上就是人民基于一致同意原则“设计”出来的,这一“设计”主要基于两大实用性目的:(1)调解成员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2)协调和促进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当然,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和政府却并非完全如此。例如,马克思就将国家视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这就是针对现实情形而言的。那么,国家和政府的现实形态与本质面貌之间为何会呈现出如此差异呢?一般地,主要原因有二:(1)国家和政府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异化,这也是组织发展过程的一般特征;(2)由于达成契约的社会成员本身地位的差异,导致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的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之上。

  

   事实上,尽管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了契约主义思维的国家分析,但是,在“如何理解国家成立之前的自然状态以及成立之后的权利界定”上却充满了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也导致了不同的国家立法。例如,霍布斯把国家视为最高主权者,政府及其代理人所制定的核心制度也成为法律的唯一源泉,从而形成了由单一的权威中心来统治社会的局面,这个单一权威中心也不必遵守法律。相反,洛克则认为,个人的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政府的权威是有限的,政府单位也可以与其他政府单位共存,各权力机关之间遵循的是平等与相对自治原理。因此,本章从社会契约的不同维度观察来对现实世界中的多样性国家作一更深层次的分析和归类。

  

二、国家组织的四种基本类型


   古典契约论者洛克、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康德以及现代契约论者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高蒂尔、斯坎伦等都从社会契约角度探究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构建。问题是,人类社会迄今出现的国家形态千差万别,其所承担的功能和体现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又如何运用同一学说来理解这种差异性国家呢?

  

   (一)界分国家类型的两大维度

  

   大体上,传统社会契约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平等的自然主体之上,这些自然主体可以基于理性和自利考虑而通过一纸契约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这一社会契约的权威性上。不过,要真正了解基于社会契约所“设计”的组织之性质,还需要对签订契约的主体特性以及契约内容本身作进一步的考察:(1)在真实世界中,达成契约的主体地位并不平等,这体现为包括体力和智力等方面先天上的自然不平等以及财富等方面后天上的社会不平等;(2)不同时空下契约的具体内容也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人类需要层次的不断上升导致对权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正是基于契约方地位和契约权内容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类型的契约形态,进而形成不同性质的国家。为此,这里可以基于这两个维度对国家的性质及其现实形态作一简单剖析。

  

   首先,基于个体权利转让的契约权内容进行分析。契约权内容涉及对不同权利的属性认知。

  

   一般地,如果权利都可以转让,意味着契约权既包含其劳动技能也包含作为劳动技能源泉的全部身体,也即,整个劳动力都可以转让;那么,契约一旦达成之后,契约方往往就难以退出,这种契约的期限往往也就是不受限制的。也即,这就产生出一个脱离人的契约权而缔结的永久性契约,由此形成一个结构相对稳定国家组织;同时,这个国家具有强烈的专制性和潜在的掠夺性,因为权利受让方往往有可能损害转让方的未来能力(如衰竭、伤害等)。很大程度上,霍布斯意义上的就是这种国家,柏克意义上的也是这种国家。

  

   相反,如果只有部分权利可转让,意味着契约权仅仅包含一些非基本人身权利方面(如劳动权利的转让),而不是“自我”的全部出售;那么,在契约达成之后,契约方也就有退出的可能,这种契约的期限往往也就会受到明显限制。也即,这就差异一个非永久性契约,契约往往会因其中任何一方的背信而变得无效,由此产生的就是结构不断变动或发生重组的国家组织;同时,这个国家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人道性,因为权利受让方在损害转让方的未来能力时往往会面临其他的制约。很大程度上,洛克意义上的就是此类国家。

  

   其次,基于个体权利转让的契约方地位进行分析。契约方地位涉及对社会主体的特性认知。

  

   一般地,如果契约当事各方的地位和力量是不平等的,契约的形成也就是权利从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的转让;其实质就是一种易货的“交换”关系,权利一旦售出就永久丧失。显然,根据基本的交换原则,受让方就有义务为弱势的转让方提供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转让方则有义务为强势的保护者提供劳务或者生产活动。此时,所形成的就是呈现不平等性的等级制国家,作为受让方的强势者成为国家的主权者,国家也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自然主体获取私利的工具。很大程度上,曼尼戈德、因格尔伯特等人意义上的就是此类国家。

  

   相反,如果契约当事各方的地位和力量大致平等的,权利就从所有个体共同转让到新创造出的且不属于任何自然人所有的公共机构,其实质就是一种互惠的“协作”关系,随时都可能重建契约。显然,根据沟通协作原则,作为受让方的国家就有义务为全体成员的利益服务,全体成员则应承担维护共同利益的责任。此时,所形成的国家不是享受利益的自然主体,也不是特定个体或群体的谋利工具,而是体现为一种服务于所有成员的协作系统。很大程度上,卢梭意义上的就是此类国家。

  

   (二)国家组织的四种基本类型

  

   根据上述两大维度,我们就可以对国家性质作一全面的阐释。

  

   首先,从契约方地位这一维度看。在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强势者本身成为国家的化身,国家成为强势者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主权者,只不过在不同情境下主权者为自己谋私利的强度存在差异。相反,在地位日趋平等的情况下,国家仅仅是为所有契约成员服务的公共机构,它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和冲突;因此,国家承担的是裁判者角色,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裁判者的角色和职能也可能移位。

  

   其次,从契约权内容这一维度看。在契约权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契约一旦达成就难以更改,此时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权者会利用一切手段压制、损害转让方的权益而呈现出强烈的专制性,政府等公共机构的代理者也会漠视成员的要求而具有强烈的集权性色彩。因此,相应的国家往往具有明显的掠夺性。相反,在契约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契约本身往往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或环境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此时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权者在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照顾转让方的权利而呈现出一定的民主性,作为公共机构的代理者则在社会公共监督的情况下充分承担起作为协调者的职能。因此,相应的国家往往具有相当的人道性。

  

   这样,基于两大维度的组合,我们就可以得到国家的四种基本类型:掠夺的主权型国家、人道的主权型国家、集权的裁判型国家、协作的裁判型国家。一般地,

  

   (1)当契约方的社会地位极度不平等且契约权内容又几乎不受限制时,形成的是掠夺的主权型国家;此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是基于特定身份的主权者,他们可以任意地掠夺非主权者的利益。

  

   (2)尽管契约方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但如果契约权内容因个人权利观的提高而受到限制时,就形成人道的主权型国家;此时,掌握国家权力的主权者或者是由大多数构成的人民,或者是少数主权者实施开明的专制政策,它体现了对社会成员一定程度的人本关怀,对弱势者的基本利益的保障。

  

   (3)当契约方的社会地位趋于平等但契约权内容却几乎没有限制时,形成的是集权的裁判型国家;此时,国家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但由于人民却没有退出的权利,因而往往处于政府代理人的高压之下。

  

   (4)当契约方的社会地位趋于平等且契约权内容也受到严格限制时,就形成了协作的裁判型国家;此时,国家作为协作系统而存在,政府及其代理人都是为其成员的利益而服务,人们可以退出或重签契约而改变国家的结构和职能,从而也能够对相应机关及其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上述几种国家类型可用图1表示:

   (三)四类国家在现实中的对应

  

   这四种类型的国家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对应:一般来说,20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基本上都可以归入为掠夺的主权型国家,而20世纪之后西方社会逐渐迈入了人道的主权型国家;当前中国社会则近似于集权的裁判型国家,而真正的协作式的裁判型国家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这还需要人类社会相当长期的进化。

  

当然,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1)对契约权内容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一些基本权利的保障,它要求对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进行限制,从而需要引入其他的社会协调机制;否则,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支配下,市场自由交换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实质上的等级化,这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已经非常明显。(2)契约方地位的平等化,实际上就是对机会平等的保障,这要求对初始禀赋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对市场交换的起点进行纠正;否则,在起点不公平的情况下,市场自由交换的结果必然会造成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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