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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亚明 赵俊琪:“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转变视角下的理论价值与内涵探析

更新时间:2019-03-07 01:19:49
作者: 郝亚明   赵俊琪  

   “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联合体”。“联合体”与“共同体”的区别在于“联合体”是一个松散的、由外力促成的组合体,而“共同体”则是一个自然而然凝聚而成的整体。西方“共同体主义”思想还认为“共同体”揭示了群体对个体的塑造作用和构成作用,而“联合体”则不具有这样的效力。正是由于“共同体”与“联合体”存在上述本质上的区别,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联合体”,实则否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体”的说法,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是不可分离的凝聚状态,强调了“一体”高于“多元”的价值追求,“多元”只有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之下才有存在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文化、传统、规范对“多元”具有决定性的价值,这一根本原则是“多元”得以获得生命的源泉。

   (二)以“共同体”视域尝试对话语体系的超越

   围绕“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争论和探讨,根本上是由东西方两套不同话语体系对接过程中的龃龉所导致,而“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15]。传统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一国一族”的“民族”概念,只有一种以文化区分彼此的文化族类观,文化族类间没有横亘其间、不可跨越的明确界限,以这种文化族类观划分的“汉人”“藏人”“蒙古人”难以等同于西方的“民族”[4]。在接触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的民族精英们意识到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和团结国内各民族的一体概念,“中华民族”这一称谓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这一使命。但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框架下,却无法适切地处理“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族”的关系,这就导致了各种各样争论的产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试图以“共同体”的理论视域来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体系的话语权威。“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大于“民族”概念,“民族”只是共同体类型中的一种,以“共同体”概念来理解“中华民族”,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和拓展。而对概念的丰富和拓展则有望达到这样一种认知效果,即跳出“民族”的视域,代之以更为宏观的“共同体”理论来理解“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有机整体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解释空间。由此看来,以“共同体”概念来补充或者抵消“民族”概念的不足与伴随的风险,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命运一体”的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发“命运共同体”思想,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赋予了时代特色,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

   所谓“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形容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的命运相连、利益共生、利益相关性。任何类型的共同体必然都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共同的”利益不同于“相同的”利益,相同的利益暗示各成员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可能形成一种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关系,即“我”的利益主张会导致“你”的利益损耗。而共同的利益则表示彼此间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同进同退”而非“此消彼长”的关系。毫无疑问,只有共同的利益才能产生彼此间“守望相助”的手足情谊,才能真正铸就一个同舟共济、同甘共苦、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这也正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

   从现实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命运一体”的强调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各民族合理的利益诉求,必须要注重发展的均衡和利益的协调,尤其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因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庞大,民族地区面积辽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繁荣是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决定性因素。“木桶效应”告诉我们,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而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恰似“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那块最短木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相伴随的是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市场要素缺乏,发展水平整体滞后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导致贫困人口众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现状。这些现实的局面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16]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作为一个“共同体”,只有补齐“短板”,“共同体”整体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所有类型的“共同体”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利益在“共同体”内分配不均衡、不公平是破坏“共同体”维系的根本原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合理利益倘若得不到实现和满足,不仅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还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中华民族内部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命运一体”的强调,正是对当前我们党实施的少数民族帮扶政策合理性的重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需要继续实施少数民族帮扶政策,需要继续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发展,让各民族同胞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情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命运一体”的强调,不仅是对利益共享的强调,也是对责任共担的强调。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的利益相关性,是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坚决批驳和抵制。但是“共同体”如果只是共享利益,那远不能称之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神是“同甘共苦”,也就是既要分享利益,又要“共同体”承担责任,这才是对“命运共同体”的全方位认识。正如鲍曼所言,“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17],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同体”给予个体的不仅仅是利益。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各群体、各成员,维护这一“共同体”的核心利益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共同体”内各成员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自觉维护这一“共同体”的核心利益,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团结,以及坚决抵制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共同性纽带的强调

  

   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凸显了共同性作为中华民族基本属性的重要性,共同性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关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既包括了利益的共同性,也包括了精神的共同性。所谓利益的共同性,实际就是上文所论“命运一体性”;而精神的共同性,其实质就是共有的精神家园。利益的共同性是“共同体”维系的基石,而精神的共同性是“共同体”维系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比喻为“大家庭”,家是一个充满温馨而又舒适的地方,家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任何庇护所,就在于家对其成员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而每个成员对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成为各个民族的“大家庭”,核心之处就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提供了家一样的归属感。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纽带的根本。

   “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特有的传统、习惯、风俗、精神、心理、情感等非物质内容[18]。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主要依靠两方面:一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二是共享的中华文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精神纽带得以形成的催化剂,共享的中华文化是精神家园得以构筑的支撑。由此,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需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时时贯穿着对“共同性”的强调。

   众所周知,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通过历史记忆来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是广为流行的做法。共同历史记忆的挖掘和叙述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反思现实,不得不承认,当前我们在历史叙事的过程出现了某些偏差。比如有学者质疑,“我们所学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宣称中华亿万儿女是‘华夏’人民,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的祖先是黄帝、炎帝。然而仔细推究,这样的‘历史’是不是只包含了汉民族的主流历史。对于这样的历史认同,少数民族会不会真的满意”[19](108)。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难以形成凝聚一心的共同认同。由此可见,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历史记忆的回忆和叙事中,不能忽视历史叙述方式对民族团结所产生的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共同性纽带的强调蕴含着对中华文化“民族共有性”属性的强调。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千年的交往交流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从而形成的融合各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极具包容性的文化体系。在文化创造和文化宣传领域,我们必须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贡献,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注重吸收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及其文化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20]。这是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转变所揭示的实践启示。

   “民族—国家”这一术语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国家必须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民族共同体存在,而且正是民族这个共同体赋予了国家合法性。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社会安定团结、国家长治久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对于这种共同体意识的营造和追求也是一个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过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历程可谓历经艰难险阻。围绕“中华民族”所产生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张力并未完全消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统一安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并且一再重申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只是术语的简单替换或修饰词的添加。从话语转变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围绕“中华民族”概念所引发相关争议的回应是以“共同体”视域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下“民族”概念的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对“命运一体”的强调,又是对“共同性纽带”的强调。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因此话语体系的创新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视为我们党创新民族领域话语体系的一次尝试,话语转变的背后,还蕴含着党对民族工作实践的审视与反思。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一项需要从多方面着手的长远任务,在这条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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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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