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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抽签与民主: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更新时间:2019-03-07 01:03:42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在刚出版的《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我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此书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来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20世纪60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从1840年前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但4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见图1)。

  

   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亨廷顿驳斥“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之说,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打着“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让民主缩水”,“消解人民”,“民主的终结”。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再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500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在福山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技术细节。在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已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reversals)。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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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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