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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敏:正当防卫制度中的“城堡法”:渊源、发展与启示

更新时间:2019-03-05 00:25:59
作者: 姜敏  
既有学者,也有警察和检察官等法律执行者。反对派认为新城堡法会产生以下负面影响:第一,对法律执行的影响。比如,会影响警察使用武力的情况。警察在执法时可使用武力,但警察使用武力的标准显然高于新城堡法中的防卫住宅使用武力的标准。比如,警察使用武力受到严格的审查和内部限制,如果出现问题,则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但根据新城堡法,公民住宅防卫中使用武力是正当防卫,所以免受刑事追究和民事起诉。比如弗洛里达州的§776.032(1)明确规定,前述论及的§776.012和§776.013的使用暴力导致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均免责。[31]该规定就导致公民防卫住宅使用武力和警察行使职权使用武力之间的不平衡。同时,还为警察执法造成了严重危险——执法警察进入住宅需要获得法官的许可,且还受到“必须敲门以宣布进入住宅”的限制;但该限制因新城堡法的执行会给执法警察带来危险。而室内的居住者却没有受到限制,且根据新城堡法中的对危险的“合理推定”原则,其能以枪击毙警察。[32]第二,新城堡法可能会无辜杀害公民。从初衷看,新城堡法取消限度要件且采用主观标准,目的在于保护无辜者免受犯罪的侵害。但实践中却产生了悖论: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遵守法律的公民免受犯罪侵害,但新的城堡法却可能导致无辜清白的公民被杀害,然而杀人者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此,城堡法在实践中的执行,导致城堡法变异,甚至导致学者质疑其“允许报复”。[33]第三,会引发更多的暴力犯罪,导致暴力犯罪更为猖獗:“城堡法在迎接一个暴力的新时代……城堡法不是防卫权而是杀人许可证。”[34]

   无论反对派如何质疑,新城堡法得到了立法者的认可。立法对新城堡法的认可并不是无端之举,相反,其具有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新城堡法在立法实践中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新城堡法中,其基本的理念是:入侵者侵犯了城堡主人的权益,城堡主人可使用一切形式,甚至包括致命武力予以回击。在美国刑法中,秉承“防卫庇护生命的住宅同防卫生命一样重要。”[35]甚至从某种意义上看,防卫住宅的权利是自身防卫权的延伸。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根据和价值取向,导致美国在21世纪初期,新城堡法扩大了防卫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新城堡法秉承的是典型的康德式报应观。尽管回击行为对侵害人造成了损害,甚至导致其生命的丧失,但这都是由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换言之,侵害人侵害他人利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仅如此,侵害人还违反法律,从而导致自己的权利丧失,应对其行为引起的后果负责,是咎由自取。而康德式的报应观实质上是朴素的正义观,符合住宅“主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愿望。因此,在弗洛里达州创制新城堡法后,获得了很多州的回应。

   新城堡法的实践根据主要是新的社会环境、刑事司法制度以及被告人和被害人保护的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1)城堡法之所以会扩张到住宅外面紧密链接在一起的空间,是因为2001年9.11事件后公民的安全感降低。确实,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公民经历了高度的焦虑和恐惧。公众已认识到在恐怖袭击时,国家机器不能保护每个公民。公众的这种情感激起了事前保护自己的欲求,从而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可能的恐怖袭击。(2)对刑事司法制度保护被害人的能力缺乏自信,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不自信。在这些弱势群体中,包括家庭暴力的被害人。而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这些被害人进行保护,是使用的“限制令”或“保护令”,但这些“限制令”或“保护令”签发后却很容易被忽视。比如,一些被限制令或保护令保护的被害人,后又被侵害者进一步侵害。因此,许多专家认为应赋予被害人持有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扩大城堡法的权利,则可以达此目的。(3)针对被告的正当程序权利保护掩盖了被害人的权利。换言之,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告人的保护和对被害人的保护不平衡。城堡法的支持者认为检察官和法官更倾向于考虑被告的正当程序权利,而忽视被害人的权利。[36]因此,这种保护上的不平衡会导致不公正,且这种不公正也成为专家主张扩张城堡法的理由。

   因新城堡法既有理论根据又有现实根据,所以新城堡法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支持者认为:第一,任何法律都是有代价的,新城堡法也不例外。诚如前文论及,新城堡法会导致不合理或不合比例地使用武力的情况。但对于这种情况,应持理性态度,不能太过于挑剔,因为“刑法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社会控制工具,对某一些目的是有用,但对另一些目的则是无用的。”[37]从新城堡法的实施效果看,其能使住宅中的居民感到更为安全,是因为其拥有了在更多的场合使用致命武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废止城堡法,则会对保护住宅居民的利益不利。而从防卫权的旨意和其防卫者属于“正”方的角度看,防卫者的权利应得到保护,而不是属于应被置于风险或牺牲者的一方。第二,“主观标准”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意味着必然就不公平,因为主观标准可被推翻。反对者的担心虽然是合理的,但却忽视了新城堡法立法对过激的情况予以的调整——新城堡法虽然采取的是主观标准和“推定合理”政策,但其相应也规定:如果司法机关能举证证明被告的合理(诚实)确信不合理,则可推翻被告的合理确信。也就是说,如果被告的行为太偏离一般行为规范,则不会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只不过推翻被告的诚实地合理确信的责任,是由控方承担的。比如,一个正常人不会认为一个熟睡之人对其构成紧迫威胁。因此,新城堡法中“主观标准”的采用,实际上实现的是合理与不合理举证责任的转移。第三,对于可能导致暴力犯罪增多的质疑,从实践情况看,也不成立。从学者的实践调查看,通过了新城堡法的各州,其暴力犯罪并没有上升,相反,确实有诸多暴力犯罪减少了。[38]

   (二)新城堡法的积极意义

   新城堡法在立法实践中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在于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一,新城堡法具有重要的表达和象征意义。从新城堡法的内容看,其体现的是不退让、保护财产、生命、自由的精神,这符合美国人的“美国心灵”式思维和价值取向。美国从建立开始,便认同公民享有的生命和自由等基本权利。而生命和自由等基本权利,包括公民个人的自治和安全,均被美国各州的法律通过各种方式予以认同。而城堡法也正是对公民这些权利和人类生命价值的尊重,是对这些权利重要性的进一步强调。其从抛弃英国普通法中的“退让义务”开始,一直着力于实现“真正人”之旨意,不断赋予住宅居住者在国家不能介入保护其权利时,享有更多的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新城堡法体现的是对个人权利、自力更生精神、个人价值的思想,与美国公民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吻合。另一方面,把对“住宅”的防卫从其他正当防卫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予以“特殊”的保护,能更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住宅权”。从法条的内容和目的看,其认同了“住宅”的神圣性,以及在自己的交通工具等私人空间中面临的脆弱性。而城堡法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就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提升了其地位。而且这样的立法,也使公民在自己的“住宅”中享有保护自己身体、生命和财产权,免受不法侵入或企图不法侵入的损害、侵害,是对公民享有自己保护自己权利的确证,也是对公民享有的这种基本权利的再次重申。

   第二,“新城堡法”的规定,其价值取向是侧重于保护防卫者的权益。新城堡法之所以采取主观标准,且坚持“合理确信”和“暴力或武力不法”的推定,其旨意在于更好地为住所、居所或使用中的交通工具等空间的合法占有者提供实质性保护。比如,入侵者是不法或强行正在或已进入上述空间,防卫者不需要对入侵者的主观目的予以法律分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考虑入侵者是否会使用致命武力的短暂延迟,都可能导致住宅中的居住者损失生命或不必要的伤害。如果不适用推定,且根据传统的正当防卫中的合比例性原则,则只要确定入侵者会使用致命武力时,防卫者才能使用致命武力予以还击,这对于保护住宅中的居住者的权利是不充分的。但根据新城堡法的规定,防卫者不需要花时间分析入侵者的目的到底为何,更不要揣度入侵者是否会使用武力或暴力。这对于保护遵守法律的住宅中的居民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因此,新城堡法的规定能使一个人的住宅真正成为一个人的城堡,赋予公民在住宅中真正享有平静的、不受干扰的生活之权利。

  

   五、中国于欢案与“美国于欢案”结果比较:以其分别对应的规范为视角

  

   (一)“美国于欢案”无罪或不起诉的法律依据

   中国学者或社会舆论者把以下美国案件与于欢案对比:2016年3月8日,弗吉尼亚16岁的男孩贝利·多格特(Bailey Doggett)与母亲玛丽·多格特(Mary Doggett)在家。母亲的男友,37岁的约翰·康罗伊(John Conroy Jr.)(当时没有携带武器)进来后与母亲发生激烈争执,一拳将这位母亲击倒在地。贝利果断回房取枪,连发五枪,击毙了康罗伊。贝利被控二级谋杀,但2017年3月,陪审团认为保护母亲的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判决贝利无罪并当庭释放。[39]另一个被舆情提及的案件是:2012年1月4日,奥克拉荷马州一位18岁的年轻母亲萨拉·麦金利(Sarah McKinle)带着3个月大的婴儿独自呆在家中。突然萨拉听到外面有人在撬她家的门试图闯入,她马上抓起枪躲入自己的卧室并拨打911求助。但因路途遥远,警察不能马上赶到她家,因此,萨拉·麦金利开枪打死了一个试图闯入她家的歹徒。案发后,尽管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显示,两名歹徒闯入萨拉的家是为了偷窃她丈夫生前曾经服用过的止痛药物和其它药品,警方认为萨拉开枪属于正当防卫行为。[40]其实,美国以类似结果处理的类似案件,可谓举不胜举。

   上述“美国于欢案”和中国于欢案除了“于欢”均面临不法侵害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不法均发生在“住宅”内——尤其是按照美国新城堡法,中国于欢案发生的地点毫无疑问该视为是“住宅”。正是这一共同点的存在,导致“美国于欢案”与中国于欢案,依据对应的不同分类,在处理结果上迥异。如果忽略这一个共同点,仅仅从前述论及的其他共同点比较中国于欢案和“美国于欢案”,不仅犯了范畴性的错误,而且也是对“美国于欢案”定性的认识错误。因忽略“美国于欢案”发生于“住宅”这一空间,就会潜在地依据中国刑法对正当防卫规定的思路,把这种防卫视为一般的正当防卫。如果沿此路径予以推演,且依据美国关于一般正当防卫的规定,也就是根据针对人身和财产的防卫规定,则防卫者不仅受到防卫限度的限制,而且在面对不法侵害时还应先行退让后才可使用致命武力予以回击。比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3.04(2)(b)(ii)规定,如果行为人能回避使用致命武力就能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没有回避使用该武力,则该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41]据此判断“贝利·多格特(Bailey Doggett)”案和“萨拉·麦金利(Sarah McKinle)”案,则贝利和萨拉的防卫行为均不属于正当防卫。

但如前述论及,美国发生在住宅中的防卫行为,适用的是针对住宅的防卫,也就是适用“城堡法”的相关规定,而不是适用关于正当防卫中的针对人身和财产防卫的一般规定。从前面论及的城堡法的相关规定看,针对“住宅”的防卫者进行防卫的条件、限度,与针对住宅进行防卫的条件和限度不同。尤其是在前述论及的制定了新城堡法的各州,针对住宅进行防卫的防卫者的权限远远大于其他正当防卫的防卫者的权限。而上述“贝利·多格特(Bailey Doggett)”案发生的弗吉尼亚,是制定新城堡法的州之一,并于2008年生效。“贝利·多格特(Bailey Doggett)”在母亲的男友约翰·康罗伊进入房屋后,不法侵害而且是暴力侵害母亲的情况下,用枪击毙约翰,且案件是发生在2016年,因此,适用新城堡法的相关规定,其当然成立正当防卫,应以无罪处理。同样,“萨拉·麦金利(Sarah McKinle)”案发生的奥克拉荷马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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