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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顺利 孟亚男:嵌入与脱嵌: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

更新时间:2019-03-05 00:13:46
作者: 林顺利   孟亚男  

   内容提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缺少社会工作介入与目前已有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对接的研究。以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为线索,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顶层、中层和情境多重嵌入的过程。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困境在于形式上的嵌入和实践的脱嵌。针对这种状况,要在地方工作中为社会工作嵌入留下接口,积极营造和改善社会工作在基层的工作情境并强化社会工作的行业能力建设,促进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系统嵌入,有效激发社会工作脱贫攻坚的潜能。

   关 键 词:精准扶贫  社会工作  多重嵌入  实践脱嵌

  

   社会工作与贫困的关系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作为社会福利和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贫困治理。我们谈到社会工作的开端,通常会提到早在1601年就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以及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治理贫困问题上的努力最终促成对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救助成为一门专业的过程。比如在Charles H.Zastrow所著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一书中就谈到,“调查穷人的生活习惯和环境,提供穷人帮助自己的计划以及鼓励穷人储蓄和节俭。当这些工作做完后,他们会挨家挨户访问穷人”——这是社会工作的最基本形式[1]。时至今日,贫困问题依然是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对象和领域。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和一门职业被恢复之后,并没有或者很少直接与农村的贫困人口相对接,而是更多以综合服务或特殊人群服务专项服务为主要形式在城市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滞后。直到2015年,“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粗放扶贫政策的新理念被官方提出并进入国家战略规划之后,社会工作的参与和介入才呈现出一种爆发的趋势。但是由于起步晚,真正成功或者已经形成稳定工作模式的实践经验其实还并不多见。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和贫困问题之间的这种本土生态关系和我们国家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滞后性不无相关。但毫无疑问,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甚至应该成为政府社会福利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的专业力量。本文从这一前提出发,就目前的研究和实践进行梳理,尝试为当前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和发展思路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并由此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一、研究进展

  

   从可查阅文献来看,国内的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已有的文献研究大多为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

   (一)就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合法性”提供理论论证

   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社会工作应该介入精准扶贫,并且具有自身的优势。王思斌在《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一文中提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在对待贫困的价值观、工作方法、工作过程、目标追求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或同构性,并认为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开发、精准扶贫有很大的协同性,因而“参与精准扶贫可能会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2]。在此基础上,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有六个方面的优势:(1)社会工作竭诚为困难人群服务的价值观;(2)社会工作以评估为基础开展服务的科学精神与实践;(3)社会工作与贫困群体的共识、协同和共进;(4)社会工作善于链接资源、促进多方合作;(5)社会工作既关注结果目标也关注过程目标;(6)社会工作的文化敏感性[3]。顾东辉也认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具有同构品性,提出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科学识别精准扶贫的对象、建设多类主体的伙伴关系、兼顾问题纾解与对象增能、融合助人自助和促进美好、整合社会工作伦理和本土文化。”[4]向德平、华汛子则认为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为减贫工作注入了新活力:一是为减贫提供专业价值观,二是为减贫提供专业理论,三是为减贫提供专业方法,四是为减贫提供专业平台[5]。

   (二)对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精准扶贫提供框架性的理论思路

   对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精准扶贫,学者给出的大多是理论性的框架思路。顾东辉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该借鉴和汲取社会工作的过程智慧。可以进行科学的需求评估、制订合适的操作方案、进行恰当的计划推行、完成专业的工作评估[6]。向德平、姚霞认为,社会工作在扶贫中的介入途径应该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搭建社会工作介入平台、重视贫困者的能力建设、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提供服务[7]。张网成则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途径包括:发挥专业优势,协助精准识别;通过赋权,培养自助能力;利用优势视角,激活自有资源;发挥职业优势,搭建资源链接平台[8]。在《社会工作在扶贫开发中的角色与作用》一文中,陈涛、韦克难、向荣讨论了社会工作在扶贫开发中的功能和介入途径,其中向荣指出社会工作介入途径包括:第一,各级政府应根据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规划的要求,逐步在贫困县、乡建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站点,让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延伸到贫困乡镇和村社,作为在产业开发和新农村建设以外从社会服务层面切入的重要干预策略。第二,根据近年来民政部发布的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城乡社区服务、低保与社会救助、“三留守”人员社会服务等指导意见,建立相关的专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社会工作针对各种贫困群体开展精准扶贫提供抓手。第三,鼓励各级政府和扶贫办进行扶贫规划时,充分整合社会工作提供的社会服务规划,可考虑结合社会工作的能力建设模式,发挥社会工作在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项目中的作用[9]。

   (三)对当前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实践经验的总结

   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验总结方面,李迎生、徐向文在《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一文中指出社会工作在中国脱贫攻坚中逐渐形成了三种相对固定的介入路径:一是“委托—代理”型扶贫路径。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之间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代理方受委托方资助代替其完成特定目标,并对委托方负责、受委托方监督。这里的委托方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扶贫基金会,代理方即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二是“协作—互助”型扶贫路径。“协作—互助”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相互补充、彼此配合以实现共同目标的关系模式。三是“外展—介入”型扶贫路径。这一扶贫路径突出体现了社会工作在扶贫济困中的主动性,实质是一种工作内容领域的扩展。社会工作者在从事日常服务时经常会接触和发现一些贫困个体、贫困家庭或贫困社区,如果社工进一步将其扩展为工作的案主对象,并建立以缓解或消除贫困为主要目标的专业帮扶关系,便是一种服务外展和扶贫介入[10]。

   李文祥、郑树柏总结了“中国村寨扶贫实践”,认为由于贫困群体中贫困文化以及社会排斥的存在,当前实行的“增能型”农村扶贫模式难以促使贫困群体打破恶性循环而走出困境,因而要在“增能型”扶贫模式基础上进行社会工作介入,生成“合作型”扶贫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1)在行动主体上,不仅包括政府与村寨,更包括来自大学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工作机构;(2)在工作方式上,不仅通过增能来培训技能、投入资源,更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在互动中帮扶村民;(3)在实践成效上,这种新模式以合作为基础不仅能够动员政府与村寨、大学等社会机构,获得政策资源与技术资源,并对村民进行技术及管理培训而实现“增能”,更能在管理“合作”中引导村民养成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建立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打破贫困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排斥[11]。

   在《从个案救助到社区能力建设——从两个案例看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一文中,张和清从17年的扶贫经验出发,提出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从个案到社区的专业化减贫模式,强调减贫主体是社区民众及其自身的能力建设,体现以社区为本的理念。杨发祥则在“汶川大同”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农村社区灾后重建与生计发展的“整合性脱贫”介入模式,强调在评估和项目共识的基础上,组建互助小组,提升村民互助合作能力,从“鼓励村民参与,提升村民自觉发展能力”作为介入路径,注重成效评估和服务扩展。

   综合来看,囿于实践的相对滞后,已有研究大多是从政策入手的宏观分析和理论分析,关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升又都集中在具体的社会工作介入,缺少社会工作介入与目前已有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对接的研究,而这恰恰是在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最大的本土国情和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和社会生态。从中央的政策和顶层设计到基层贫困社区和贫困家庭、个人的实务介入,不仅仅是政府购不购买服务和社工机构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社会工作整体嵌入已有精准扶贫体系和机制中的问题,如果这二者不能有机结合,那么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很难全面激发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方面的专业潜能。

  

   二、理论框架: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多重嵌入

  

   王思斌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一文中谈到,“专业社会工作从其恢复重建始,就落入传统社会服务模式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之中,而且至今这种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可以说,专业社会工作是嵌入原来的社会服务领域之中并谋求发展的。嵌入性是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特征”[12]。作为一项源自西方的社会事业,“嵌入”一词非常形象地表达和界定了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以来的重要的生态位和生长境遇。在笔者看来,这种嵌入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民政以及相关福利和公共服务系统的“此消彼长”,也不仅仅是“深度嵌入”还是“浅层嵌入”的问题,而是必须按照本土的国家治理逻辑,将宏观的国家顶层设计、中观的服务购买和微观的社会工作服务情境考虑在内。在这里,笔者以精准扶贫为线索,尝试梳理本土社会工作的“多重嵌入”的实践路径,建立一种理论分析的本土框架。

   (一)“顶层嵌入”:社会工作嵌入国家治理理念和顶层设计

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是政府主导的,而这种主导的作用必将持续发挥作用。从1987年“马甸会议”决定恢复重建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10年将社会工作人才纳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2年中组部等十八部委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再具体到2017年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社会工作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专业支持之一并被纳入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略中,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意见》指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为贫困群众提供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关系调适、能力提升等社会服务的新兴力量,在帮助贫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自我脱贫信心、拓宽致富路径、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一界定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及其界定非常科学和本土化。和民政工作一样,长期以来传统的国家治理在应对脱贫攻坚方面被认为存在着“先天不足”,比如顾东辉认为:“党政主导有其积极功能和不足之处。党政主导有利于集中资源办大事,这在重大急难事件应对时尤其明显;但是,这种模式长于物质问题应对,较难解决非物质层面的问题(如个人心态),较难激发工作对象的过程提升,注重表象甚于原因会导致问题内隐化。”[13]在治理层面,传统行政主导的工作模式在应对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的社会服务需求时,往往会陷入“政府失灵”的陷阱。而之所以党和政府提出“精准扶贫”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脱贫攻坚重物质,忽视精神文化、社会心理和个体化需求的反思基础上的,但目前精准扶贫的开展,仍然存在着传统行政工作模式弊端,需要政府之外的功能主体进行“补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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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甘肃社会科学》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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