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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智琪:互联网时代的民主重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9-03-03 00:16:00
作者: 聂智琪  

   内容提要: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民主的影响日益凸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协商民主的视角探讨互联网时代的民主重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对网络民主的既有构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论证了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网络民主的重要价值,继而在检视网络协商的相关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就“网络协商的具体评价指标”、“不同的网络技术制度的影响”、“多元化的网络民主规范与协商民主的限度”等三个关键问题予以了深入阐述,以期为推进中国的网络协商研究及实践提供借鉴。

   关 键 词:互联网  网络民主  协商民主

  

   一、引言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伊始,全球民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代。从2010年底由突尼斯率先发动的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到2011年席卷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占领运动,再到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短短6年里发生的事件让很多人都始料未及。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及其随后的曲折反复还只是历史上民主化历程的再次演绎,那么发生在被视为民主典范国家的一系列令人侧目的事件,对民主本身的冲击可能更为深远,这也因此激发了学术界的种种解释。就目前而言,这些解释主要是基于对民粹主义、全球化、移民以及宗教等问题的剖析,进而追溯其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化。不过遗憾的是,在这些分析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响并未受到充分的关注。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同一时期全球互联网的相关数据,会发现这些年恰巧也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跨入千禧年的时候,全世界只有7%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仅仅在2010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达到了近20亿,2016年则进一步增长为46%,达到34.2亿。而在发达国家,互联网的普及率显然更高。例如在2000年,其网民比例是31%,2010年则达到了67%,2016年更是涨到了81%。①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应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民主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遗憾的是,正如技术媒介专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指出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关注媒介技术所传达的信息内容,而不是媒介技术本身。而对于传统的民主理论而言,对技术的忽视或许更为严重。例如,就当下备受热议的特朗普现象而言,至今让民主理论界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为何会产生一个如此另类的总统?以福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背后折射出美国民主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但问题是,这种极化和分裂又来自何处?除了政治、经济等结构上的原因,是否与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发展有关?桑斯坦(Cass R.Sunstein)早在2001年就提出警告:相较于更能包容差异和呈现分歧的传统公共空间,互联网在赋予民众更多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可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封闭和对立。这是因为,网络让人们能够自主选择信息,从而过滤掉自己不喜欢的事实和观点,这使得对于民主至为重要的相互包容和理解变得越来越难。②

   当然,网络对民主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负面的。在乐观派看来,特朗普现象恰恰证明了网络在促进民主上的巨大潜能。特朗普的当选被他们视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胜利,而这一庞大群体此前的沉默,既是因为“政治正确”的长期压制,又与传统大众传媒的精英特征和单向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关。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可以自由地表达诉求,并通过相互合作重塑政治议题和公共舆论。

   特朗普现象到底是证明了互联网对民主的侵蚀还是促进,这里暂且不予置评,上述论辩至少提醒我们应关注互联网时代的民主境遇问题。例如,互联网时代终将诞生出何种形态的民主模式?抑或是,我们应该致力于追求什么样的网络民主,又该为此诉诸于怎样的制度和实践?而在中国的语境下,鉴于当下网络的娱乐化和碎片化倾向对于民主治理可能造成的威胁与挑战,汉语学界同样需要对这些问题予以迫切反思。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反思传统的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关于网络民主的不同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引入协商民主的视角来重构互联网时代的民主,进而对网络协商的既有实践及相关研究予以初步的勾勒和检视,并着重就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展开论述,以期为中国网络民主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借鉴。

  

   二、协商版本的网络民主:辩护与争议

  

   虽然自网络在20世纪诞生以来就有人不断提出关于未来赛博民主、虚拟民主抑或是网络民主的构想,但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在与线下民主相区别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一话题,似乎大家都共享一种网络民主的想象。但事实上,正如人们对民主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网络民主其实也有不同的版本。如果我们仅依据传统的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二分法,则网络民主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在直接民主论者看来,网络给政治参与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因此网络民主的最终理想是通过诸如电子投票的计划复兴古代的雅典民主。不过在代议制民主论者看来,这种直接民主的网络实验若走向对代议制的全面替代,难免重蹈古典民主乱局的悲剧,因此他们主张推行类似于电子政府的计划,通过网络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连接平台。一些国家甚至启动了电子请愿计划,公众可以据此直接向议员及相关政府部门表达诉求。应该承认,相较于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电子政府的计划确实有助于拓展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正如诺里斯(Pippa Norris)、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等学者所指出的,电子政府在本质上依然是保守的,因为政府仍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布信息和收集网民的意见,其主旨并非提升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与能力,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民众之间类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单向关系。③

   正是基于此,超越传统的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二分法的协商民主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事实上,在近些年有关网络与民主的关系的探讨中,协商民主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概念之一。④在协商民主理论看来,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看似截然对立,其实都是将焦点置于行使权力的主体(大众抑或精英)身上,且共享一种聚合式的民主观,即认为民主的核心仅在于对既定偏好的聚合加总,而非就偏好和政策本身展开理性的沟通与论辩。

   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理性商谈之后的共识不易达成,因此实际的民主运作仍然要面临加总偏好的决策情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聚合式民主的核心机制的投票依然不可取代,民主意志的最终形成也仍旧要诉诸议会等正式的宪制机构。不过就本文的主旨而言,网络因其去中心化和开放性等特征而更适合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没有决策负担的公共领域,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不受限制的非正式化的交往和商谈产生公共舆论,进而对建制化机构的决策提供导向。因此,如果说以协商民主重构正式的决策领域显得过于理想化的话,那么网络似乎是践行协商民主的理想场域。

   可见,以协商民主重构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有其切实的规范理据。不过,即使在规范上承认协商民主之于网络的价值,关于现实中的网络是否能够实现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理想言谈情境”,在协商民主的阵营内部依然存有争议。以哈贝马斯和桑斯坦为代表的协商民主论者就对此持怀疑态度。例如,哈贝马斯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网络的使用既扩大了交往的环境,也让令碎片化。网络对于威权体制下的精神生活确有颠覆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这种不那么正式的、水平的沟通和连接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成就。网络让匿名、分散的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被选中的主题和信息,允许公民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关注类似的经过过滤的问题和新闻片段。我们因为网络带来的平等主义的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对那些未曾编辑的材料的去中心化的接受。在网络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建构焦点的权力。”⑤

   如果说哈贝马斯关心的是网络的碎片化对民主的冲击,桑斯坦则更多地强调了网络可能导致的心灵封闭所带来的挑战。在他看来,协商民主的核心即在于鼓励持不同观点的人开放心胸,以包容差异和相互理解的心态进行说理以谋求共识,而网络恰恰可能导致相似心灵的人的聚集和群体的极化。

   与这种怀疑论的态度不同,其他一些协商民主的支持者则认为上述担忧未免言过其实,甚至有观点认为协商民主的理想只有借助网络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协商民主最为人诟病之处或许就在于其过于理想化的情境预设,例如,排除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介入,主张凡受决策影响的人都应该参与决策,等等。但是,网络的匿名性以及超越时空限制的便利沟通方式恰有助于协商民主突破这些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甚至被认为先天就具有协商民主的特质。

   应当承认,上述两种关于网络与协商民主关系的争论很有启发性。但问题在于,这种争论看似针锋相对,其实都只是触及到网络的不同面相。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辩往往流于抽象的论证和推演,缺乏更为具体的分析和经验的验证。这或许与协商民主起初带有强烈规范色彩的理论特征有关,但这显然遮蔽了对很多关键问题的探讨。例如,现实中的网络协商实践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将协商民主的理念转化为可资操作的测量指标以评估网络协商的实际效果?此外,争论双方对网络其实都抱持一种同质化的想象,未注意到不同的网络技术及相关制度对协商民主的可能影响。而即使在规范层面上,就网络民主的建构而言,协商民主是否就是唯一可欲的民主规范?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论述。

  

   三、网络协商的实践:历史与发展

  

   虽然协商民主是1990年代以来才逐渐兴起的民主理论思潮,但是早在1970年代末期,社会学家希尔兹(Starr Roxanne Hiltz)和信息科学家图洛夫(Murray Turoff)就开创性地尝试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线上协商的实验,并将其与线下的面对面协商进行比较。到了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率先启动了带有网络协商色彩的电子民主计划。该计划通过设立以邮件为基础的“明尼苏达—政治”(MN-POLITICS)公共论坛,让公众直接就州选举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与协商。之后,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勃兴,尤其是借助于不断创新的互联网技术,如邮件、新闻群组、博客、电子论坛、聊天室、社交媒体和维基等,各种形式的网络协商相继出现。其中,既有基层的网络协商,也有全国性层面的空间论坛;既有官方机构设立的网络协商平台,也有新闻媒体开设的在线讨论平台,以及NGO推动的网络协商民意测验等。

   此外,在协商议题的选择上,网络协商所包含的范围也日益广泛,从一般性的公共政策扩展到诸如转型正义、甚至宪法起草等非常规的议题。例如,1998年因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在伦敦被捕,智利的《第三日报》(La Tercera)专门设立网络论坛,让全世界的智利人就这一事件以及军人政权的遗产问题展开讨论。参与者在网上形成的公共舆论以及对过去的集体记忆,成为日后更广泛的智利和解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在2011年至2012年,作为世界上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冰岛更是创造性地进行了全球政治史上首次网络制宪实验。冰岛制宪委员会将与制宪相关的文件悉数公布于网上,并且通过脸书、推特、YouTube等网络平台征求民众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2012年10月,在网络协商基础上形成的宪法草案被全民公决通过。虽然该草案最后因种种原因没有成为冰岛的新宪法,但此次网络制宪的实验无疑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协商民主探索。

全球各种形式的网络协商实践正不断涌现,这也促使协商民主理论进一步转向经验研究。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网络协商的研究文献日见增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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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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