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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昊亮:媒体融合下新闻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更新时间:2019-03-01 00:38:48
作者: 孙昊亮  
[30]然而,无论什么样的观点或判例,都无法呈现一个“绝对的独创性标准”问题。1903年,美国的Bleistein案中,法官确定“独立完成”作为独创性的判断标准,认为一件作品如果是由作者独立完成的就具有独创性。[31]这是一个非常低而且模糊的标准。在1991年,美国的Feist案中,美国法院认为作品必须在收集、协调、编排方面有“一点点的创造性”,才能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32]该案否认了之前美国一些法院遵循的“额头上的汗水”原则或“辛勤收集”原则,确定了“少量创造性”的标准。大陆法系中,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著作是人格的精神的创作。可见从立法角度来讲,德国法中对于作品是要求有创作高度的。然而,在实际判例中,德国又总结出了“小铜币”理论,也就是只要求适度的创作水准。“小铜币”理论的目的在于:对于不同作品的创作高度采取不同程度的要求,文学、科学作品要求较高的创作高度,而电脑程序等则适用“小铜币”理论,即适当的创作高度。[33]由此可见,随着科技的发展,作品的类型越来越多,从著作权诞生之初的以文字作品特别是以文艺作品为主,到了现代摄影作品、视听作品、汇编作品等层出不穷,固守“创作高度”的标准显然不合时宜。对此,有人提出对数据库作品的独创性判断应回到原来的“辛勤收集原则”。[34]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在《欧盟指令》中得到了确认。

   在临摹、照片、选集、数据库都可以轻易地获得著作权保护的今天,新闻作品却未能获得同样的待遇。“金报电子音像出版中心诉北方国联信息技术公司案”中长达234个字的一段报道,[35]一个由十余台摄像机、数十人的转播团队所进行的体育赛事直播,竟然无法被认定为作品,实在是令人不解。这显然与其他领域中对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标准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对诸多国家的著作权制度“博采众长”,造成了条文之间的逻辑矛盾有关,[36]也是著作权制度忽视新闻业者在传递“事实信息”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选择”“编排”“取舍”等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新闻本身就是对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准确呈现,但这种呈现并非自动的、非人为的、无主观性的呈现,创作者必须简捷、准确地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包括了对事实的“选择”“编排”“取舍”,必须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完成,这也是新闻成为一个专业,记者成为一份职业,并且记者属于脑力劳动者而非体力劳动者的原因所在。

   此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新闻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投入十分巨大,如果不能获得相应的保护就无法形成利益链条,新闻产业的发展就有可能受到阻碍。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必须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独创性。通过著作权制度保护新闻是最适合的新闻保护模式,这不仅仅是媒体和媒体人的利益需求,也是作为新闻消费者的所有社会公众的利益需求。因此,新闻作品作为一类特殊的以传递事实为主要目的的作品,除了属于“唯一表达”明显不具有独创性,因缺乏“个性”而无法确定为作者所创作的新闻以外,其他所有类型的新闻均应当认定为作品,与其他作品独创性的认定适用同一标准。

   从立法角度而言,笔者建议删除现行《著作权法》第5条中有关“时事新闻”不适用于本法保护的条款,避免在法律条文上引发不必要的误解。“时事新闻”是不是作品仅根据对“独创性”的判断就可以作出了,没有必要对“时事新闻”专门进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新闻是否具有独创性时,应当和照片、广告语、数据库等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新闻含有对事实的表述就片面地提高独创性的认定标准。

  

   三、新闻作品的时效性与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

  

   (一)新闻作品的时效性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在确立大多数新闻属于作品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对于新闻作品是不是应当基于其时效性而有所限制。自新闻传播出现之日起,时效性就是衡量新闻价值的一个决定性标尺。[37]新闻追求“第一时间”,随着新闻产业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新闻媒体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闻时效的争夺。[38]新闻的时效性导致了它们的价值只在短期内存在,这一点在传统媒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份日报隔天就会被扔到废纸堆中。而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基于对事实了解的需求,有权利了解最新发生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加方便快捷的传播新闻作品,限制新闻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法定许可制度就诞生了。

   (二)新闻作品法定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

   为了方便新闻作品的传播,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报刊的法定许可制度。[39]因新闻的时效性而对作品的著作权作出限制,符合保护公共利益的原则。然而,《著作权法》的规定从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将新闻作品的时效性等同于媒体的时效性而进行权利限制。从传统媒体的角度而言,一般情况下新闻作品都通过报刊、广播电台或者电视台传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二、三类媒体,然而这些传统媒体却不必然传播的是新闻作品,这就造成了对新闻以外其他作品作者的不公。比如,一本期刊上可能连载小说,而小说不具有新闻作品的时效性,如果其他期刊也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连载该小说,则显然于法无据、于理不公。况且,所谓的支付报酬权其实也很难实现。[40]以媒体时效性进行权利限制,导致了新闻以外的其他原创作品匮乏,出现了大量依靠转载生存的报刊。在我国的报刊市场,《读者》等以转载他人作品为运作模式的文摘类期刊连续14年领跑中国期刊市场,诸多报刊纷纷仿效文摘类刊物辟出专栏和版面专门用于文摘,踩在转载首发原创作品媒体肩膀上发展的“寄生”行为越来越受到青睐和推崇。[41]这使得报刊缺乏了原创的动力,原创报刊生存艰难。报刊所登载的有新闻作品,也有其他作品,如果报刊登载的是一篇散文或小说,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关涉公共利益,不应纳入法定许可。

   此外,随着传统媒体的网络化,以媒体时效性进行权利限制的弊端更加显现,我国《著作权法》第33条关于“报刊转载报刊”的法定许可中并未规定可以适用于网络,国家版权局2015年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国版办发[2015]3号》中规定:“报刊单位与互联网媒体、互联网媒体之间相互转载已经发表的作品,不适用《著作权法》第33条法定许可的规定,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在传统媒体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开辟网络新媒体传播模式的情况下,一则新闻作品很可能同时出现在报刊等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上,这个时候网络不允许适用《著作权法》第33条的规定事实上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主张“祛除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规则”,“取消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42]也有学者认为,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初衷是“促进作品的传播、方便读者,并能让著作权人从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43]在笔者看来,是否废除报刊转载法定许可,主要应当从其立法初衷分析。如果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立法初衷仅仅是为了促进作品传播的话,为什么图书被排除在该条款之外呢?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立法初衷不是促进作品的传播,而是促进新闻作品的传播,因为新闻作品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征得许可显然会降低新闻作品传播的速度,影响社会公众获知事实权利的实现。

   (三)新闻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

   首先,我国应当改变将新闻作品的时效性等同于媒体的时效性而进行权利限制的立法模式,还原问题的本来面目,方便新闻作品传播的同时保护媒体的权利。在这方面,意大利的立法值得借鉴。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01条规定:“在注明出版和不违背新闻业公正惯例的前提下,可以复制新闻报道。”我国《著作权法》第33条应当专门针对新闻作品而不是所有报刊上的作品,否则不利于原创作品的诞生也不利于报刊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我国《著作权法》第33条关于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中应当增设新闻作品的延迟转载制度,以利于媒体融合下新闻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在美国,必须给原始获得新闻者20小时的优先传播权。[44]在意大利,新闻延迟转载的时限是16个小时。传统媒体中不需要延迟转载的规定,因为传统媒体具有“天然”的延迟转载。一份报纸或者期刊想要盗版他人的新闻作品,必须在他人的报刊出版发行之后,通过复制、编排、制版、印刷等一系列的过程才能投入市场,这个过程最短也要24小时。因此,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没有必要作出延迟转载的规定。然而,在网络环境媒体融合下,链接、转码、推送都是以毫秒级的速度在进行,一个新闻作品在网络上传之后,立刻就会被复制,这将严重侵犯新闻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特别是时效性极强的新闻作品,如果没有了延迟转载就会大大影响首发媒体的利益。因此,在传统媒体时代,我国《著作权法》第33条所规定的报刊转载报刊的法定许可没有延迟转载的规定是合理的,但在现今媒体融合的时代,必须根据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延迟转载的规定。

   此外,如何在法定许可制度中注重保护媒体的利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的邻接权制度中规定了出版者权、广播电视组织者权等权利,这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媒体的利益。然而,随着媒体的融合发展,新闻作品的传播速度越来越迅速,公众浏览新闻作品越来越便捷,同一媒体平台上的新闻作品来源越来越复杂,这导致了媒体必须要有“注明出处权”,否则难以保护媒体的权利,毕竟在新闻领域谁报道了这则新闻往往比如何报道这则新闻更重要,因为新闻的价值主要在于传播信息,而不是完美的表达。传统上只注重保护作者而忽视媒体保护的做法,不利于对新闻作品著作权的保护,也不利于媒体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将我国《著作权法》第33条修改为:“新闻报道发布24小时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单位或个人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注明出处并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这一修改使法定许可专门针对新闻报道,而不是扩充到任意作品,增加了时间限制和注明出处的规定,使法定许可适用于网络环境的同时,保护了首发媒体的权利。

  

   四、新闻作品的公益性与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是公民言论自由实现的主要路径,也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主要渠道,表现出强烈的公益性,因此新闻作品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被合理使用。

   (一)新闻作品是言论自由实现的主要路径

宪法赋予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当然包括公民为“发表言论”的目的创作新闻作品,同时也包括公民为“发表言论”而对他人新闻作品的使用。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在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日本宪法第21条中都有规定。我国《宪法》第35条也规定了言论自由。马克思曾指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45]可以说,言论自由和著作权都是公民的重要权利,但言论自由是先于著作权的人权,应当优先得到保护。事实上,世界各国的著作权制度中也基于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对著作权进行了限制。比如,英国著作权法第30条规定:“为批评或评论该作品本身或另一作品或作品之表演的目的,而对该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的,只要附有充分声明且该作品已向公众提供的,不构成版权之侵犯。”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规定:“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包括用于课堂的多件复制品)、学术或研究之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包括制作复制品、录音制品或以该条规定的其他方法使用作品,系合理使用,不视为侵犯版权的行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2-5规定:“作品发表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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