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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协峰:重塑亚洲观念: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

更新时间:2019-03-01 00:28:03
作者: 耿协峰  

   内容提要:新地区主义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度形成热潮,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然而其理论和实践前景也颇受质疑,甚至有人提出“衰落”之说。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研究热的兴起,重新认识“亚洲观念”已是迫切之需。本文借鉴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成果,提出重塑亚洲观念的学术命题,希望对中国视角下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有所促动。概言之,新地区主义对亚洲观念的历史性塑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利益聚合和整合的发动机,地区权力分布和演化的平衡器,构建地区认同意识和地区共同体观念之光的灯塔。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后,亚洲观念面临新的反思和重塑。未来的亚洲将始终是一个多元和多样化的亚洲,不会形成一个“单一的亚洲”。亚洲观念并不构成任何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而是深刻反映着亚洲地区的结构性权力变动和互动。地区共同体建设作为亚洲观念的核心,将建立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亚洲观念的重塑主要是一个学术命题,应当纳入全球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领域加以深入研究。

   关 键 词:新地区主义  亚洲观念  地区共同体  合作均衡  全球化  一带一路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围绕亚洲(或东亚、亚太)地区合作与一体化问题逐渐出现了一股“新地区主义研究热”。①不仅如此,关于亚洲新地区主义的学术讨论,同时渗入有关“国际关系宏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学术话语权”、“中国崛起”、“国际制度”、“国际秩序”、“权力转移”、“全球治理”等中国国际关系学主流话语的话题当中,成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有学者所言,“地区主义并非一个全新的现象,但它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话语。”②王逸舟在总结中国国际关系学1995-2005年的发展“故事”时曾经指出,“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和中国政府随即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新安全观’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关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著述才迅猛增长,成为一支新近崛起的‘偏军’”,尽管还算不上“主力兵团”。③也就在2005年9月,笔者曾撰写过一篇名为《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的文章,当时的写作动机主要是为新地区主义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煽风点火”,期待它能够尽早摆脱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边缘化的地位,并就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而“最需要做的学术工作”提出了四点倡议。④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明显升温,不过随着2012年有学者高声宣布“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⑤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热度又明显减退,有学者提出以地缘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地区主义“正在走向失败的边缘”,⑥还有研究者探讨了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和“停滞”的问题。⑦

   也正是在这二十多年间,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地区主义浪潮的冲击,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伴随着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疑惧,逐步转向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地区化的科学认识。在此转向进程中,中国陆续加入或发起了各种层次和性质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论坛,如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对话伙伴会议(ASEAN-PLUS)、东盟地区论坛(ARF)、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东亚峰会(EAS)、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亚欧会议、博鳌亚洲论坛、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等。2013年之后,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重大举措的出台,学界又掀起了“一带一路”研究热。“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既有反思也有创新,然而迄今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释而少有观念和理论创新,对于新地区主义研究尚难有大的推动。

   对于这场新地区主义研究热,主要是关于亚洲地区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界已有学者做过阶段性的学术述评。⑧因此,本文拟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围绕如何重塑亚洲观念、开展中国视角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提出若干更加具体的思考和建议,以引起更多相关的理论探讨。

  

   一、亚洲观念:一个矛盾统一的复合体

  

   鉴于当下国际关系学界对新地区主义尚未有一致认识,对亚洲观念存在广泛质疑,对亚洲地区主义的走向充满悲观情绪,笔者在此先尝试廓清一下“亚洲观念”本身的内涵。

   国际研究专家、康奈尔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研究“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按照人类学的诠释方法,把“民族”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从而将其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⑨参照他的方法,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国际关系研究中时常讨论的“地区”⑩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空间,把“欧洲”定义为一个“想象的欧洲”,把“亚洲”定义为一个“想象的亚洲”。之所以借用“想象”来定义“地区”,无非是要从观念史角度来厘清人们对地区的认识,这对于推动诸如“亚洲观念”的理论化和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近百年的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地区”观念并不十分清晰,经常被“国家”、“主权”、“民族”和“全球化”等更有影响力的观念所遮蔽和改变,而在更久远的人类思想史上,“地区”的观念却根深蒂固。(11)古时中国人通常“只知有天下,不知有世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明中心地区在徐徐演化,尤其是从15世纪至18世纪,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激发的观念革命的支撑下,一个“自信”的欧洲地区早已兴起,“欧洲观念”得以成型并向全世界扩展开来。“欧洲观念”交织着两种含义,并塑造出一个双面的“欧洲”:一面是有着自己“同一性”的欧洲,另一面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这样的“欧洲”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矛盾统一的地区。(12)这种“欧洲观念”在形成和扩散过程中,同时又切分出一个只有“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近代或现代世界,恰如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中只有“中国”和“中国之外”一样。然而,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其“民族主义”,而往往忽略了“欧洲主义”。这种“欧洲主义”不是我们学界常常设法摆脱的“欧洲中心主义”,而是欧洲地区主义。诚然,一个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基础上的欧洲地区,把民族主义推向全球,塑造了一个由近200个民族国家构成的当今世界,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论曾经持有何种信仰、何种语言、何种文化,均向往或皈依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它也向世界呈现了“欧洲主义”或者“欧洲地区主义”,它不同于当今学界议论纷纷的新老地区主义,却正是这些新老地区主义的观念起源。且不论五百年全球史,单看一下整个20世纪这一百年间,我们分明看到,欧洲观念的全球扩张,在打碎其他文明地区人们的传统政治共同体观念的同时,塑造了两种全新的政治共同体观念——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和地区共同体观念。20世纪中后期欧洲联合的强化和加速,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之外世界各个地区的地区观念,推动形成了新一波地区主义浪潮,也即当今国际研究学界所抱持的“新地区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区构成的世界”(13)上。

   笔者曾对众说纷纭的“地区”概念做过梳理,指出人们大多“把地区当作一种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越来越多地把地区作为思维活动的另一种特定空间来看待”,“地区越来越远离作为‘地理区域’的原始含义,而更多地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次体系或者社会科学分析的次体系而存在”。(14)也就是说,“地区”多被界定为具有一定规模(大于民族国家而小于全球社会)的社会生活空间,强调其物质性的实体含义,而没有明确其精神上的观念内涵。其实,地区也是一种“文化人造物”。借鉴思想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另辟蹊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亚洲观念”这个更具思想内涵的地区概念。

   从字面上看,“亚洲观念”并非“亚洲的观念”,而应该是“观念中的亚洲”,也就是“想象的亚洲”或“亚洲想象”。(15)在此“亚洲观念”是指在亚洲历史上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至今的一种地区共同体观念,它包含地理上的共同区位观念、文化上的共同价值观念、经济上的共存共荣观念和政治上的命运与共观念。与“欧洲观念”颇为相似的是,它也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观念复合体,有着多样、多元和统一、同一的两张面孔。多样或多元的“亚洲观念”是指,亚洲是世界上一个拥有多个不同政治单元的文明地区,这些政治单元在今天主要就是众多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统一或同一的“亚洲观念”则是指在这种多样或多元之中,亚洲又共享某种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有着不同内涵、但始终延续下来的同一性,这在今天则基本上表现为我们研究新地区主义时所称的“地区性”或“地区认同”。不论褒贬,“亚洲观念”多样或多元的一面世所公认,而其统一或同一的一面往往成为问题的根源,不断受到质疑和追问。

   对于“亚洲观念”的质疑首先来自西方,而当前一些亚洲的(包括中国的)思想史学者也总是喜欢追问:“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谈亚洲,如何谈亚洲?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16)何谓“东亚”?(17)如何诠释一个整体性的亚洲概念?(18)在中国有亚洲吗?(19)谁认同“亚洲”?(20)等等。这些追问及其学术探索,无疑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于一个统一的“亚洲观念”的理解和共识,但也反映出目前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

   国际关系学者受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影响更大些,对于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亚洲”(或“东亚”、“亚太”)概念本身并不持多大怀疑,也不过多追问其观念内涵,但普遍都对“亚洲”作为一个统一或同一的地区概念抱有深刻怀疑,总是认为“亚洲”的地理范围太大,内部人口、民族、宗教、文化等太复杂,其多样性远超其统一性,甚至几乎不承认其统一性。即便是作为缩小版的亚洲,“东亚”内部的差异性仍然太大,扩大版的“亚太”更是地域辽阔、过于宽泛和复杂。

   的确,怎么描述“亚洲观念”的多样性都不为过: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宗教文化多元、经济水平不一、社会政治制度多样……这是亚洲多彩斑斓的一面。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当今亚洲是一个由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构成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亚洲。作为民族主义的亚洲,它早已令世界刮目相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就开始惊呼“亚洲的崛起”,90年代世界进一步见证了“东亚奇迹”和“东亚复兴”。但在思想史研究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崛起于地球东方的同时,它在观念上仍然只是欧洲的映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欧洲在东亚地区的投影,正如有论者所言,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认定的“亚洲”是以欧洲为反题的。(21)早在亚洲崛起之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在一个国际场合提到“亚洲的苦恼”,认为这是当时亚洲人的主要共同观念。而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摆脱欧洲的殖民和帝国统治纷纷独立。民族主义的亚洲首先在政治上崛起,这是当代亚洲观念的起源,也是某些国际问题研究者把20世纪50—60年代的“亚洲地区主义”描述为“放大的民族主义”(22)的历史根源。

进而,如果打开亚洲观念的另一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亚洲,也就是地区主义的亚洲。地区主义的亚洲不只是民族主义亚洲的扩大版,而是蕴含着新的追求。这种新追求一方面源于欧洲地区主义观念的外部启发,另一方面也源于亚洲内部的自发要求。这种新追求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以东盟的成立为标志,而到了80年代末,随着世界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集团化趋势的推动下,亚洲地区主义演变成了寻求地区经济自主性的新地区主义,从此,亚洲观念就具有了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两张面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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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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