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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

更新时间:2019-03-01 00:08:06
作者: 张桂林  

   一、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之后,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讨热点。相应地,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成为了政治学研究者思考的重点。笔者认为,在实践的层面上,这三种体系的建构同等重要,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但是在逻辑层面上,话语作为表达思想、传达知识的媒介,其体系建构相较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学界的特殊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①

   第一,就话语体系对学科体系的关系而言,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标识,直接反映着学科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状态。一般认为,学科是集中知识的平台,一类相关的知识汇聚在一个平台之上便形成了特定的学科。所谓学科体系就是相关的知识通过合理布局、发散整合而成的总体框架和有机系统。在这个框架内,按照知识的从属,可以纵向划分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乃至更细。按照知识的性质,可以横向划分为基础学科、主体学科、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等等。在学科体系的框架内,凡是与知识的创新、传授、记载和传播等有关的活动我们都把它叫做学科建设。比如,知识的创新包括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知识的传授包括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知识的记载和传播包括教材建设和其它形式的著书立说等。所有这些构成了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从对学科、学科体系和学科建设的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它对于话语和话语体系的严重依存性:其一,作为表达思想、传达知识的工具,特定的话语是特定的学科设立和存在的基础,没有自己特定话语的学科是没有存在必要的伪学科。其二,不同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使不同的知识门类区分开来,彰显着不同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三,话语体系标志着学科发展的状况,话语体系越是系统、合理、科学,在实践上越是有解释力、预测力,学科便越成熟;话语体系越是具有跨文化的可交流性,学科便越强大。反之则昭示着学科的稚嫩、弱势和需要发展的空间。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学科建设就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学科建设的过程就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话语没有特色,学科难言价值;话语体系没有形成,学科体系难言影响。因而,话语体系建构应该成为学科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和主要目标。

   第二,就话语体系对学术体系的关系而言,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外化,它体现着和决定着学术的创新性、科学性与合理性。一般认为,广义的学术体系包括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学术方法、学术范式、学术环境、学术评价和学术风气等诸多要素,它们共同形成了各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支撑。然而,如果我们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即把学术活动视为学术研究者个体的行为担当、从学术研究者个体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学术体系就是研究者关于其研究对象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的论证体系。这一体系以问题为始、以逻辑为脉、以事实为据、以创新为魂。可以说,学术活动是特定学科话语的活动,是特定学科话语的组织、再构、推演和创新的行为,学术研究者无论从事任何一种问题的研究,都应该注重话语的学术性、有效性、特色性,都应该立足于话语的创新,努力通过个体的话语创新推动学术的提升和学科的发展。

   从学科、学术和话语三个体系的建构着眼,回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改革开放迄今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特点是更多地重视学科框架体系的搭建、新学科平台的推出和学术成果量的产出,而无意于或无力于学术话语创新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以致形成了当下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即很多学科已经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备的总体框架和知识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和学术研究成果,但是远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创新的滞后,很多学科的学术分量、实践价值、社会影响,尤其是国际话语权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学科的发展状况最有说服力。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毫无争议的最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本土化学科,虽然学科发展的历史只有十几年,但是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丰富的学术成果。遗憾的是,这一学科迄今在国际交流中,还没有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和占据理论的制高点,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载体。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天生就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但还没有形成话语的中国气派,还不是一个强势的学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该学科的一些研究者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由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建构起具有解释力和预判力的本土化的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在三个体系的建构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表达位序上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在后,但在逻辑位序上一定在上,在实践位序上一定为重。我们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等基本判断,在理解的基础上尤其“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②,提升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自觉意识,为做强、做大、做特政治学学科而努力。

  

   二、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努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深化,中国政治学研究经历了由重建、引介、学习向自立、开拓、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学人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分析范式对中国特定的政治现象不具备完全的解释力,一直在尝试着创新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学科话语。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话语创新的过程。政治学学科取得的进步集中体现在建构本土话语的成效中。大致而言,3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人本土话语创新的努力及其成果可分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民主话语的更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告别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议民主有何差别,如何定位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发展历程,是政治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政治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学者以通俗易懂却又直指根本的方式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此来对民主进行基本的定位。而且,“民主是个好东西”在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是以“增量民主”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话语不仅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普遍性,而且充满现实感地指出了民主在中国的现实性,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即否定以静态的西方民主数百年发展成果之横断面来评判动态的中国民主发展之历程,民主的发展必须吻合中国的国情民情,必须重视中国政治发展当下的点滴进步。

   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民主的又一重要话题。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党内民主一定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党内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地位、步调和作用,政治学界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话语和理论。这套话语对深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的认识、深化人们对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认识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党史党建的传统理论,而且孕育着对现代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基本理论进行改造的可能。

   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话语的又一重要体现。它本身源自西方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等人的政治哲学建构和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ll)的参与式民主,以及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强势民主对代议民主的政治反思,但中国的一些政治学者自觉地使其逐步脱离了西方语境而成为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民主实践形态。协商民主不再是代议民主的补充,而是贯穿民主各环节、各层次、各领域的实践要求。协商民主的话语大大拓宽了民主的实践内涵,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

   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话语的又一开拓性展现。随着一些学者基层民主研究的深入,利用社会学方法、实证科学方法研究基层民主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基层民主话语的兴盛使得中国政治学界得以理解和重视民主的微观层面、事实层面和操作层面,对既往民主研究重视宏观、价值、制度的格局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也构成了有益的补充,使得中国民主研究“接地气”,更全面、更踏实、更稳健。

   第二,国家话语的转变。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被定位成阶级统治的工具。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大幅增加。这就需要政治学界提出对国家的新解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国家能力的理论,并对强大的中国予以评估。此后又有学者译介了治理理论,并推动了相关研究。最终,两种理论汇合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话语。它既包含了治理理论中将国家作为参与治理的多种主体之一的地位,与其他主体之间更具亲和性、合作性,又强调国家自身的能力,尤其强调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话语更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内涵,使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融汇更多新理论、新思路、新做法、新力量,从而有效整合人类共有的政治智慧和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

   第三,体制话语的开拓。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当前政治体制的基本定位。中国政治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围绕着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对政治体制进行定位。但随着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深入,中国政治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学者以“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调试型威权主义”等话语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歪曲和误解。为了回应西方理论,中国政治学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了话语对抗。比如有学者提出的新权威主义,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必须重视历史智慧、发展市场经济、政治权威主导、强化社会纽带、力戒休克疗法。再比如有学者提出了压力型体制,对中国政治实际运作的逻辑予以详细的解说。体制话语的开拓表明中国政治学界有雄心也有能力综合政治学内的多种学科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形成一整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描述和释义,是中国政治学自主性提高的重要标志。它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不再完全是“接着讲”、“学着讲”,而是“讨论着讲”、“自主着讲”。

   第四,政府话语的生发。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并没有被当做单独的政治主体和机构予以对待,当时的主流话语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后,政府职能迅速转变,政府绩效显著提高,政府责任引人注目,因此政府也迅速成为政治学关注的话题。随着国家力倡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政府话语蓬勃生发,政治学界围绕着这两个话题展开了对政府的“再造”。政治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法学界和行政学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援,三个学科一起围绕着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运行规律、规范规则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使得政府作为政治主体、行政主体、法律主体的身份逐渐饱满。进而生发出大量新的议题,比如大部制改革、政府创新、公务员制度规范、政策科学化,等等。政府话语的生发对于政治学、行政学、法学交叉融合,为中国现代政府的发展和完善贡献自己的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在经历了重建、引介、学习的“初级阶段”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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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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