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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雷:资本如何影响民主

——政治经济关系的文献考察

更新时间:2019-02-28 23:52:48
作者: 郇雷  
他认为西方民主理论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论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即试图寻找走向民主以及使民主巩固的某种内在规律,似乎这些统计性和比较性的知识可以严格地应用到其他任何地方建造和改善民主制度。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永远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出生、发育和毁灭的。“不论民主以何种形式生存或发展,都取决于各种具体的不确定性:特定环境下不可预见的作用力、谨慎的计算、灵机一动的决定,还有就是永远也不要低估的、结果不可预料本身所产生的变幻无常的影响力。”(18)基恩的这种认识事实上正好应和了现代化理论所遭受的范式诘问,即现代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产物,是“关于特定选择得以发生的限制条件的研究”(19),忽视了历史情境、政治主体的选择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深切互动对于政治转型的影响。在民主化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在事后解释为什么某个政权‘不得不’垮台,却没有在事先这样预测——各种关于东欧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社会科学并不长于整理出深藏着的结构原因与促发条件。根据结构条件作出的解释在事后看是很让人满意的,在事前却是无用的”(20)。

   伴随着对于结构主义的民主转型范式的反思,现代化理论所隐含的基本结论——民主转型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变迁——也遭受质疑。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lippe Schmitter)将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引入到民主转型研究中,强调不同阶级精英基于多种情境所产生的行为互动过程对于转型结果的影响。他们借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民主的实现实际上是不同阶级在利益博弈基础上的妥协过程。“重要的是,在转型期间,不同阶级之间必须达成某种妥协,一方面向资产阶级保证他们的财产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威胁,另一方面向工人与其他受薪阶级保证他们对薪资与社会正义的要求终究会满足。”(21)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图罗·巴伦苏埃拉(Arturo Valenzuela)同样认为,经济结构的变迁并不构成民主制度形成的充分条件,决定民主是否稳定的关键在于政治精英能否在相互冲突中学会如何进行广泛的磋商以达成协定,以及构建宪政框架。(22)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的生成并不取决于资本所有者的阶级结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阶级博弈达到均衡的状态。

   从行为者中心范式出发,民主理论家提出了与现代化理论不一样的相关解释和基本结论。根据普热沃尔斯基的研究,二战之后资本主义民主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阶级妥协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坚固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压力,感觉到必须要让渡足够多的经济利益,这就为政府干预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追求分配公平的社会民主党也意识到保留生产工具的私有权,与资本家合作而不是完全抵制它,也有利于雇佣劳动者经济基础的扩大,因为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条件下,资本家的利润被预期为被保存、投资和转化为生产能力,并且有一部分是作为收益分配给其他群体。另外,资本主义危机对雇佣劳动也是一种威胁,因为经济危机的负担必然会落到劳动者身上。所以,普热沃尔斯基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与私人资本的基本妥协,是促进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前提条件。(23)

   不难发现,行动者中心范式的优势在于动态地展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相互调适的基本过程,从而打破了结构主义预设结论的范式局限性。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情境下,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达成妥协的能力和意愿存在明显差异,这就使得资本与民主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关系模式。对于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和世界战争的重大挫败之后,为着资本主义的复苏必须要借助社会民主的力量化解紧张的阶级关系。而社会民主也认识到,通过选举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一传统的阶级斗争策略已经在政治上行不通,而且还要承受严重经济后果,因此一种可选择的策略就是放弃全面抵制资本主义,通过支持资本主义民主来改善利益福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妥协并不是稳定的,达成这种妥协的条件是多种因素相互支持的结果。詹姆斯·奥康奈(James O'Connor)就指出,资本主义通过福利国家来化解工人阶级的不满,长期来看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状态,因为这种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难以克服国家财政危机的困扰,从而也无法消解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24)

   在后发展的转型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达成和解的条件被经验证明是奢侈的。阿塞莫格鲁等人运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则将民主政治的参与者简约地划分为两大阶级:一是资本权力的拥有者,即权贵阶层;二是与此相反的民众阶层,并以此建立了民主制度得以转型和维持的数理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权贵与民众围绕民主制度下潜在的利益偏好展开政治博弈,民主则直接取决于政治博弈的结果。(25)这些模型清楚地描绘了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根据阿塞莫格鲁等人的一般假设,民众对民主的偏好要比权贵对民主的偏好更加强烈,因为民主的多数决策规则赋予了民众通过平民主义策略改善福利的机会,而资本权贵则担心利益受到民主的再分配政治的剥夺。所以,在典型状态下,民众要求民主而资本权贵抵制民主。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与民主的关系是确定的,因为资本选择还是反对民主还取决于影响阶级政治博弈的多重因素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认为,在经济不平等程度非常严重的国家很难出现民主的转机,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力求缓解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公共政策都会损害权贵资本者的利益,这会导致权贵资本者寻求专制权力的庇护来阻止民主。因此,只有在经济不平等并不太严重的社会,底层群众要求民主的意愿能够确保权贵资本者接受时,权贵资本者才会选择与民主结盟,因为后者判断专制权力对其财产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再分配压力,而且民主制度作出了对于权贵资本者财产权保护的承诺。(26)彼得·罗森道夫(Peter Rosendorff)就发现,1994年后南非的民主化之所以成为现实,主要是由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得到缓解之后使得民主对于权贵的威胁下降,权贵才接受了民主制度。(27)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平等的社会更容易出现民主。在这种社会中,由于民众可以从生产性经济资源以及经济增长中获益,这就弥补了民众的再分配需求,使得权贵面临的民主政治的再分配压力降低,这时候非民主的政治能够在权贵和民众所共同承受的范围内维系下去。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28)也就是说,经济不平等与民主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在经济不平等非常严重和不严重的国家,权贵资本向社会民主的妥协可能性都很小,而在经济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权贵资本不得不对民众的再分配需求作出正式回应,而且在民主许诺了财产保护的预期下,权贵资本意识到与民主政治相适应才是最优选择。

   另一类观点认为,资本是否支持民主取决于资本的特定类型。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认为要素的流动性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关联,资本应对再分配压力的能力受到资本类型的限制。具体来说,当一个社会的资本类型以流动性差的资本(如土地、矿产、种植园等)为主时,资本将面临被课以重税的情况,这时资本将强烈反对民主而倾向于直接掌控国家。如果一个社会的主导资本类型流动性强,那么资本可以通过资本的外逃(capital flight)来抵制重税,并且迫使选民接受更低的税率,这时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掌控国家的成本要高于自己缴纳的税负,资本家对民主制的反抗继而消失。(29)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有助于民主制的实现。在这里,鲍什为“第一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这些国家民主制得以巩固的经济动因主要是源于工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对于土地资本的替代。而在那些依赖流动性差的资本类型的国家(如海湾国家),资本就会表现出与民主的对抗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使得资本自由选择市场的能力空前提高,贸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一国范围内(最终是世界范围内)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外向性程度的提高有益于经济增长。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一定有益于民主的发展。已经有充分的经验表明,资本的全球流动改变了某些国家资本所有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经济地位,“在富国,那些受到良好教育、拥有金融和物质财产的人更有能力进入资本市场,所以他们有更强的动机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中获取利益;而在拉美国家,低工资、无技术的劳工聚集在城市地带,至少从短期来看,他们从开放经济中获益很少”(30)。这种资本赋权的偏向性使得劳工群体在与资方谈判时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且政府对于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依赖迫使它因恐惧资本外流而偏袒资方,这就导致了资本权力的上升及其对于民主的压制。(31)也就是说,虽然在民主政治的决策结构中,民众依靠多数获得了设置公共议程的权利,但是由于各种资本所施加于国家的强制性因素的存在,导致国家无法迎合民众的民主意愿,从而带来了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下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行动者中心主义范式将阶级分析和政治博弈论纳入政治过程中,消解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和谐论叙事。它详细描述了资本与民主之间相互适应、彼此调试的条件性机制,动态地展示了资本民主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范式虽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与民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过程论视角,但是却将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化约为达成制度均衡之前的一种过渡状态,实际上低估或忽视了现实资本主义民主困境的严重性。

  

   三、危机中的民主:资本与民主的冲突关系

  

   近年来,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政治逻辑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在西方学界得以复兴。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认为,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经济危机的产生与后果,这场危机实际上是一场资本主义民主危机,不仅显现了政府放松管制背景下金融自由化的危险性,而且演化为一种政治衰败——政府的无能以及政治结构内在的低效、分裂与冲突。(32)资本主义民主非但无法抵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而还是这场危机的一部分,这内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深层次矛盾。

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系统性地批驳了所谓资本与民主关系的“和谐论”观点。他们认为,“民主的资本主义”貌似是一套和谐的和彼此支持的制度,但是资本与民主在本性上遵循相互冲突的规则,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强调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而民主则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两者的优先性。资本的逻辑决定谋利成为经济活动的自觉追求,继而主张政治领域的最小干预或者运用政治机制为谋利行为服务;公民权的发展取决于民主制的进展,时刻面临着来自资本的强制性威胁,并希望通过民主制度建构起防范资本强权的保护机制。因此,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共存共生只是形式上的表现,这种“偶然的和谐”之所以能够出现有赖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特定制度的调整(accommodation):洛克调整在政治上排斥无财产的生产者,杰佛逊调整向生产者许以财产,麦迪逊调整分裂生产者,而凯恩斯调整消化无权力的工资和工薪工人阶级。(33)英国学者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民主和自由市场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民主资本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到处呼喊的战斗口号,它指明(或掩盖)一种有深刻疑难问题的关系。与自由市场共存的通常不是稳定的民主政府,而是经济无保障的多变的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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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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