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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耀邦叔叔

更新时间:2019-02-28 20:27:02
作者: 陶斯亮  
有五名政治局委员参会,足见中央对教育改革之重视。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他提议会前全体起立向耀邦叔叔默哀一分钟,此举甚得人心。

  

   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至始至终坐在赵的警卫秘书老马身旁。老马告我,耀邦叔叔在中央开会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最初的抢救是成功的, 眼看度过危险期,却因解便而卒,真是让人痛惜万分。老马还告我,对学潮的再次涌动,这次中央采取开明政策,只要不搞“打,砸,抢”,其余的,学生愿意怎么搞不去干涉。现在看来,这个“开明政策”应是赵紫阳个人的良好愿望。

  

   4月22日上午,我和母亲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耀邦叔叔的追悼会。只见沿街两侧站满了军人,在各路口均有大批警察,一派如临大敌的气氛。刚迈进人民大会堂,马晓力就过来说:“德平让我带话给你,人心如秤,各人自知,他感谢你。” 我知道德平此话是为了我写的那封信。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有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拄拐棍的,坐轮椅的。大家早早就在大厅排队静候。但直到十点钟中央领导人出现时仪式才开始,我看到一些老人已经快站立不住了。

  

   瞻仰遗容时队伍大乱,每个人都拼命驱前向耀邦告别。我好不容易挤到灵柩前,只见耀邦叔叔躺在水晶棺中,面部十分安祥,仿佛是在睡觉。当我看到他耳旁的淤斑时,才恍然意识到耀邦叔叔确实已永诀人世,于是忍不住失声痛哭。我一边鞠躬,一边哭一边走,很快就被后面人给顶了出来,都没来得及向李昭阿姨和德平致哀。

  

   两天后去中央统战部上班,遇到德平,他一身黑西装黑领带,人消瘦了些。我拥抱了他一下,一切尽在不言中。德平告诉我,李昭阿姨异常坚强,嘱咐孩子们在葬礼上要庄重冷静,不亢不卑,不掉眼泪。但是当他看到群众场面时还是忍不住流泪了。他还说全家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希望千万祥和处理这次事件,“千令万禁不如一忍”。信的结尾是“颂祖国大地吉祥”。最后德平对我说:“我们是有特殊关系的朋友,你这个傻姐姐的心意我都明白。”

  

   我曾问过母亲:“你认为党内最天真的人是谁?”“耀邦、阎明复。”母亲笑眯眯的回答。这样的答案我也从李瑞环口中听过:还是在当全国青联委员时,我就认识了瑞环,他当时是全国青联副主席。2001年的某天我去看望他时,他满怀深情的对我说,至今忆起耀邦觉得没有一点不好的。他说耀邦非常单纯善良,书读得很多,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也能琢磨出思路来,还有点书生气,充满着理想主义激情。如果非要说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眼里没坏人。耀邦担任总书记后, 瑞环曾直言不讳的指出有的人有问题,耀邦不以为然,认为瑞环看人太偏,“我还能不比你了解?”。待他下台后,有次瑞环去看他,耀邦说:“对有的人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多天真的一个人啊!”瑞环感叹的说。

  

   耀邦叔叔的透明人格让无数人喜欢他亲近他,他的坦荡与赤诚是他最大的特点,赢得了党内外崇高声誉。但也正是这一特点,有时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我接触陆铿后才感悟到的。

  

   1991年春,我随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第一站是洛杉矶。由于当地报纸公布了代表团名单,所以很多留美老朋友纷纷来看望。在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我刚出电梯,就见一白发绅士坐在电梯对面沙发上,眼睛盯着我。我走到大堂外准备上车,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人竟站到我旁边悄声说:“你不用说话,听我说,我是陆铿,可以告诉你的电话吗?”回国后的某天凌晨六点,突然电话铃响,谁这么早来电话?我老大不情愿的拿起听筒,“喂,陶斯亮吗?你能告诉我邓小平的住址吗?”我吃惊得睡意全无,心想这人有病啊!我们都不算认识,上来就问邓的地址,全然不顾打扰别人睡觉,也不管我的电话是否受监听,就这么肆无忌惮的问国家最高领导人住址?我有点生气了,回答:“邓的地址,我怎么可能知道!”其实我确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告他。

  

   由此我联想到这陆铿对耀邦叔叔造成的致命伤害。陆这个人历史背景相当复杂,与国共两党均有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1985年5月,时任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的陆铿,来北京采访中共高层领导,在邓、胡、赵三大巨头中,他选择了采访胡耀邦。用他自已的话说:“邓的强势作风,很可能把我轰将出来,胡坦率而赵有城府,故而选胡。”,果然,全无心机的耀邦叔叔面对职场老狐狸毫无戒心,襟怀坦荡的问什么答什么。后来陆铿全然不顾与“中新社”达成的约定,也拒绝胡提出的“不要每句话都发表”的要求和七处修改意见,执意将对耀邦的采访录音全文发表,成为耀邦叔叔下台的一大重要原因。耀邦叔叔的光明磊落已经载入青史,但他的悲剧之一则在于他太不懂〝厚黑学〞。

  

   还是在统战部工作时,一天,我与胡德平谈到父辈,谈到延安的“桃园三结义”,德平讲了一段往事。因为陶铸是从白区来延安的,而胡耀邦、王鹤寿在组织部门工作,自然要奉命审查陶铸。陶铸从前线回来很是生气,一面狠狠拉抽屉,一面气呼呼的说:“哼!对人不信任,这还让人怎么工作?” 胡耀邦一旁暗暗窃笑。耀邦叔叔说,要说朋友间有过矛盾,也就到此为止了,之后三人仍是好朋友。

  

   叶永烈在他写的《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中也写道:“胡耀邦跟陶铸,有着很深的友谊。胡耀邦脾气爽快,陶铸性格开朗,两人很谈得来。有时,他们也发生争论,争完又和好如初,谁也不在心中留下芥蒂。”

  

   但是,当初延安那三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中的另一个呢?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呢?说起他,我心中充满遗憾还有隐隐的痛。

  

   德平曾对我说,“文革”开始后,似乎陶对胡并无关切,而1987年反自由化王却成了反胡的主力。“这些我都理解,谁也不能怪,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包括赵,我现在完全理解和谅解他了,毕竟在最后,他保全了自己的人格。” 德平的襟怀让我敬重。

  

   王任重叔叔曾对我说过:“在共产党里,只能说‘左’或是更‘左’些,没有人能说自己一点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因为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本身就是‘左’的” 。 其实在共产党的逻辑中不是极“左”就属于右,如此看来,耀邦叔叔属右,而我父亲是比较“左”的,他自己都说过自己“唯独不会犯右的错误”。在广东土政、大跃进和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积极推动执行了极“左”路线。但由于他重视基层,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对农民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热爱,加之他那点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情怀,小时候又受过儒家浸润,这使他骨子里有种民本色彩。所以广东的老干部这样评价他:“当‘左’风袭来时他积极执行,但一旦纠偏时,他比谁改得都快”。文革中父亲虽遭受迫害,但江青一伙对他的两个定性却是准确的,一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二是“形左实右”。

  

   而王鹤寿外表严肃,内在倔强,甚至有点清高,不像胡、陶那般活泼外向。但他内心其实是非常丰富和细腻的。耀邦叔叔是有话必说的透明人,陶铸干脆就是个炮筒子,而鹤寿不说则已,一说绝对直刺要害,毫不留情。如他对一位他认为出卖了自己的老同志竟说“我一见他就恶心!”

  

   当年“桃园三结义”,如今恩断义绝,令人感叹唏嘘!为什么会这样?我内心的苦痛和困惑难以言表。王鹤寿在敌人面前是铮铮铁骨,他曾6次坐过国民党监狱,一次也没屈服过,文革中被关押10年,批斗573场,均凛凛然昂首渡过,从没有动摇过初心和信仰。让他出任第一任中纪委实际主持工作的书记,中央除了信任他的能力外,恐怕还有他强硬的政治立场和绝不含糊的原则性。如对“61人叛徒集团”,中央早已平反,是耀邦叔叔亲自处理的,但王鹤寿就是不能接受,他愤愤地说:“共产党员搞假自首,像什么样子!”。所以当党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时 ,王仍停留在革命党阶段。但朋友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不妨碍朋友间的感情,在耀邦叔叔最苦闷的时候,向最要好的朋友王鹤寿倾诉衷肠。我相信当时王鹤寿尽管会不完全赞成胡的主张,但也绝不会想出卖胡。上面我介绍的王的性格特征说明了这点。

  

   但是当薄老奉圣谕来向他打探胡的情况时,套出了他与胡曾有私下密谈(其实就是在中纪委王的办公室谈的),并立即汇报给了陈云。陈云是党内极受崇敬的元老,是胡陶王共同的老上级,尤其与王关系更为密切。陈云询问胡王的谈话内容,王不得不说。陈云让王在党的生活会上将他们的这次谈话如实讲出来,态度之坚决不容置疑。最初王拒绝,但陈云说你不说我就去说。这使王陷入“二选一”的困境,一方面是多年挚友不应落井下石,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最崇敬的老领导替自己顶雷,况且陈云还是以党和中央的名义要求他的。即使这样,如果不是陈云,换其他任何中央领导人,他都会拒绝的。最后是“党性”战胜私人感情,在“老朋友”和“老领导”之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后者,做了让耀邦叔叔伤心痛哭的事。但他也惩罚了自己,从此闭门谢客。某老都进到院子里了,他就是紧闭房门拒见。王昆姐(王鹤寿的侄女)曾说起过一件事,在耀邦病危住在北京医院抢救时,王鹤寿曾赶去探望耀邦,因正在抢救的过程中,医生拒绝任何人探视,鹤寿久久独坐在病房门外,等了很长时间才默默离去。无论他想对耀邦说什么,此时为时已晚!屋里耀邦生命之火正逐渐熄灭,而外面鹤寿与耀邦的一世情也随风而去了。一直到1999年3月王鹤寿去世,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与书为伴,几乎整天都手不释卷,脚下的地毯都磨成了一块白布。我每次去看他,虽然从不说什么,但我仍能感觉出他那深入骨髄的寂寞,他在自我放逐啊!我虽不赞同他对耀邦叔叔的所作所为,但每当面对青灯孤影下的这位老人时,总会心生怜悯。以90岁高龄去世,却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这说明他心灰意冷到对自己的一生无一字可言。

  

   谈到“人性”和“党性”,这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往往都是个艰难的选择。就拿我母亲来说,她从来把党性看的高于一切,但当党组织在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将她刚生下四十天的儿子卖了100块大洋作为党费后,她服从了,这是她的党性。但是她内心难以割舍,暗中以泪洗面,这是她的人性。与父亲吵了一辈子,大多为了工作上的事,这是她的党性,但当父亲落难,病的奄奄一息时,她不弃不离,甚至写信向中央表白“既使他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此时我也不能离开他”, 这又是她的人性。“人性”是人生而就有的秉性,是人类的共性。而“党性”则上升到精神层面,它包含了理想与信仰。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那么多共产党烈士会慷慨赴死,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党性高于一切,这是党历来的传统,无论陈云还是薄老,无非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并无何不妥。但党内民主生活会开成类似文革的大批判大揭发,这就不正常了,以至于习仲勋愤怒地拍案而起。特别是竟然罢免了耀邦,这是王始料不及的,对他的良心是重重的一戳。

  

   “人性”、“党性”並不是对立的关系,是“极左路线”片面强调阶级性,有意圧制人性,所以才会发生“反右运动”、“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那些令人发指的泯灭人性的行为。要有党性,更要有人性,在中央再三提出“以人为本”新时期的治国理念下,再也不应有将二者对立的情况发生。

  

耀邦叔叔走后,李昭阿姨常来探望母亲,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清明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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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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